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网

 找回密码
 立即注册
搜索
热搜: 近代 晚清 民国
查看: 895|回复: 0

骆宝善:袁世凯在朝鲜

[复制链接]

595

主题

599

帖子

2万

积分

管理员

Rank: 9Rank: 9Rank: 9

积分
24535
发表于 2018-9-7 11:31:0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一、“无成例可循”的使命
  十九世纪中叶,随着西方列强的侵入以及日本在东方的崛起,原来与清王朝有着宗藩关系的周邻国家,先后沦为西方国家或日本的殖民地。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朝鲜成为仅存的一个。它与清朝龙兴之地接壤,又地近畿辅,而且长时期以来,两国之间的政治、文化关系又极为密切,所以,尽管清王朝自存尚不从容,诸多因素仍然促使清政府对维护两国宗藩关系给予最大的关注和努力。诚如袁世凯上韩王的《朝鲜大局论》所说:“朝鲜近在肘腋,北则咫尺盛京根本之地,西则控扼津咽喉之冲,无朝鲜是无东壁也。……故缅甸可容,越南可缓,而朝鲜断不可失”[1]。
  光绪八年和十年,两三年之间朝鲜先后发生了壬午和甲申两次事变,朝鲜政府不得不公开请求清政府派兵帮助平息有日本人插手的国内政争,这既表明了上述宗藩关系的复杂性,也促使清政府下决心加强对朝鲜的控制。几经反复权衡,清廷采纳了李鸿章的主张,于光绪十一年,任命在平息两次政变中崭露头角的年仅26岁的袁世凯取代两年前派出的陈树棠,为“驻扎朝鲜总理通商交涉事宜”。其使命对外明讲是“就近谘商”朝鲜政事[2],而真实用意则是“坐探国政”[3],对朝鲜政局“隐为扶持,相机匡救”[4],也就是“略其名而行其意”的监国[5]。所以,就名份讲,这个职务不过相当於总领事,而袁世凯却心领神会地自称为“小钦差局面”[6]。但是,袁也深知其处境的尴尬与艰难,就袁的使命而言,他并没有对朝鲜政务“显为干预”的权力;就当时的清王朝而言,它既失去了盛世时的威仪,也缺乏保护朝鲜不被列强染指的能力,也就是说,袁世凯没有保证执行使命的可靠的政治和经济、军事实力后盾;就朝鲜的李朝君臣而言,一方面他们对清王朝的离心倾向日益增长,无时无刻不在谋求摆脱藩属名份的羁绊,另一方面,他们内外处境都十分艰难,又十分需要清王朝帮助维护在国内的统治地位,以至抵制东西方列强的侵入;而就东西方列强而言,他们各自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关心的是在这个远东战略要地上的力量平衡,多数完全否认清韩宗藩关系,而不承认袁在韩的特殊政治地位。客观局势使袁处於不利地位的夹缝之中,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居半主之间”[7],“无成例可循”[8],“交际之间,卑亢均难”[9]。
  袁世凯受命于危难之际,他把自己使韩的任务概括为:在“各国通商”,“友邦环伺”的客观形势下,“明尊亲之义,定摇惑之志,内修政治,外联邦交”[10]。其意思非常明白,那就是:在加强对朝鲜的控制以维护宗藩关系的前提下,对内,帮助朝鲜李朝政权,稳定并巩固其统治地位;对外,依照清政府的“以夷制夷”的政策,帮助朝鲜政府抵制东西方列强的觊觎。袁世凯使韩九年,就是奉行的这个准则。
  二、“明尊亲之义,定摇惑之志”
