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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瑾 | 虞和平:一个传薪者的精神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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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7-4 10:05:0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虞和平:一个传薪者的精神谱系

窗子朝南。吊兰牢牢地占据了书桌一角,尽管疏于浇水,但在阳光看来,似乎过于茂盛了——与整个21世纪一样,一时找不到悠长的根部。电脑偶尔发出微微的轰鸣,一天中,至少有12个小时它将面对大量的文字,偶尔插入的游戏或视频,对庞大的故纸堆来说,不过是现实的调味品。

一南一北两张书桌等同于两个驿站,也是时间的背书者。6年时间,它们见证了一个人457册、32万页稿本抄本的整理和编纂。两台电脑里,保存着1000万字已出版著述的底稿。

40年,中国进入了世界,一个人进入了老年。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只是生活在恐惧或爱的表层,体会不到黑字变成白发的欢欣与悲切。如果不被理解或只是被肤浅地接纳,智力的自尊自然止不住现实的创伤和滑坡。那么,又该怎么评价一个人和他孤独的世界?



他成了以“现代化范式”系统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第一个实践者

1973年秋天,虞和平在北京大学开始了人生第二个起点。

北大校园是一条均衡的时间分界线,是虞和平的,也是中国学术的。这一年,北京的街头还没有沙尘、浓雾和拥挤的人群,批判和揭露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现代化大幕的开启尚为天方夜谭。

虞和平对这些并不陌生。1966年11月11日,这个在浙江宁波市镇海县大碶区出生、长大的青年人,已经爬上火车一路北上,到了人山人海的天安门广场。

事后,他回忆说,那天很冷,没穿袜子。这个细节意味着,在人的心里,只有寒冷是真实的。

1976年,虞和平再也不会回到村里干会计了,他以正式工作人员的身份,挺胸走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大门:面前的道路上铺满了日子砌成的方砖,也铺满了一个个亟待破题的陈年旧识。

对数字的天然敏感,让他陷入各种表格中。谁都知道,从数字中拎出清晰的中国形象,是一门高超的手艺。

嗣后40年,这位“手艺人”栖居在晚清名臣荣禄的府邸里,与这个世界进行复杂而隐秘的对话。

东厂胡同一号,荣禄之后黎元洪的住宅,这一旧一新、一帝制一共和的替代,似乎预示着虞和平推动的“革命化-现代化”范式变迁,是多么巧合而又入情入理。

虞和平从不批评人,也不批判人,他对范式的更改是“蹑手蹑脚”的。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比一般人都认同布洛赫“有意的史料”的道理。

真正的历史学,是解释的,而不是事实的——后者归属于考古学,承认这点和否认这点,同样悲哀而无助。翻开一部部史书,我们所看到的史料,都归属于解释,一种言说的技巧。

这一点,詹金斯说得更加洞彻:历史学家们近似于神秘地永远能从他们对“过去”的造访中带回他们想要的历史。

在他眼里,历史作品使用的是形式与体裁被严格规定的语言,并且永远是由一连串修辞工具与文体象征构成的。

中国重史,不是重史料,而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即如侯旭东所说,传世的史书在一定意义上成为控制、引导和限制后人认识过去的工具,并大体操控了人们的历史记忆。

虞和平不一定认同“史书出、史料亡”的说辞,但一定相信,范式也好,分期也罢,都是一种寻求正当性和合法性的叙事结构。

进入北大20年后的1993年,45岁的虞和平才出版了第一部独立著作《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这无异于一枚巨型炸弹。人们忽然发现,一向死气沉沉的商会研究,被虞和平将四周的围墙夷为平地了。

当一些机构忙着把奖项颁给这部作品时,虞和平已悄悄调转了航向。似乎,他出现在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唯一目的,就是改变集体性说话方式,让一种更多元、更纯粹的语言渗入火种中。

更大变化在2001年,当他主编的3卷本《中国现代化历程》历时7年问世,学界发现这个个头不高、温文尔雅的人,已成了以“现代化范式”系统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第一个实践者。

这个称呼一定让他惶恐而退缩,因为人们遗忘了这样一个事实:1993年,同时点燃现代化范式导火索的有3个人:一个是他的授课老师罗荣渠,一个是他的授业恩师章开沅,他们分别拿着《现代化新论》《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试图营救陷入僵化和绝望境地的历史解释方式,虞和平还是后一本书的作者之一。

不过,需要提醒一句:虞和平的代化范式不是排斥而是包容了革命化范式,这是一种叙事技巧还是一种开放性,我还没有确切的答案。



历史是人类留给自己的遗嘱,只有虞和平这样的学人才会认真继承

北京万寿路甲15号院。院子里竹影扶疏,一个比较靠谱的说法是,老版电视剧《红楼梦》在这里取了几个镜头。

5号楼的大厅里,悬挂着岭南画派大师关山月的巨幅梅花图。一层面南的5121房间,彼时我见到的虞和平,已是55岁的中年人。

在虞和平的笔下,历史不再是暴力的和赤裸裸的二元对立的——以往的历史多么伤人啊,它将我们祖先的生活化约为对立和冲突,并强行塞进我们的世界。

我们面前只有一条反向无限延伸的道路。似乎我们成了机器人,站队和排队是一生中唯一唾手可得而又不可须臾离之的工具性乐趣。

虞和平早期的作品中,我自以为发现了他的聪明和狡黠。

他把手术刀首先切入了商会的身体:对这样一个僵死多年的动物下手是多么的安全,没有谁会一出手就直奔上层建筑的七寸——这自然也符合博士研究生的风格,从具体而微的角度入手,进而解剖一个宏大机器的肌体。

