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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培德:型塑辛亥革命的叙述架构

发布者: 白水 | 发布时间: 2018-7-7 15:42| 查看数: 80| 评论数: 0|帖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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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D- V, @. f+ Q) n, H( i  ^

0 J9 v/ l/ [1 b) r  @  t  C  “将武昌起义及其后响应的事件都统称为辛亥革命,这牵扯到事件彼此连属关系之界定的问题,亦即如何去判定事件究竟是单一的‘乱事’,还是统属于同一革命。”本文整理和分析了“公领域”报纸以及“私领域”日记对1911年10月到1912年2月清帝逊位之间发生的各革命事件之叙述,从而探索辛亥革命叙述架构的萌发和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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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_) ?, s6 Q' l/ V" a  出自《辛亥革命与百年中国》第2册,有删节。作者沙培德,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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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q8 \  S$ k0 M, e, d! @" C  K# V" N  ​武昌起义于辛亥十月十日夜爆发时,没有人意料到这将引发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至少在当时没有人会真的想到,各地竟然在几个礼拜之内就相继以“革命”或“共和”的名义宣布独立或自治而脱离了清朝,进之于几个月之后迫使清朝皇帝退位了。而武昌起义及其所引发的一连串响应革命的事件之间究竟有何因果关系,至今则仍未得到适足的辨析。/ d& u" j: `7 @* T

! q. }  b- M! L, O4 ?  革命得以成功的因素之一就在一种诉诸民族情结的革命叙述架构(narrative framework)经过多年的酝酿之后,终于排山倒海地散播开来,无法遏抑,以至于武昌一变天,各地很快地就跟着响应,甚至大到牵动了省份,而这都在在符应了这些革命叙述架构所预见的征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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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 ~5 t1 `2 I  这并非在说,清朝的覆亡是势所难挡的;而是在于说,当时中国人民已经可以理解到革命所象征的从帝制丕变为共和的政体改易。这样的理解是需要透过各种流通的文字或口耳相传的“叙述”的潜移默化后才得以酝酿而成的。而几乎所有识字的中国人,不管是站在拥护或反对清朝的立场,都已对这种革命叙述各具一定程度上的体认;换句话说,中国当代的精英分子可以说已经对这些政治变动所透露的革命前兆,了然于心了,而不管革命的结果是好是坏,他们本身都已身不由己地躬逢其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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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的日记,就记录下许多当时人们对武昌起义及其后续革命事件的种种反响。而从本文所采样的日记来看,很少有人可以就此忽略或质疑武昌起义的重要性。一旦把日记与报纸的叙述说法整合起来时,我们就可以对革命从爆发到11月份的这当中的发展过程,有一个较深刻的印象。有些日记作者虽坚决反对革命,却不得不接受武昌起义所引发的一连串革命连锁效应导致清帝逊位的事实。唯独有几位日记作者似乎还在状况之外而认为,这些革命变乱不过是一种朝代兴衰的循环,径自将革命分子都当作是“乱臣贼子”,根本就无法接受将会有新的合法政权代之而起的可能性。虽说当时绝大多数的时局看官,从未把20世纪最初十年间的起义事件,甚或后来的川乱,看作是真正的革命的开始,而是直到武昌起义爆发之后,他们才惊觉事态的不同,这才猛然意识到革命俨然已是箭在弦上,一发不可收拾了。本文旨在检视当时的人们是如何又为何接受辛亥革命已成定局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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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须知,当时绝大多数的人都是未参与革命行动的旁观者。革命当然是由付出实际行动的少数人所带动的。而旁观者虽居于被动角色却也是可以牵动革命的局势演变,因为要不是他们直接或间接“叙述”革命的发生的话,革命很可能就失败了。武昌起义并非一爆发就被认为是一个真正革命的开端,所以说,一种型塑辛亥革命的革命叙述架构就尚未出现。但是当清军自武昌一役溃败并接着兵败如山倒般地于数星期之内失陷了许多重要城市之后,革命叙述就此开始传得沸沸扬扬的了。1 L0 @7 }8 h# B;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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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中国的新闻媒体不仅立刻将全国的这些军事与政治事件向读者披露并作评议,还报道了各国的反应。本文着重以当时的两大日报——上海的《申报》与天津的《大公报》——为研究案例,来探索革命事件是怎么被人放进革命叙述架构之中,从而追查革命叙述架构是怎么萌发的。此外,当代日记针对革命事件而做的诸多叙述,对了解革命叙述架构的萌发,也起到了“拾缀补遗”的作用。当报纸与日记对各个革命事件的发生做出叙述的同时,事实上也一起型塑了辛亥革命的叙述架构。报纸运作于“公领域”的范畴,而日记则属于“私领域”的范畴。当我们去翻阅日记的日志像是1911年11月的内容时,我们看得出日记作者本身并不知道辛亥革命的叙述架构会有什么样的结局,所以说辛亥革命的叙述架构还是未完成的故事。然而,我们却可以看得出报纸与大多数的日记作者,都同时跟一定相同的事件(像是苏州宣布独立、湖南成立民军、官眷回归旧籍)联结上关系。如果这些事件有着环环相扣的关系,那么全部放在一起就诉说着一件大纪事了。" x- |2 W. d" C8 M, W6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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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社虽未在全中国各地都设有分号,一旦有新闻价值的事件发生了,其旗下的记者仍可运用电报来对外发布消息。虽说当时的新闻业尚未完全达到专业水准的地步,但人们还是可以大略地从林林总总的新闻版面当中分辨出新闻究竟是属第一手、转载、传闻或者社论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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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在社论当中,将武昌起义及其后响应的事件都统称为辛亥革命,这牵扯到事件彼此连属关系之界定的问题,亦即如何去判定事件究竟是单一的“乱事”,还是统属于同一革命。而一旦认定是革命,事情就严重了,不是一两句话就可交代清楚的,而是有头有尾的一个过程。一旦革命思想打入中国政治意识,革命党的每一个活动就为“革命叙述架构”添上一笔了。5 s) X  ^6 y0 H3 M: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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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去检验发生于1911年10月到1912年2月清帝逊位之间的革命事件的“叙述说法”是如何被建构起来时,就比较能够去掌握到此一事件从其报道开始所产生的影响,及其往后对历史意识所产生可能的影响等。创立于1872年的《申报》是一个政治倾向相当中立之全国性的商业报纸。  F% ]: t+ n. D6 E( y