  清韩宗藩关系史有定例。“必也正名”。面对朝鲜日益增长的离心情绪,袁世凯把“尊上国之体制”,“严属邦之名份”[11],作为他“扶持”“匡救”韩政的首要任务。
  第一,确定自己在韩的特殊身份和地位,明白宣示他不同于各国驻韩使节,而是上国代表。同朝鲜国王的会晤,因无先例可循,经请示李鸿章,袁为自己设计了一套比照司道谒见亲郡王的礼仪[12],直入宫门至内署门前始降舆、揖礼、侧坐[13]。同各国驻韩使节之间的交往,袁世凯也认定,他的使韩“与供差边防省同例,固不应自居外国人之列,至与各国使员往还,亦不应统入各公使之下”,“故每有公会知单,或不署名,或不应赴”[14],更不以使节身份与外国使节共同活动。韩赵太妃发丧,驻韩美国公使约袁一起路祭,袁明白以中韩两国有旧章,不便与其同往为由拒绝,而单独别行一套礼仪[15]。遇有朝鲜官方与各国使节公会,袁则坚持必须居于“宾中之主,应坐于朝鲜官主位之上”[16]。总之,严格把握,随时注意,绝对不与各国驻韩使节以平等身份交往,由此而引起纠纷口舌亦在所不惜[17]。
  第二,监视纠查朝鲜奉行清王朝正朔,遵守来往文书的礼仪格式。光绪十四年六月,袁世凯收到的朝鲜电报局收条和电报封皮上,有“大朝鲜电报总局”和“大朝鲜开国若干年”的字样,立即行文向朝鲜外督办指出:“查中国朝鲜往来文函,或曰朝鲜,或曰敝邦,向未有大朝鲜等字,此时何遽以此称谓?”严责电报局违制[18],迫使朝鲜外督办立即道歉,并且责成电报局改具款式,将草本送袁审查[19]。
  光绪十八年,朝鲜新铸洋式钱币,上面只铸有“大朝鲜开国若干年”,而没有清王朝年号,袁立即电禀李鸿章:“韩钱向不纪年。近见韩交换局铸洋式银铜钱,俱注大朝鲜开国若干年,无华年号以作通宝,殊乖奉朔”[20],同时与朝鲜当局交涉。朝鲜政府被迫答应删去“大”字,达成妥协解决[21]。
  袁世凯维护上邦体制,对朝鲜几乎达到吹毛求疵的程度。光绪十二年六月,韩外署致袁的公文中,称韩王为“主上”,并抬高一格,袁即以有违体制,拒不接受,并责令更改[22]。朝鲜赵太妃去世,韩派赴中国的告讣使节录上谕电告韩廷,电文与上谕小有出入,袁即说这是“韩人欺罔故习”,有意“与原旨不符”而电禀李鸿章[23],连清廷都认为袁是横生枝节,“殊属冒昧,著李鸿章传旨申饬”[24]。
  第三,坚持在朝鲜对外事务中的中国宗主权。对於韩廷危及中国宗主权的离心行动,袁世凯毫不犹豫地持强硬态度对待,丝毫不作让步。光绪十二年夏,韩俄第二次密约事发,袁世凯即采用了一些超乎寻常的强硬手腕。一面向朝鲜官员大发雷霆,声言请中国派兵来韩[25]武力解决,一面起用韩王政敌大院君李昰应,派他入韩宫对韩王、赵太妃以及闵妃施加压力[26],一面向李鸿章建议“速派大员率兵查办”[27],并主张“废此昏君,另立李氏之贤者”[28],甚至已经为李晸应代拟了致各国照会的草稿[29]。李鸿章亦采纳了袁的意见,准备扶植大院君行废立之事[30]。只是清廷权衡利弊,密令采取“先以整军备俄为主”和外交解决的方针[31],俄国和韩王迫于形势,亦极力否认有密约之事,事情才不了了之,废立之事才告平息。
  韩俄第二次密约风波刚过,次年,光绪十三年,即又发生了中韩关系史上著名的韩国遣使朴定阳赴美案。韩国君臣打算以独立遣使之举动表明对清朝宗主权的挑战,袁世凯则在李鸿章的支持下,采取强硬态度,步步为营,节节阻挠,坚持上国体制。事前对遣使之举订立种种约束,事后更要求处分“违纪”使臣。面对袁世凯、李鸿章步步紧逼,韩廷则处处敷衍塞责,拒不实行。双方僵持不下,交涉拖宕四年之久,最后还是乘袁回国探亲不在朝鲜之机,朝鲜政府才通过代理职务的唐绍仪之手了结此案。