尽管师事虞和平多年,我依旧无法准确地说出现代化范式的准确含义,将其界定为一个概念是多么简单和愚蠢,但我已然知道,可以将一个瓶子描绘成一幅画、一辆车、一个人,而不必担心接受非黑即白的指责。

现代化范式多么具有孩子气啊,它并不先锋,也不叛逆,而是被自己的节奏和脚步牵引着,一步步支撑着我们对历史和现实的认识。

时间回到我们再也回不去的晚清和“民国”。

1902年,民间财富与政府权力第一次进行了妥协和结合:洪流翻滚的上海滩建立起中国近现代商业史上第一个商会。11年后,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在北京召开发起会议。

这些事件,本来尘封在沾满灰尘的档案中,虞和平却发现了它的意义:商会是随着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的兴起而产生的,它一来到世间就肩负着为中国的早期现代化而奋斗的历史使命。

我去一个人的府上拜访,总是无意识地看看墙上挂着什么,书房里摆着什么,“什么”代表了主人对这个驳杂世界的态度。这一癖好,还是一个温州朋友告诉我的。

在蓬莱苑的书房里,一本本书籍如同一张张照片,将旧时的中国与眼前的我连接起来。我不经意间发现了虞和平的《近代中国商人》,版权页显示,这本仅仅146页小册子出版于1996年。

尽管市场的大潮在华夏古老的大地上涌动了18年,但“承认”是缓慢的,虞和平以一个历史学家的洞察“宣告了中国商人这棵老树获得新生的时代已经到来”。

这一年,马云还在兜售着自己的黄页;这一年,宗庆后往自己的商业帝国里搭上了最重要的一块砖——推出了娃哈哈纯净水。

他们都不可能想到,虞和平发现了他们前辈的阶级性:商人,作为中国现代化的主干队伍,应该有更大的作为。

当然,他们更不可能想到,5年前,虞和平已在《商会与中国资产阶级自为化问题》中,提出中国资产阶级在1913年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正式成立后进入了“自为”的阶段。

这一发现是石破天惊的,也是深具暗示性的。

我不知道一个江南水田出生的人为什么会将一个阶层的身份界定得如此清晰。如果将虞和平的研究仅仅归结为为稻粱谋,显然错失了深入知识分子内心世界的机会。

如果只是为衣食计,他不会以一天超过12个小时的定力,端坐在书桌前,撰写只有几千个最多只有几万个读者的文字。

卖茶叶蛋都比这挣得多,脑体倒挂是这个社会不可理喻的绝症。

某天,虞和平稍微有了感觉,他在新出版的《20世纪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当我打开这部散发着油墨香的册子,扉页上的落款是不太潇洒的“平翁”二字。

是的,“平翁”,这个走向老年的知识人,以一副长者的样子和一颗青春的心,回应着一个不太美好的世界。

历史是人类留给自己的遗嘱,只有像虞和平这样的学人才会认真继承。

在旧纸堆里,他找出了经元善、周学熙,找出了20世纪中国企业家中的风云人物,甚至在2002年和2003年,他将尘封多少载的张謇、穆藕初、范旭东、简氏兄弟、荣氏兄弟、周学熙、卢作孚、宋则久、刘鸿生、郭乐等巨商鸿绅,一个个送上了激光照排的报纸。

这些人和我们生活的关联,远比我们认识得要复杂和沉重得多。我们对世界和内心更彻底的追问,是通过虞和平和类似他这样的同行完成的。

在可口可乐、全聚德、耐克、卡宴还有半夜都可能滴滴作响的手机面前,历史的残酷被消解消融了,它的本来面目,在一群深埋在案头的职业人这里得到了承认恢复。面对这些,我们该感谢还是惭愧,真是一个问题。

如果只把虞和平当作一个历史学家,那么,很遗憾,你错了。



这位著名的教育学大师,十分客气地称呼弟子为先生

桂子山,位于武昌南湖之滨。1952年,搬迁而来的华中师范大学,将这座占地2000多亩的山拥抱在怀里。老一代华师人都记得,山上慢慢种满了桂树,山下的学子,种子一般一拨拨撒满全国各地。