: A( E4 d* Y/ ^6 {9 F  不过,随着武昌起义爆发之后,《申报》对清朝的批评便跟着加剧了,而其立场很快地就转向支持革命。11月初上海一被革命党攻下,《申报》俨然就成了革命党的传声筒了。而由一位具有个人思维之天主教徒的满洲人创刊于1902年的《大公报》,始终大力鼓吹君主立宪。《大公报》对清廷与革命党人的批判性,都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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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Y9 k: B0 Y! _0 ^  《申报》版的辛亥革命叙述主要是放在报道对革命从奋斗到最后成功之后以1912年孙中山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为最高潮之过程的正面叙述,与国民党于1928年以后在上千版本教科书当中之置入性行销的官定版迥异。然而,《申报》的叙述,并非是横跨1911至1912年之间的冬天的唯一版本。《大公报》所描绘的革命叙述,着眼于革命实事之论断,而不在于奋斗成功的过程,其内容大多比较偏向各种负面的报道。《大公报》认为,革命是民怨积久而成的,势所难免,但怕就怕革命会带来像《申报》所庆祝的“汉民族意识”抬头的后果,反而造成国家民族的分裂,所以与其革命,倒不如去努力付诸实行保留了皇帝某种象征性地位的君主立宪要来得高明一点。《大公报》版的革命叙述架构的最终高潮并非是在1912年1月1日南京共和政府成立之时,而是同年2月12日的清帝宣布退位一事。《申报》与《大公报》的革命叙述架构,同样都是采“武昌乱事”——“革命响应”——“建立共和”的三部曲式的转折。当然,要刻意在这两份每天都塞满各种有关政客、土匪与外国新闻的报纸当中去挖掘革命叙述架构的蛛丝马迹,是有其勉强之处。《申报》版的革命叙述,象征一个种族自我救赎的胜利,即汉民族的复兴,而《大公报》版的革命叙述,至少还有一个清楚的结局高潮——象征中国新时代开始的清帝逊位。此一新时代的开始,或许就是革命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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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z- S: _8 z% i  很显然地,革命叙述架构早已是中国精英分子用来理解当代事件的一个工具。而在历经一个世代时间之久的革命运动的鼓吹下,革命叙述架构就更加丰硕而扎实了。须知,虽说四川在10月10日以后就连同其他长江中游地区与南方省份都成为革命叙述的主角,但是武昌起义前的四川保路风潮或川乱,并不属于革命叙述架构的范畴之内,而报纸也当然没有将武昌起义前的一个世代当中所出现的各种举事列入革命叙述架构的范畴之内,纵使有些举事是革命党所发动的。武昌起义一开始也是先被当作是像四川一样的动乱而被议论纷纷,但很快地大家就注意到武昌起义有别于其他动乱快速地引发了各省的响应,就此开启了革命叙述架构的扉页。发起保路运动的人并不以革命走卒自居或以革命为其标的。就算报纸最初有关武昌起义的报道大都不太准确,但对带头发难的革命党员身份都再明确不过了,由是报纸与日记作者都开始以“革命军”相称,而回溯起来,这即是辛亥革命叙述架构的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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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B2 _) R) P( p$ r+ O  ​10月:从武昌乱事到响应革命2 n2 |7 W3 v& f+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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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界起初对武昌起义爆发作何反应?武昌起义比起早前的举事、黄花岗之役以及四川尚未止息的保路风潮,又有何不同?当然,没有谁能说得准“辛亥革命”已经开始了,也就是说没有人料到清朝就这么快地被推翻了。《大公报》到十月中的版面其所录的官方电文中,还提到“革党”、“匪党”或“革匪”等意图举事造反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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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申报》的新闻较紊乱,前一天的评论才说,武昌起义事机败露,拿获革命党多人;第二天的评论,就改以“武昌革命”为题,标榜武昌起义是革命党最为成功之举事,并举出湖北、湖南、四川等地的军民有转向支持革命党的趋势。同样在几天之内,《大公报》也报道了总理大臣担心若不快速平定武昌,长江各省都会跟着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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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昌起义后,《申报》评论栏内就道出当时中国动荡不安之中隐伏着各种变数的局势:就当大家担忧革命动乱让土匪四处流窜之余,也只能等着看究竟哪一边会胜出。几天后其评论栏又发文表示:不待谁胜出,局势稳定前,只能先求自保。《申报》的报道总会点名身份是革命党、土匪或者假冒革命党的土匪,而《大公报》的报道就比较笼统,一概说是乱事云云;两大报都忧虑中国陷入混乱,但是《大公报》比《申报》更紧张于局势的演变。0 ?( |9 \; D* T. x) E, j; ~& W!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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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公报》看来,武昌起义之所以一发不可收拾,就在清朝早已失去民心了。而当此之时,军心又涣散,更让清廷难以挽回颓势。须知“治国之要道,首曰得民心,次曰得军心。若军民之心俱失,则社稷未有不颠危者。盖国者,民之集合体也,民之所以赖有国者,以性命财产惟国是依,故合众志众力维持而匡助之,使永巩固。设性命财产国家不能保护,或因而受危害,则民何贵乎有国”。因此,为今之计,只有改变治国政策一途了。; m( G- G) W7 A( p/ \7 a) g, }6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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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最早出现的“革命叙述架构”的雏形,可能就是《申报》文艺版所刊登的一篇小品文《水族革命记》。文中以寓言体裁暗讽龙王暴政引发“鱼民”革命而首开革命叙述架构之先。; _. W- _  z/ J# N, H4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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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虽说还不能就此断定革命叙述架构到十月底就已经形成了,但各家报纸都已经开始揣测,或许武昌起义有可能就是一个真正“革命”的开端了。当我们去翻阅当代人士日记所记述的对武昌起义的反应时,很显然地他们最初的反应都是将武昌起义与四川保路风潮一概而论。就有不少的观察人士都把武昌起义看作是川乱的延伸而已。只不过,很快地武昌起义没有大家所想的那么简单了,而是开始撼动清朝的统治基础。' x. o0 W( M, W/ i( A) O$ w

