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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开沅先生撰文深情追忆弟子游建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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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9-7 10:54:5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按语:2013年4月20日,章开沅先生早年的博士生、深圳大学副教授游建西在贵阳突然逝世。听闻噩耗,耄耋之年的章先生深感悲痛,撰写长文深情回忆了学生治学、为人处事的点滴,情真意切,感人至深。文章结尾对于彻底改造现行学术评估指标体系的呐喊更是意味深长。  无限思念忆建西
  白头人送黑头人,乃是人生晚景的凄凉。我不幸活得太久,经历此类丧痛渐多。从1993年唐文权苏州病逝开始,先是刘望龄在广州先我而去,今年4月又有建西病故于贵州。他在深圳大学的挚友王立新先生最近来汉看我,说是正在筹划出版一本文集,纪念这位苗疆侠士逝世一周年。我称建西为侠士,不仅因为他曾写过一本武侠长篇小说《龙吟苗疆》,更因为他的身上经常隐隐约约流露若干侠气,如见义勇为,讲究信义,热忱助人等等。作为曾经的老师,作为相知较深的朋友,写篇纪念文章实属理所当然,但不知何故,始终不知如何下笔。特别是拜读了立新长达数万字的《想为老游唱首歌》之后,更感觉过去对建西关心不够,了解太少,只能以“江郎才尽”自我解嘲。
  但无论如何,总得应该有所抒发思念之情。反反复复,穷思苦想,终于检出旧作——为建西《近代贵州苗族社会的文化变迁》写的序言,郑重提交给纪念文集的主编。这篇文章写于1997年,建西离开华师只有两年多,而且与母校师友仍然保持密切联系,所以写作时建西在我的印象里仍然是鲜活清晰的,而且我也确实是用心表述了我对其书其人的理解与钟情。那一年正好赶上香港回归之喜,建西又当春秋鼎盛之年,所以文章结尾对他寄予殷切期望,深信这位苗疆侠士必将可以在深圳特区大显身手,成就不凡。
  下面是这篇序言的全文:
  我很高兴获悉《近代贵州苗族社会的文化变迁(1895-1945)》一书即将付梓问世。这不仅因为作者曾是我的学生,而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是在贵州土生土长,并且血管里流着苗族的血液。他热爱贵州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眷恋苗族的父老乡亲和他们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而经过三年博士学位的刻苦攻读,更增添了他对研究贵州苗族社会历史文化的无限痴迷。
  作为此书的基础,是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我在审阅之后不禁扪心自问:我们过去的教学与研究,对于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论述,是否已经完全客观与公正?诚然,建国以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民族史研究已经取得很大的进展,我们在通史研究中也经常注意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力求正确阐明各个少数民族的历史地位与作用,讴歌各民族之间的互助合作、友好交往、谴责统治阶级的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但是,除了一些民族史专家以外,我们对于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了解得还很不够,因此很难从精微处把握其精华与魅力。作为汉族历史学家,我们不能不为此感到遗憾与内疚,而协助培养少数民族史研究者,特别是促进其本族史研究者的成长,正是我们弥补自己缺失的实际行动之一。
  长期以来,我们对史学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比较警觉,批判也较多,但是对于或多或少残存的大汉族主义或大中原主义的影响,则较少注意甚至习焉不察。即以辛亥革命史研究而言,我们引用革命文献和革命者以后撰述的论著较多,而“排满”乃是20世纪最初10年的主旋律,其中夹杂的大汉族主义言论即比比皆是。民国建立以后,孙中山虽然倡言“五族共和”、“五族一家”,但由于历届政府阶级性质的局限,并未得到认真的贯彻。解放以后,我们对于中华民族和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等重要理念,在新的科学理论基础上取得进一步认同,并且在教学与研究中非常注意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规范。但是毋庸讳言,对于隐藏在“排满”话语背后的大汉族主义深远影响,还有不少清理工作有待于继续努力。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不是一句空话,应该体现于民族关系的各个层面,其中就包括各民族相互尊重彼此的历史与文化,应该以有利于中华民族的认同与整合为大前提,而不容许站在狭隘的民族立场,增添民族之间的隔阂与分歧。由于汉族长期处于中国历史的主导地位,而且又是人数最多、经济文化最发达的民族,我们应该对自己提出更为严格的要求。