  第四,迫使朝鲜政府遵守宗藩礼仪。光绪十六年,朝鲜赵太妃病故,袁世凯认为这是向各国、向韩君臣凸现强调清韩宗藩关系的大好时机。在赵太妃病危时,袁即献计于李鸿章,“顷闻赵太妃已殂,尚未发丧,似明日必可颁布。惟查韩有大丧,例派吊使,而各国麖驻汉城,韩王欲存自主体,或不愿华派钦使。然值此机会,正宜明彰体制,宣示各国。可否乞预商枢廷核办”[32]。果然,赵太妃去世后,韩王命韩驻津商务委员向李鸿章请求“照顺付之例”,不专派钦使[33]。袁则再次向李鸿章进言阻拦:“顺付祭賻,未见有此成案”,“赵太妃为韩王母,历事四朝,倾心慕华,反不荷祭赙,似无此礼”。倘此时“华派吊使,王例须郊迎”[34],正可特别显示两国间宗藩关系。韩王请求“顺付”不成,又请求清朝钦使在马山浦下船,而不在仁川登陆。袁明白知道:“韩此请似乎恐在仁洋人瞻,损体面”[35],坚持钦使在仁川登陆。最后,韩王不得不遵守旧式典礼,按照藩属礼仪,亲自出汉城,行跪拜大礼,郊迎清朝致祭钦使,极不情愿地在臣民和外国人面前表明其藩属国地位。
  维持体制和名份,在清韩双方看来都是势必力争,至关重要的。在清朝看来,这是不可更移的祖制,它体现、代表着天朝上邦的权威;在朝鲜君臣看来,这是有损民族形象、最伤民族感情的事情。每有交涉,均遭韩方的强烈反感和抵制,袁世凯执行起来,也经常不能得心应手,在许多情况下,都只得视韩方能够接受的程度而提出折衷的条件,例如韩铸新钱上的年号一事,李鸿章就指示袁世凯,仅坚持去掉“大朝鲜”的“大”字,而不强求加铸清朝皇帝年号或干支纪年,以免“伊必不从”,而可“容易收束”[36]。有的时候,甚至不得不僅做做维持体制的样子,而开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事。
  袁世凯除了尽力维持“体制”外,还把“内修政治”、稳定朝鲜政局作为“明等”、“定惑”,匡扶韩政的重要任务。袁世凯使韩面临着一个十分动荡的局势,内忧外患,天灾人祸,三年两次政变。他深感只有使朝鲜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保持一个居於藩属地位而具有牢固统治地位的政府,方能实现“明等”、“定惑”的目的。袁在上任伊始就说:朝鲜之“急务大端,最要有二:曰内忧,曰外侮。以今日时势而论,内忧急而外侮尚缓也”[37]。他在就职前后,利用帮助练兵和平息政变所取得的好感,以上国使臣的身份,通过一系列上书,如《摘奸论》、《上朝鲜国王书》及其附陈《谕言四条》和《时弊十款》、《朝鲜大局论》等,和多次同朝鲜国王的晤谈,为朝鲜设计了“内修政治”的蓝图。概括起来是:(一),“亲中国”,恪守同清朝的宗藩关系,依侍中国以自立。中国可依恃的条件有六:“中韩毗连水陆……,缓急能通,其势可恃”;“命将出师,不索兵费、不责供给……其德可恃”;“不郡县其国,不租税其地,但期唇齿相固,人民相安……其心可恃”;“中国抚恤朝鲜已数百年……其泽可恃”;“强邻环伺”而“中韩固结,无隙可乘……其威可恃”;“韩待中以为固,内乱不作,外侮无恐,及时修明刑政,任用贤能,图治励精,富强徐致,其机可恃”[38]。(二),“慎修内政,以固根本”[39]。其最要之点是:第一,“收民心”。“民心涣散,急须挽回。民为邦本,未有本动而枝叶能茂者”。应该严政令,苏已极之民困,除“极弊之政”,“议举贤守,令与民兴利去害”。第二,“明赏罚”。“赏必信,罚必行,人心亦翕然归服”。第三,“节财用”。“量入为出”,“开源节流。迨国帑充裕”然后而“典圜局、制药局、种桑局,机器轮船等局”“次第为之,徐图富强”。第四,“慎听闻”,任贤臣,远小人[40]。