, t3 P8 N! M7 S- j, D  譬如,清朝的旧臣叶昌炽,就曾在他四月五日的阴历日记中,记述了他从报纸得知三月二十九日革命党围攻两广督署之役的消息,并对举事失败的年少革命党分子聊表悲叹敬畏之意。叶昌炽少说也是看了《申报》的报道,才会在初秋之时记述了川乱波及两广与湖南等地。然而,当武昌起义消息在起义两天后传到叶昌炽的耳里时,他深感惊骇,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听到清朝在一个重要省城失守。叶昌炽在日记里将湖广总督瑞澂弃城走避的始末略做了叙述。过了几个星期之后,叶昌炽又形容“鄂乱”犹如“炸弹爆发”般地扩散至湖南四川等地,而其言辞中将乱事的责任归咎于瑞澂的失职之程度,好似不下于其对革命党的不满。到了十月底,叶昌炽在日记中痛骂瑞澂“贪生丧耻”之余,就不时记述着清朝在各地告急的消息。- d' b" x% |/ o# a: e# ~9 y'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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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像叶昌炽这样的清朝官宦很少不会提及武昌起义所引爆的震撼弹,但他们却都尚未意识到这将会是一个足以撼动清朝基业的新兴势力,只把它当做是每天读报当中的一个新闻事件与注意官方消息的例行功课而已,而其日记仍旧是记述他们私人生活为主:生活步调依旧,未受革命事件的摆布。而同样是武昌起义的事件,若传到死硬革命派的耳里,自然就会有不同的反应。+ k+ g( D7 A: e' H' j