  我常常觉得过去的史书讲民族之间的纷争太多,讲民族之间的友好交流与相互融合则远远不够。其实,经过千百年曲折的历史整合,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已经日趋成熟,而民族自身情结的负面影响则已逐渐淡化。随着社会进化与人口移动,汉族与许多兄弟民族实际上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经济、文化甚至风俗习惯方面都正在结成一体并相互趋同。历史的恩怨与创痕是客观存在的,历史学家理应作实事求是的陈述,但是却没有必要故意揭开已经愈合的历史疮疤。因此,在加强研究汉族或中原文化的同时,也需要(甚至更需要)加强研究少数民族和非中原地区的社会历史文化,特别是民族之间与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与整合。
  建西此书展现的不仅是贵州苗族地区神奇瑰丽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而且给我们带来新的视角与视野。这是一个有着苗族血缘的土著青年,在离开具有田园牧歌情调的故乡之后,在华南经济开发区经受多年现代化大潮的冲洗,且又在高等学府接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与方法的系统训练,然后形成的视角与视野。他以苗家子弟的眼光审视本族先民的历史,所以使我们这些汉族史家感到新鲜;但他又超越了民族屏障,以中华民族乃至人类一体的广阔视野,来观照甲午战后50年间贵州苗族社会的文化变迁,这更使我们有耳目一新之感。他深入发掘古老的苗族巫文化包含的“生成”哲学意蕴,并且以此为切入点,探讨苗、汉(中原)以及外来的基督教三种文化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为了说明这种错综复杂关系,他还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并非遥远但已画上句号的动人故事,围绕着石门坎教堂展开的繁复情节,包含着许多万古常新的深刻哲理。我无意介绍作者的学术观点,因为读者可以通读全书,然后形成自己的理解与评判。我所欣赏的乃是作者自始至终都是在“交流”二字上做文章。谁都知道,没有交流就没有相互理解,没有相互理解也就没有相互尊重,更谈不上相互融合与相互趋同。
  作者在结语“交流的必要”中指出:“历史的经验已表明,非平等的文化接触,不仅不能使文化获得进步,反而会带来破坏和倒退。平等的文化交流,有深刻的互尊、和平、互动愿望。这种交流不仅可以学习到不同文化的优异部分,同时也是进一步发扬自身文化优异部分的机遇,它可以将长期养成和积累的文化上的优异部分,在交流的过程中充分地表现出来。”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确实需要平等对待,无论是各国之间或是国内各民族之间都应该如此。平等的交流才能产生真正的理解与沟通,而这正是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和平共处、互补互利必须具备的心态基础。历史学家首先就应该具备这样的健康心态。
  建西不仅抱持这种信念写书,而且也抱持这种信念从事其他有益的实际工作,例如参与深圳锦绣中华、民俗村的策划等,目的都是增进各族乃至各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去年秋天,他还特意赶回贵阳,陪同来自台北的贵州籍著名学者张朋园教授和我,专程前往黔东南苗族自治州西江千人大苗寨参观,让我们对苗族历史文化、居住环境与风俗习惯有直接的了解。朋园虽在贵阳花溪出生,但由于少小离家老大始还,亦系初次进入苗疆。我们都深为这一带的风景秀丽、资源丰富与民风淳朴所吸引,特别是在苗家吊脚楼度过载歌、载舞、载饮的欢乐夜晚,更使我们终生难忘。那朦胧月光下的重峦叠嶂,那一张张诚朴善良的笑脸,那时而欢快时而凄婉的歌声,将永远存活在我们记忆之中。往昔众多传说苗人善蛊,但至今似仍无人能够确切说明蛊为何物。我想它大概就是苗疆自然景观与人文氛围所散发的永恒魅力,往往使进入这片美丽土地的旅行者流连忘返吧!
  朋园堪称贵州乡贤,读建西书稿后颇多奖掖之语。旅途中又与当地许多中青年苗、瑶等族知识分子接触,亦有山青水秀、人杰地灵之感。贵州地区(特别是苗族聚居地区)还有很多很多有待开发的处女地,苗、瑶等族人民千年涵泳的灵气与悟性也有待进一步激发与认识,而交通与交流可能就是贵州走向现代化与走向世界的头等重要通道。建西取名本来就寓意为建设大西南,他已经为贵州的发展做过不少有益工作,希望他以此书出版为新的起点,为贵州各族人民之间的交流与对外交流作出更大的贡献。当然,这一期望也包括我所认识的与尚未认识的贵州众多中青年俊彦之士在内。
  碰巧我在翻开建西所赠刚出版的这本著作时,发现他在寄书时夹着的一封信,虽然比较简短,但却如实反映了师生情深与他当时的心态。现将此信全文照录如下:
  章老师您好!