  袁世凯不仅为朝鲜国王设计了一个传统的“贤君”的模式,劝说其去实行,还俨然以朝鲜一国柱石的姿态自居。他把朝鲜和中国比做一个院落的东偏院和正堂,而自称为“派在东偏之司门者”。他又把当时的朝鲜局势比作“木已朽腐”的“破舟”,朝鲜国王及“诸臣民皆舟中人也”,而自称为修复破船,易木换篷,以求其固的“舟匠”[41]。还在甲申之年,袁就在政变突发,与国内文报不通,请示授权不及的紧迫情况下,独立决断,率领军队,以武力平息了变乱。在袁正式使韩以后,又多次策划雇请刺客,或派韩人赴日本,刺杀流亡“谋叛首犯”金玉均[42]。当金在上海被刺后,袁又电请李鸿章“设法救护”剌客洪锺宇[43]。
  光绪十九年,朝鲜东学党起事。袁一面立即极“劝韩廷严缉惩办”,并指出局势的严重性:“邪教不除,诚为祸根。如敢犯京,剿灭尚易。倘居险号召,恐非时日能殄灭。似宜即派重臣,率京兵及江华兵千名,前往抚谕,诛其渠魁,倘拒即剿”。同时还通告在韩外国使节,对於东学党起事,“华有弹压责”,“有华弹压,毋过虑”。一面电请李鸿章:“即电饬水师迅遣两船来仁,以尽弹压责”[44],又代韩方请李鸿章为朝鲜购置或借给朝鲜镇压所需的枪炮[45]。袁在致其堂弟袁世承的私人通信中,显得更为跋扈自信,他说:“韩匪幸散,然未剪除,其渠仍生事。有容(袁自号容庵)在此,小丑岂可猖獗。如再胡闹,只取灭耳”[46]。次年,甲午年间,东学党再起,袁即应朝鲜政府之请,电请清政府直接派兵代为镇压,从而成为中日甲午战争导火索。
  袁世凯驻韩期间,几乎成为朝鲜内部动乱的清道夫,同时又参与朝鲜重大对外交涉的最后决策(有关内容,后文将述及),忠实地执行了清政府“隐为扶持,相机匡救”的使命。
  此外,袁世凯还通过赈灾一类救济措施,帮助朝鲜政府稳定社会秩序,收拾民心。袁使韩期间,朝鲜曾发生数次饥荒,袁世凯都电请国内上海、天津各海关开禁,并免税出口米粮,运往朝鲜,以平抑米价,救灾度荒[47]。
  袁世凯以扶植亲华势力,间接插手韩内政决策,作为“明尊”“定惑”,“匡救”朝鲜局势的主要辅助手段。为了扩大清朝在韩政坛上的影响,袁世凯十分注重利用传统思想,扶植、网罗朝鲜政界的亲华势力,所谓“事大党”。触角所至,自王公亲贵、近臣、中官以至中下级官员。清政府改变初衷,送回大院君李昰应,其目的也在于此。袁在护送李回韩之后,即在使韩王清楚地意识到李昰应始终都是自己的牵制力量的同时,又着力调解他们父子之间的关系,使之达到相安共处,起码能使李昰应容身的地步[48]。
  袁结交的重臣主要有金允植、鱼允中、韩圭卨、郑洛卨、闵泳翊等。袁世凯曾说:“韩廷中能明大义者,允植而外,更无其人”[49]。韩国保存的钞本《袁世凯书牍》,袁致金允植十余封信函,尤可概见袁金交往之密切。光绪十一年夏,清政府有送大院君回韩之议,尚在筹谋而无定局之时,袁即私函告知金允植说:“泰西及都下士大夫多谓朝鲜为无父之国,傅相深以为忧,欲顾存朝鲜局面,因有归太公之议。商于政府,尚无定局”。甲申事变之后,袁世凯遭攻讦,被迫回国,金允植致函慰问,袁复函痛陈心境遭际之后,引金为知己说:“孟轲宿昼,大夫留行。阁下与弟也”。而光绪十二年四月,金允植被贬官逐出汉城之后,袁则大鸣不平并善言和慰,寄以厚望说:“清流浮言,无时不然。为大臣当大事者,当任劳任怨也”。“此时外交方在相持,内忧时将防范,凡我辈力启大局者,固直任劳任怨,一片赤心,永矢千古,天下后世,自有公论”[50]。袁甚至用李鸿章的名义,出面压迫朝鲜当局收回成命,恢复金允植原职[51]。并明告韩王近臣,起复金允植,是朝鲜“可释华疑,可安民心,可静各国”的唯一决定因素[52]。