9 |( B" F, {: l' ]  黄尊三是加入同盟会的留日学生,而他早在四川保路风潮之初,就已推测“革命潮流”将会从此散播开来。当黄尊三从报中得知武昌起义所传来的捷报时,他立刻变得“欣喜欲狂,绕室仿徨,不知所措”,振奋到一夜难眠至天将明,入睡后还梦到与革命军一起奋战呢。我无法确知为何人在日本的黄尊三取得革命消息的时间相当缓慢。但碍于缺乏旅费,又经友人劝阻最好等到革命军占领上海之后再大家一起回去的意见之下,才暂且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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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k0 C  D) O) n" c- l# n  此后的三个星期当中,黄尊三就到处跟其他留日革命党同人大肆庆祝而无心于功课了。随着局势的发展,他们就越来越相信革命已是势所难挡了。5 {9 {" W* I! h$ s" h

6 j7 y) f! {3 _& `6 r$ C  而当时就读于北京清华学堂的吴宓,则代表对革命的第三方观点。从其日记可看出他并不太热衷于政治议题,把革命动荡当作是可以“增广见闻”的经验,并可用作将来写书的资料。甚至还说“能经此一番离奇变迁,目睹而心识之,亦人生不可多得之幸事也”。当然他也密切注意革命的发展。他虽然信手也将武昌起义写成是“乱事”,这并不代表他认同清朝的正当性地位。况且他认定满人歧视汉人。他的立场相当中立且安于现状,但很快地就意识到清朝有可能不保了。然而,清朝封锁北京一切革命消息的传递,让他对掌握时局的确切详情,大感不便,只能从旁人与同学辈中得知一些传闻。由于讯息紊乱,让他不知何去何从,加之各地交通中断,他只能待在原地静观其变。北京人心惶惶,出现了银行挤兑的情況。等到局势越来越糟时,他就十分忧虑自身生命与家人的安危;当校内同学都纷纷走避时,他也想前往上海与其父亲会合,但碍于局势混乱而作罢。吴宓评估,革命胜负全看袁世凯选择站在哪一边而定,但不论结果如何,都总要付出严重的代价,甚至有可能就此分裂成南北对峙的两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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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等到北京局势稍缓,新闻管道畅通之后,吴宓又对各报纸各说各话且夸大不实一事相当嫌恶:“吾辈今日处此,如在梦中,外间真确消息毫未闻知,实为不妥之事。”但至少现在他比较能够将心思放在书本上了。5 H+ \3 d. M9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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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革命叙述架构的萌发7 T6 F& m& S( b& T" g. U

5 N% n; ^5 c: m1 m" b  F# a# \  武昌起义很快就被视作是“革命”的发端,但是一个完整的“革命叙述架构”,则要等到11月后才会具体的形成,而形成的过程也相当快速。整个革命叙述架构的主要故事安排是,先有过去的压迫、反抗;才有现在的争端、战端和谈判两端;而未来的最后结局则是清朝被推翻了。大多不希望看到清朝被推翻的人,仍会密切注意革命叙述的诉求,因为革命就算没有成功,至少还能让清朝有一番基本改革的作为。2 k' {4 }% N# s