  弟子建西顿首拜上。过年前给您寄去挂历拜年,怕您未收到悄悄打电话问了罗老师,告知收到才放心。年初一又打电话到您家拜年,人未在。问了罗老师和马老师,得知您去了珠海,如此唯遥空祝您和全家春节快乐。
  我回贵州过的年,初三那天去看了吴雁南老先生,他身体很好,见到我去,十分高兴,见有其他客人来,当即介绍这是章开沅先生的学生,听他这样介绍我除感到荣耀外,知道其他先生们均是把我们这种晚辈同您联系在一起的,于是觉得尊重您的一些同辈对我们来说是多么的重要,须十分小心和有礼貌。
  回贵州,拿到了出版的博士论文,我的朋友均赞颂您老的序言写得非常好,我当然很高兴也很体面。出版社给了您180多元钱的稿费,我代领了,为了便于一次随书寄给您,只能用两张百元的夹在书中,这样薄一点。单独汇的话,还得再到邮局去取,很不方便。
  顺祝您身体健康,合府快乐!
  弟子游建西再拜
  98.2.26
  记得我与建西首次见面,是在1994年春天从台湾回校以后,其时他在华师历史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已有一年,主要是由时任所长的罗福惠老师指导。他之所以来华师攻读,可能是由于宋亚平的牵引。他们两人虽然出身于不同的家庭背景,但是都有豪放不羁、讲究信义等相似个性,而且走的也是由学而仕、而商、又回归于学的道路。他俩在深圳下海时结成莫逆之交,亚平到华师攻读在前,建西来华师则是在亚平毕业之后。不过亚平当时尚未回归于学,而是应聘到海南洋浦管理局任中层领导,以后成为管理局局长江上舟的得力助手,在洋浦开发事业中大显身手。而建西倒是实实在在潜心向学,从此完全走上文化学术道路。
  建西是我接受的第一个苗族学生。此前,1950年我在中原大学教育学院任教,曾参与举办中学历史教师骨干培训班,有一位女学员是湘西永顺土司的女儿,好像就是苗族。她已经40多岁,比我大得多,早已从北大历史系毕业,而且在当地师范学校任校长多年。这个培训班实际上还是以政治思想改造为主,加以我又只是一个助教,所以从来没有把她作为学生看待。建西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是朴实憨厚,虽然已在商城深圳摸爬滚打多年,但仍保持着浓郁的贵州乡土底色。他不像时下有些官员或商人,读学位只是为了混个学历,增添若干儒雅装饰。他潜心向学,排除杂务,实实在在完成学术训练,并且已经迈开思想文化史研究的步伐。当然,最感动我的是他对于贵州特别是苗疆的热爱,作为苗族后裔决心以石门坎为个案,深入探讨近代贵州苗族社会的文化变迁。那些年文化研究虽然已属退潮期,但我们历史所仍然以传统文化与近代化的关系为主攻方向,所以建西的学位论文选题颇洽我心。当然,我的内心也存在若干疑虑,因为少数民族地区基督教传播史研究在中国大陆起步甚晚,资料积累与学术底蘊均属欠缺,加以又有非学术因素的干扰,因此很少有人问津。1990年8月至1991年我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访学一年,与复旦大学田汝康教授过从较密。他是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基督教史的前驱,曾多次向我谈起从事这方面研究的艰难。但是,建西却充满信心,踏踏实实而又勇往直前。我原先以为他是初生牛犊不畏虎,后来却发觉他是深受深圳特区的影响,充分显示以城市雕塑拓荒牛为象征的创新先驱精神。果然,皇天不负苦心人,他在贵州搜集到必要的珍贵文献资料,并且亲自前往石门坎进行艰苦深入的田野工作,终于如期完成学位论文并且顺利通过正式答辩。
  建西毕业后又回到深圳,正式转业成为大学教师,这是他人生道路上又一次新的转折。他离开华师以后,非常怀念母校师友,每逢中秋必寄月饼,元旦则必寄挂历。月饼精选味美,挂历力求高雅,而且邮寄包装也是一丝不苟,方方正正,扎扎实实,正如其日常的工作作风。他随书寄来的那封信,叙述再三落实挂历是否寄到,至今仍可使我感受到他对老师的真挚关爱与办事的认真过细。1996年,台湾学者张朋园教授与我同往他的故乡,他专程从深圳赶来,与贵州社科院两位年轻学者,陪同我们长途跋涉参观黔东南苗族聚居村落。这三位高级导游都是当地苗族英才,选择路径,参观、联欢、座谈等活动安排妥善,特别是沿途的安全与食宿更是煞费苦心,让我们两老舒舒服服、高高兴兴结束此次“苦旅”。本来,主要接待方的负责人出于安全考虑,主张就在花溪、黄果树、龙宫照例游览一下就可以了。但建西却力排众议,勇于担当,独自策划促成此行。朋园与我都深感收获极大,增加了对于偏远苗疆的真切了解。这一年我与朋园都年满70,很幸运地享受这次原生态的苗疆之旅,满心欢悦地进入古稀之年。