现在,除一年一度的9月桂花节,校园里还有一道人文的风景:细心的人会发现,一个90岁的老人时常四处散步。

他,就是辛亥革命史学泰斗——学界著名的“章门”缔造者章开沅。30年前的1986年,虞和平获得章开沅的青睐,经过投书自荐和考试,成为一名章门弟子。

两年半后,虞和平完成赖以成名的博士论文,重回近代史研究所,成为那里的第一个博士。

初读章开沅写给虞和平的一篇序言时,我颇为惊讶。这位著名的教育学大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第一、二届评议组成员、召集人,十分客气地称呼弟子为先生——章开沅在学术上最不习惯和最不喜欢的,就是客气。据说,一些已成名多年甚至地位显赫的弟子见了老师既亲热又打怵。

他说,虞和平先生多年以来,勤于搜求资料,潜心理论探讨,已经有多方面的专题研究成果问世,或属于史料编辑,或属于人物研究,或属于社团剖析,或属于理论框架,大多都能给读者新的启发,颇得中外学者的好评。

这一评价,类似于一个导师给即将出关的学生的一个毕业鉴定。其中,我尤其注意到“或属于史料编辑”和“或属于理论框架”这两句。因为,上帝给了一个合格的历史学家两根拐棍,一个是史料编纂,一个是理论研究。缺少了史料,这样一个学科将再次陷入虚无缥缈而无谓的玄哲之争。

在我看来,事实是最高的哲学,也是最真的思想。如果展开说,可以这么表述,过去缺席是历史的本质属相,由于时间的单向流动性或不可逆性,我们注定无法重回现场,只能借助一些媒介来完成对过去的追忆。

遗迹、文字或更宏观而言的史料,是我们实现集体记忆、通往时间逆旅的渡口。“不仅关系到事件,而且关系到那些事件可以被表明呈现出来的可能的关系系列。这些关系系列并非内在于事件本身之中;它们只存在于对其进行反思的历史学家的内心之中”,海登·怀特在讨论历史学时,给予了历史学家偏于神性的界定。

我们可以不认同他的立场,但无法否认历史学家身兼思想家的角色。

2009年,虞和平开始了修行式的“宅男”生活。

无数个日日夜夜,我看见他在电脑前端坐如老僧,电脑换了几台,他还是保持同样的姿势。知了在他的窗前鸣叫了6次,树影浓了又稀了。

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对这种“坐”功的崇敬,还是老实巴交地记个流水账吧:

他编辑《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影印本,成书457册、32万页,单单目录就123969条、270万字。

其间,还主编了1037册《中国抗战史料丛刊》,合65万页,收书刊4400册。

我知道,虞和平对这样一个数据是否能占据吉尼斯一角了无兴趣,但必须肯定,他在自己和自己较劲儿的过程中,登上了个人事业的第二座高峰。

某天,虞和平忽然对我说,他发现了张之洞的“密探”。

这句话提醒了我,编辑这样一部大书不是剪刀加浆糊,而需要一个字一个字地认真校读。

他又不无遗憾地叹息,写论文的时间被一张张档案填满了。

这件小事我觉得有必要记载,就写在了自己的评论集《纸别裁》里:可惜,虞和平先生因公务繁忙,不能专文研究,而是嘱我阅读茅海建的成果,并微信告诉我,上海、北京、天津等地都有张氏的密探。

我完全理解出版社不经意间流露出的担忧,出版社要理想更要市场。

虞和平是理想主义的,他夜以继日地赶路,不是沉浸在自以为是的幻觉里,而是企图还世界一个清晰的答案。

我觉得有必要更正一种偏见,阐述哲理的才是思想家,整理资料的不是,多么固执而执拗的误会啊。

历史已不再满足于一种叙述方式,而是为多种叙述提供基本的素材,正是一页页档案的拼接,构成了丰富多彩的故事或图谱。

在这些档案前,我更愿意将虞和平形容为机器人,他放弃利用编纂技法提供一种“隐喻性描绘”——这是预设的,也是真实/历史的最大敌人,他原原本本地将档案摆出来而不是考证、论述和分析。

他的分析工作已经在现代化范式中完成了,而不需要再次矫情地证明自己的敏锐和深邃。史料学功夫位于思想史食物链的顶端,还有什么比提供完整、充盈的素材更富于挑战和富于超越性价值呢?

1967年7月下旬,虞和平和弟弟去东钱湖的一家农场打工。晚上,这个未来中国故事的解释者住在猪圈里。

他颇为欣喜地回忆:偌大一个猪舍,就我们两人住,倒也自在方便。

自在和勤劳似乎是虞和平一生的基调。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认为,知识具有权力——只是这种权力碰到硬邦邦的中国式现实,可以听到清晰的、破碎的声音。

在书斋中,一种知识分子的无力感和使命感交替在他的心里蔓延,他努力保持着对中国现代化的想象力,也努力在档案室里寻找晦暗的旧式中国的影子。

但这种努力丝毫没有改变个人为数不多的嗜好和兴趣,他在自己的斗室或微小的世界里泡一杯茶,安静地敲击开某人的信札或日记,间或玩几把空当接龙的游戏。

虞和平最热衷的游戏,就是钻进文字里,寻找和重新理解悲伤的、深沉的和舒畅的中国痕迹。

这是一个精神游荡者的世界,他能出得来,我们,却进不去。

作者:李瑾,文章来源:封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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