$ Z  v2 A) X" y  |4 E  《大公报》用了很多版面揣测袁世凯的一举一动。有意思的是,《大公报》比《申报》用更多的版面来解释革命的前因后果与革命党的诉求为何。两大报同样都追踪报道了革命党的消息,但只有《大公报》试图解释革命的宗旨与手段,或许《申报》已认定读者都知道革命是怎么一回事吧。; @# k4 u$ V  T, F)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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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报》在武昌起义后第九天,才借由报道湖北军政府的机关报的简章中首次提到革命的宗旨就是要建立共和,但没有解释共和的实质意义,或者如何建立共和。迟至起义的第十二天后,《申报》才在替军政府发布安抚人心的消息中表示:革命的宗旨在“驱除□□,建立民国,一扫从前之暴法苛政,出吾同胞于水火之中,即为吾同胞雪祖宗之耻,立子孙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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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同一天,《申报》还刊登了孙中山在日本的一个演讲,强调革命的宗旨就是要建立共和,而其所用的手段正是民族主义。5 C: v; U. G4 h' H& E$ [1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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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公报》的革命叙述,虽比较具批判性,却也比较具体地指出辛亥革命与前朝的乱事之间的不同之处就在:过去革命乱事的目的,都是为了当皇帝而杀人报仇与争城夺地,以至于过去的乱事不外是君主与乱党两方之间的竞争,而人民往往只是束手旁观而已;而现在乱事的目的,则是要革除“政治之不良者,以救同胞于水火之中”,人民之所以响应,就是想要回复其天赋人权与自由而已。武昌起义成不成功都已是“真革命”,而清廷要不要“真立宪”,都得先熬过革命这一关,所以中国未来的命运究竟是走向共和政体或者君主立宪,端视“真革命”与“真立宪”的胜负结局而定了。" R: z# n6 y9 D3 }0 u0 ^3 ]  y"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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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报》从11月开始的新闻版面就持续表示看好革命军的同时,也越来越对清军的不堪一击、狡诈及道德沦丧,嗤之以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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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公报》可就没那么相信革命的一切,并为了革命究竟是仇恨满族的种族革命,还是为了伸张民权的政治革命,进行论辩;但到后来就越来越认定革命党人骨子里就是反满的种族主义者,而就算辛亥革命是纯粹的政治革命,中国仍免不了陷入分裂的局势而遭外人所觊觎瓜分。即使如此,《大公报》在11月8日社论栏里仍不免要承认,革命党因懂得尊重人道、不滥杀无辜,才能掳获人心。这等于是在说革命党超脱了狭隘的种族意识形态,间接证明了革命党并非是狭隘的种族主义者。不过,隔天的同一社论栏,却是一副替清朝说项的语气,其拥护清朝的立场再鲜明不过了。# c0 l9 B: v4 |(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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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公报》纵使对革命党的态度不一,却始终担心“汉民族主义”会就此排斥他族,危害到中国的统一。种族革命一旦使中国民族四分五裂,演变为千百个各自为政的独立国之乱局,外国瓜分之祸就会随之而来。最后则是让黄种人被灭种了。而政治革命就算没有灭种的危机,还是会造成国家的动荡不安。《大公报》本身是支持设立国会的。但是要一下子从君主制转变为共和制,这当中的转变太快了。但不管是君主制或共和制的立宪政体,乃都不符于中国现实局势之需。/ _  P0 N! @* v) C" @8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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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大公报》到11月中也看到《申报》所看到的,就是革命风潮已是势所难挡的了,只剩下直隶、河南与东三省还可以苟延残喘。就连山东也“独立”了。至此,《大公报》再也不能不正视“革命叙述架构”的编撰了。2 f/ F! ?4 {, b* d7 D: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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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11月时,各方就已看坏清朝情势了。许多日记作者每天都会记载各地清军溃不成军的消息或传闻。即使知道此中传闻夸大不实居多,他们也会姑且听之。就算他们没有直接受到战祸的牵连,他们还是会从周遭谣言纷乱与银行挤兑等现象当中,感受到政治的大动荡。吴宓的日记就充满忧患意识,担忧中国的前途。他其实不太相信清朝会就此改革,但若真的改革,也许就会像他的老师说的一样:“革命之事或将由此而止”;要不然就是像吴宓所担忧的中国将分裂为南北对峙的两个国家。而目睹革命席卷全中国的他,似乎可以感受到中国正在历经一种不可逆转的根本转变。3 Q$ x1 S! t, m0 L! C+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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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昌炽只顾着在日记中记录这些听来读来的消息,却未见他发表任何个人的评论。而满洲人恩光则在日记中尽吐其对乱事的看法。他就感叹,清朝仁政千古未有;何以叛逆之徒竟意图引进外夷制度来摧毀中国数千年来的纲常伦理礼乐政治,使得清朝面临“国家危殆”的局势呢?恩光每日按表操课地写日志记事的同时,都会在日记上头的空白处加注一些札记与按语。这些札记与按语与日志日期不相吻合,以致无法确切掌握其注记时的日期。它们也许是后来针对日记所提及的事件而做的评论,不过却也正好说明恩光当时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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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_  u& ?( K2 f- h  ​12月:国庆大戏与亡国悲剧% n1 C% [! r. I" 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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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2月起,各家报纸已越来越把事件的焦点放在袁世凯与停战议和之上。 纵使《申报》仍不忘情报道革命创建共和的伟大功绩,却能开宗明义地点出,共和局势已定而各国却未能及时承认革命军政府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临时政府尚未设立。2 m6 W, Q- \1 g7 j( A9 k/ V2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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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报》早在临时政府正式成立以前就已开始以“中华民国”名号相称之,抑且也开始报道象征新民国时代来临的政治仪式,诸如:上海军政府就主持一项追悼革命烈士的典礼与游行仪式来表彰男女先烈慷慨赴义的侠义;接着又用一种推崇式的语调与大幅刊登孙中山肖像,来报道孙中山即将莅沪以及上海军政府该用何种礼节来迎接他的消息。至此,孙中山在各方眼里俨然已是中华英雄,甚至世界英雄,而受到大家的尊敬、爱戴与崇拜。他在流亡海外数十年之后,终于胜利归国了。7 ?6 J9 j! G! R, Y