  从建西等三位高级导游来说,可能还有一点遗憾。因为他们原先曾与一位有见识的企业家共同策划,打算利用我与朋园来黔,特别邀请闲居在北京的朱厚泽回省,举办一次公开的三人对话,因为厚泽以前在贵州省委书记任内口碑甚好,在知识界(特别是青年精英)享有很高威望。建西此前每到北京必去看望厚泽,厚泽也曾多次通过这些年轻友人向我转达他的关怀。因为他当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期间,曾专门在我校举行一次武汉知识界代表人士座谈会。当时我正好担任校长,略尽地主之谊,大家叙谈颇为欢洽,会后又正好同一班火车到北京,再次做长夜深谈,对中央“三宽”(宽容、宽松、宽厚)政治理念的形成与贯彻寄予期望,但同时也怀有忧虑。而稍后不久胡耀邦下台,厚泽也受到牵连被闲置多年。我们当然希望他能来贵阳重晤并畅谈,但以嫌疑之身处嫌疑之地的厚泽似乎不愿因抛头露面再次招惹是非,这当然使建西与其他热心人士非常失望。
  通过这次旅行,由于朝夕相处、交谈甚多而增进了相互理解,朋园对这三位“小同乡”颇为赏识。所以10多年以后他还旧事重提,对我表示希望能够再次重访苗疆,但因吴雁南、冯祖贻等老友多已故去或退休已久,相关单位人事更迭颇多,因此朋园的建议迟迟未能实现,而我因此失去与建西再次欢晤的机缘,从此天人相隔,终于永远诀别。
  建西耿直敢言,朴实而又保持清高,虽不合时宜仍我行我素,决不趋时媚俗,视职衔名位若尘土。但是无论是在深圳、故乡、母校或是其他许多地方,还有这么多亲朋好友记住他,追思他,为他编辑出版纪念文集。古话说:“人生得一知己,死而无憾。”建西理应无憾,而作为老师的我也因此而得到安慰。听说,去年建西老父曾多次对前往吊唁的友人表示:“建西为国家、社会贡献太少。”他内心深感歉疚。作为同一代人而且又都是“南下干部”,我能够理解他的话语与内心隐痛。以建西的德才学识,本来可以发挥更大作用,做出更大贡献,这不仅是他父母与师长的厚望,也是许多挚友的共识。建西、建南的命名,原本就是他的父亲希望他们为建设祖国大西南奉献力量,表达的就是建西老父和我们这代人希望子女为国家、社会奉献的忠诚,同时也是希望兄弟俩可以相伴终生。是疾病夺去了建西的生命,但他确实未能得到相关领导部门公平的评价,真是时也命也!
  因此,在深情追忆建西之际,我要再次大声呐喊:现行误人误国的学术评估指标体系,必须彻底改造!
  附:深圳大学国学所王立新教授来信
  刘老师您好!
  我是深圳大学王立新,章先生知道的。
  您代章先生发给何卓恩教授的纪念游建西教授的文章,已经由何卓恩教授转发给我。
  章先生如此年纪,这么短的时间,写出这样动情而感人的文字,用心、辛苦和伤怀可想而知!对此,我由衷感佩,并且再度流泪。一个月前,我在读章先生给游建西教授《近代贵州苗族社会的文化变迁》写的《序言》时,已经留了泪。我为我的老友游建西教授有这样的好老师感到自豪,我为中国学术、思想界有这样的元老感到骄傲!
  我准备将章先生的文章先发在我的新浪网署名“江南提学”的博客上,请您代向章先生表达这层意思,以便使更多的人尽早看到章先生的文章。
  “在深情追忆建西之际,我要再次大声呐喊:现行误人误国的学术评估指标体系,必须彻底改造!”章先生在文末的这一声呐喊,喊得惊天动地,喊得震撼人心,喊到立新心里去了,也喊到了所有对恶劣的现行教学和科研评估体系还有感知、对中国的教育事业还有责任的人的心里去了。章先生喊出了中国教育的良心!
  请代立新向章先生致敬!说立新在千里之外,给章先生顿首叩安!谢谢!
  深圳大学国学所王立新

  2013年教师节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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