  闵泳翊是闵妃内侄,韩廷重臣,袁极为看重。光绪十一年,闵曾因政见不合出走国外,袁即禀告李鸿章,说闵“性本公直”,不满“诸闵误国,愤恨远避”。“招其速回,相机维持”朝鲜政局[53]。闵回国后,同袁过从密切。袁在致二姊的家书中说:“闵泳翊乃此间第一公忠臣也。前回来,方商办一切内政外交,故日夜应酬商办,或终日或终夜”[54]。
  袁世凯颇为重视笼络朝野人士。他得悉金玉均在上海被刺的消息后,立即请李鸿章派人焚毁金玉均来往书信[55],以免朝鲜当局据以兴狱株连,以安朝鲜国内出于不同目的与金有联络的人士。袁在韩结交十分广泛,凡有用者皆利用之,甚至包括袁自己已知其“在官稍贪,人颇短之”的李冕相,“每以聚敛生财等计。立效献媚”,“众怨丛归”的闵泳骏[56]这样一类为人、为官均不甚清正的官员。
  袁世凯培植亲华势力,一面作为他在韩推行宗藩政策的奥援,一面也在于一旦出现不测,可以扶掖亲华势力上台执政,使朝鲜能够按照清政府要求,继续甚或更进一步“明尊亲之义,定摇惑之志”。但是,实际执行起来,却并不能随心所欲。除了朝鲜朝野离心情绪外,各种政治力量也各有自己的利益。大院君李昰应在第二次韩俄密约事发后,虽曾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力图再起,但终不能实现废立之谋,而且从此使袁更为韩王所忌。金允植则被韩王视为“袁党”而旋起旋落,并最终被罢黜。闵泳翊在第二次韩俄密约风波陡起之后,不仅拒绝为自己事前向袁的告密作证,反而公开了袁曾与他密议过废立之事[57],并交出了袁代李昰应所拟的致各国照会[58]。事后,又为韩王献计,利用西方国家牵制清朝对韩政策,所谓“清素畏洋,我派使结洋,清必畏我”[59],从而促成了韩派使赴美的决策,中韩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即因此而起。
  三、“商务日盛,驭属事权日增”
  袁世凯奉命驻扎朝鲜之时,东西方列强已经来到东方多年,并深深介人中国、朝鲜等东方国家的社会生活,带来了与东方传统很不相同的西方文明和社会、政治、经济学说。在新的世界格局中,袁世凯既必须处理一些传统宗藩关系中所从未有过的事务,也从西方学来了一些新的统驭藩属的办法。其时,接受了西方社会学说,具有改革精神的先进思想家的“商战”主张已经提出,有眼界的政治人物和接触外国事物较多的外交界人士已经把这种主张付诸政治、经济活动,成为同光新政的一个部分。光绪七年,清政府使日大臣黎庶昌就以“通商可以制外”的理由,劝诫朝鲜当局发展对外通商[60]。袁世凯也秉承着李鸿章的旨意,从西方抄来发展通商这种形式,作为维护宗藩关系的手段。
  正如袁世凯在向李鸿章的禀文中所说:“历年来卑府仰承钧诲,督饬各员,认真整顿,多方招徕,诚以在属之商务日盛,即驭属之事权日增”[61]。增加驭属事权,是袁世凯发展中国在韩商务的主要指导思想。
  中朝两国之间,过去只有宗藩性质的使行贸易和边市贸易,而没有两国民间商人公开正式的到对方国家进行商业活动。光绪八年八月,中朝两国订立《水陆贸易章程》,双方才有民间商业往来。袁世凯使韩以后,在增加驭属事权的思想指导下,多方设法发展对韩的商务事业,促使其逐渐发展起来。韩国藏档案《旧韩国外交文书》中袁世凯同朝鲜当局关于商务的交涉文书充分显示了这一点。据统计,此档案中,袁世凯使韩九年间致朝鲜外督办的交涉文件共存有791件,按其内容,分类大致如下表[62]:
  表一