6 r  r, W  l; m# O' o" s  对《大公报》来说,孙中山比较像是麻烦人物,而非歌颂的对象。《大公报》向革命党喊话:不该让战祸绵延荼毒百姓,为了国家人民的福祉,应速速停战议和,并接受一种融合了君权虚悬的君主立宪与民主内阁制的共和政体;《大公报》认为革命党的问题比较大,就在革命党单方面坚持完全共和,不顾清朝方面已经多所让步并同意制宪的事实,而一样是立宪政体,何苦拘泥于君主与民主的虚名而争执不下呢?《大公报》甚至还公开征文,向各方请益君主立宪与民主立宪之争的解决办法。从12月起到翌年1月就陆陆续续发表了标题为《君主民主立宪问题之解决》的连载文章,当中所有作者都倾向折中路线的君主立宪。; \/ X) y% O' ?  `, R: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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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公报》接下来就开始看坏中国的局势。时局很乱,不管谁当家,当地都有土匪流窜抢劫,商家又不敢开市,往往只能被迫跟着革命军走。一位作者就抨击革命党煽动青年子弟参加革命,而牺牲这些国家未来主人翁的性命之代价,就是断送了中国未来的前途。接着又屡屡发文,担心中国即将陷入分裂(特别是西藏蒙古的“独立”问题);抑且也认为革命从许多方面来看,胜算不大:毕竟革命党当时真正掌控的只有江、鄂两省,而其余宣布独立的各省当中又不全属于革命党阵营,更别提其他出现两派都督人马彼此对峙分裂的省份。总的说来,《大公报》始终认为不经一番重大的变革妥协是很难达成议和的。但是,是不是议和就功德圆满了?不尽然,事实上“议和以后,必将发生种种问题”。9 Y- S! A* c: Q2 q% j$ A' j3 `

$ U& V! H2 h, P  当《大公报》反对共和的立场转为强硬,《申报》反对清朝的立场也转为强硬了。而《申报》则显然已从一般报纸转变成革命党的传声筒。孙中山的归国与民国的建立,彼此是互为表里的事。《申报》的一则评论在盛赞孙中山媲美华盛顿之余,乃期望孙中山能接受劝进,成为中国的华盛顿。另一则评论也以欢庆的口吻表示,民国总统的出现等于扫除中国2000年专制遗毒,这是自尧舜以来从未有的盛世。1 T7 a& V5 z" C2 T4 G

7 b& k# E3 k/ z" N  ​1——2月:“热月政变”在中国上演?3 ^2 W* X3 S3 g7 q" w

( s; k0 S3 H* f' O0 T" @6 M  对《申报》来说,革命在1912年之开初就已算大功告成了。此时正好就是整个革命叙述架构的高潮。《申报》于民国元年1月1日就刊载庆祝孙中山荣膺临时大总统的祝贺文。此贺文即是采用典型的“革命叙述架构”的模式,即在外族专制残虐剥削的统治之下,黎庶塗炭,引发了革命,最后“推翻满清,恢复中华”。上海商界回应共和的单调文告,即使没有诉诸强烈的民族主义,也是相当典型的革命叙述:9 ?* R  G8 W, r3 g9 C" G$ g0 O3 ?

* z* t# ?9 R) B) S: H  吾国商界之苦专制久矣,压力重则生计艰,生计艰则道德丧。长此不变而欲生存于商战剧烈之世界,其可得乎?今则一跃而起,脱离专制,而有商界共和团之建设……我中华民国之商旗,有不巍然树立于世界乎!  \. |% Q8 Q2 y4 r; B% w9 R7 B

* \( Z; M4 o% b3 y/ @  《大公报》就看不到这种象征民族正义的宣言;即使有报道民国政府的消息,但也都是用再低调不过的版面做处理。都已是民国元年1月了,《大公报》仍旧继续刊登声援君主立宪的连载征文,主打“虚君共和制”的论调。《大公报》认定革命党在议和一事上,是阳奉阴违,目的在于拖延时间借以坐大势力,就怕清朝议和不成,最后反而被推翻了。只要清朝存在一天,《大公报》的革命叙述架构就不会有“推翻满清”的大结局。这样看来《大公报》的革命叙述架构的大结局,绝非是民国元年1月有名无实的共和,而是2月的清帝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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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x3 C) X6 V$ k+ a$ ~  到1月下旬,以皇太后为代表的清廷内部正考虑退位的传闻,就已出现在《大公报》上。接着,2月6日有清廷预备移居颐和园的消息;2月8日则报道了,袁世凯与清廷在优待皇室条件上所达成的共识及其所能接受的底线。《大公报》已有预感清朝皇帝很快就会宣布退位,而清朝一旦承认共和,那么《大公报》所期待的“虚君共和制”的理想,就等于是实现了。清帝逊位虽是历代亡国前所未见的事,但一旦交出中国统治权,一样走入历史了。到了2月9日,《大公报》就急着发布,逊位诏书草案已拟好送交袁内阁核阅的消息。随后的几天内又披露两方在优待皇室条款上谈不拢的事。最后总算在2月12日,《大公报》发布清帝逊位谕旨全文。而《大公报》也完全不浪费时间地就立刻在《谕旨》一文后面刊登了一篇回顾辛亥革命的文章,旨在总结辛亥革命是如何终结中国两千余年来的专制政体,破除了数千年禁锢人心的历史、宗教与习惯,开创共和政体之新纪元,使民气得以抒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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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 u4 k2 ]. n1 H  《大公报》版的革命叙述架构,总算是有一个最后结局的交代,即其所期待的“虚君共和国体”。此后南北议和的戏码还多拖近一个月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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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语; r" }+ L, Y9 @5 A

# @  P: l# C- v  革命叙述架构乃是随着革命的进行才慢慢地被堆砌出来的。革命叙述虽会因立场不同而各异,但对革命的认定仍有基本的共识。事实上,从武昌起义一爆发,大奏凯歌的《申报》与如闻丧钟的《大公报》,都几乎从一开始就认定武昌起义乃是有别于广东起义与四川保路风潮等地方乱事的一起全国性的革命运动。而这样的认定,跟武昌起义师出有名的带头人物,有很大的关系,但是革命叙述架构本身,其实还要等到武昌起义成功之后的几个星期当中,才从各省响应的各种革命事件堆砌而来的。这些革命事件都是用“独立”“光复”与“共和”等字眼来作标语。这类标语都从已思辨十年的“革命”概念所衍生而来的。辛亥革命是从“混乱”之中开始的,而到头来“共和局势”却还是一场“剪不断,理还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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