    类别
  件 数
  所 佔 百 分 比
  有关中国驻朝官员人事变动的通报
  40
  5.05%
  35.4%
  有关朝鲜内政外交的交涉
  240
  30.3%
  有关中国对朝民间贸易的交涉
  187
  23.6%
  64.6%
  有关租界、电线、借款、航行等非政治性质事件的交涉
  107
  13.5%
  有关海关事务
  65
  8.2%
  有关刑事案件
  152
  19.2%
  总计
  791
  100%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表中“有关刑事案件”一栏所涉及的中国方面的人员,除了极个别者外,大多数是商人及他们的伙计或雇佣的船只水手,内容一般都与商业活动有关,也是通商以来所产生的新问题,因此,此处也做为与商业有关的文件来对待。
  从上表可以看出,与商务有关的文件,已占了袁世凯对韩交涉公文的三分之二左右。诚然,许多与政治、国家关系有关的交往或多在幕后进行,并不用正式形成文件的。但事实已清楚地表明,袁世凯所处理的日常工作事务。已不单纯是过去传统的宗藩关系,有关民间或政府间经济往来、商务往来的管理,已经居于一个突出的地位。袁世凯与其前任陈树棠的官名分别叫做“总理朝鲜交涉通商事宜”和“总办朝鲜商务”也集中反映了这一点。
  为了发展在韩的商务,袁世凯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华商的措施,其主要手段有:第一,设法维持在韩华商商业区治安。中朝民间通商开放以来,来韩的华商渐多,并且在汉城形成了较为集中的华人商业区。但是商业区内社会秩序颇为令人担忧,时常有刑事案件发生。光绪十三年十月初,汉城南门内华商一夜被火焚烧四家,烧死三人[63],经袁世凯多次行诸公文,请朝鲜方面追缉凶犯,收效甚微。但袁世凯看到:“日本商家咸聚设于南山下泥岘地方,鳞次比居,派设巡捕数名警察防范,绝少盗焚等案”。便借鉴日本人的做法,在汉城华商区组织华商集资创办了巡查制度,昼夜纠查[64]。此后,汉城华商区盗焚等发案率下降甚多。反映在《旧韩国外交文书》中韩双方来往文件中,除发生一宗巡捕与酗酒韩兵格斗案之外,再无恶性案件发生。袁世凯还在通往汉城的重要渡口麻浦,设立了稽查,以维持秩序[65]。此外,各通商口岸华商租界内,袁也颇重视建立巡查,维护治安。
  第二,帮助华商发展在韩的经营条件。光绪十四年,轮船招商局扩大经营,在仁川码头栈房缺少,袁世凯就代表招商局向朝鲜外督办借用海关栈房,并要求不收租金。韩外督办赵秉式以没有栈房和恐别国援以为例而婉拒。袁世凯仍不甘休,再次照会韩外督办,指明已查到第三号栈房尚可出借,并说,中朝两国通融各事,他国向不过问,也不能援例均沾[66]。
  光绪十五年,朝鲜铸了不够份量的当五铜钱,引起市场混乱。华商申诉,韩民可持此钱购买华商货物,而华商用以购买韩货则遭拒绝。袁世凯立即照会朝鲜外督办,要求进行整顿[67]。仁川港经纪金在田等二十五家朝鲜商人设立均平会社,垄断市扬,限定外地来仁川的商贾负贩,在缴纳政府税厘之外,必须再到该社加交规费。袁世凯即照会韩外督办指出:“该会社实于华商大有妨碍,亟应禁办而安商务……希即将该会社撤销,并禁嗣后永不许再为设立,免妨商务而符定章”[68]。
  第三,维护华商利益。光绪十五年,北帮商人公和顺、东来顺号办领了护照,到朝鲜黄州等地采办土货,并经朝鲜有关方面同意所有税务到仁川一并完纳。但黄州地方势力崔景一,强行向华商收税,遭到华商拒绝,崔又勾通兵役,将华商拘禁。袁世凯接到报告后,多次与朝鲜外督办交涉,要求捉拿违章私行收税的崔景一及韩官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立即注册

本版积分规则

京ICP备09037272号

手机版|

GMT+8, 2018-11-19 19:27

Copyright © 1999-2013 近代中国网

Powered by Discuz! X3.3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