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网

 找回密码
 立即注册

QQ登录

只需一步,快速开始

搜索
热搜: 近代 晚清 民国
查看: 933|回复: 0

刘路生:彰德养疴时期的袁世凯

[复制链接]

596

主题

600

帖子

2万

积分

管理员

Rank: 9Rank: 9Rank: 9

积分
24536
发表于 2018-9-7 11:31:0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内容提要 长期以来,由于资料不足,袁世凯彰德养疴时期的活动,史籍大都语焉不详。本文根据近年公布的史料,勾勒这三年袁世凯活动的一个大概。  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摄政王载沣最终不敢杀掉袁世凯,而令其开缺回籍养疴。在罢官回籍之初,袁世凯宣告远近,专心养疴,无意复出,经营宅第,闭门课子,倡导公益事业,以文会友,并经营实业。
  但是,图谋东山再起,仍是袁世凯内心目标之所在。袁的诗文暴露了他的心迹。袁世凯与外界通过书信多方联络,并有各界人士到洹上拜会他,议论、赞画国家、各省、各地的时政,乃至出谋献策,调停矛盾。袁世凯及袁系大僚还成功的与政敌盛宣怀修复了关系。许多人(包括清朝重臣和立宪派首领)都把清朝起死回生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复出的身上,媒体也大造袁世凯复出的舆论。
  文中考证,袁世凯为谋东山再起而择居彰德、并在洹上养寿园中私设了电报之说,史料根据不足。
  1909年至1911年,袁世凯削职回籍,避居彰德三年。长期以来,由于史料不足,袁世凯彰德养疴这几年的活动,史籍大都语焉不详。近年祖国大陆、香港、台湾先后出版或公布了一批史料,虽然对许多重大问题尚不能完全解释清楚,但已可勾勒这三年中袁世凯活动的一个大概。
  一、韬光养晦
  1908年11月中,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先后去世,摄政王载沣等青年皇族立即谋划借为光绪帝泄愤之名,杀掉权倾朝野的袁世凯。社会上亦迅即风传袁世凯篡立被处死,并引起了外国驻华使节的高度重视[1]。史家更从有清一代的故实论定,即使没有光绪帝与袁世凯之间的过节,载沣也要决意杀袁的[2]。然而,载沣虽有杀袁之心,但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却限制了他为所欲为的可能性。诚如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所说:“袁世凯到处安插有耳目,消息非常灵通,只要得知清朝权贵要杀他,就会很快躲入大使馆。当时保袁的不止张之洞一人,还有庆亲王奕劻等。他们保袁世凯不止保袁个人,而是为了大局稳定”[3]。
  史实的确如此。从以奕劻为代表的王公贵族,到以张之洞、世续等为代表的满汉枢机大臣,都不支持载沣的行动,而积极保全袁世凯。当时,清政府的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除袁世凯外,有奕劻等七人。袁的亲信何(兰芬)说:张之洞、鹿传霖“百方调解”[4]。张之洞方面的说法是:奕劻、张之洞力保,张之洞反复沥陈,“为朝局计”“务宜镇静宽大”[5]。世续与奕劻一党,亦为保袁“力争”,并在开缺上谕发出前后,极力为之回护。内阁首揆孙家鼐,从丁未政潮时起,就一直明白反对倒袁[6]。那桐、荣庆二位满蒙大学士,都是袁的结盟兄弟,荣庆入枢廷,得力于袁,与袁为“契好”,那桐与袁为“通家至好”。从他们在袁开缺后致函温情慰勉,那桐特意令其弟那晋亲赴袁宅送行,以及袁复函极表感戴的情形来看[7],都表明了那、荣不站在载沣一边。此外,朝野党袁势力、北洋新军,乃至外国使馆,都是袁世凯的奥援,甚至有“北洋陆军,皆袁旧部,闻之大哗,各各摩拳擦掌,慷慨急难,几将肇绝大风潮”[8]之说。
  庸懦的载沣心有余而力不足。他既失去了当年清朝皇帝擅自屠戮枢臣的环境与条件,又缺乏他的先世们在继立伊始的那种排除异己的杀伐决断与胆识,于是不得不接受张之洞等的妥协主张,勒令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疴。
  1909年1月6日,已在光绪三十四年腊尽岁末之际,袁世凯凄然离京南下,寄寓河南省汲县事先购置的一处宅第。袁的离京,十分低调,只有少数亲厚至交严修、杨度等到火车站送行。当朝政要张之洞等,不便张扬,或是悄然亲到袁府慰问送别[9],或是像那桐那样遣弟弟那晋前往送行。与在京处境相反,袁世凯甫抵卫辉,即有北洋旧部署直隶大名镇总兵言敦源,由大名专程过境前来慰问并安顿一切[10]。豫北卫辉士绅也给袁以热情的欢迎和很高的礼遇。在袁南下之时,即有在京的袁氏亲厚王祖同致函汲县绅士王锡彤等,“责以维护之意”,“其无聊政客、报馆访事人,一切斟酌杜绝”。宣统元年正月初四日,王锡彤即偕豫北名学者汲县绅士李时灿前往袁宅以拜年的名义,“致地主之敬”,并申“平日崇敬”之意[11]。袁世凯也就在当地绅士的拥护下,开始了他的“闭门思过”韬光养晦生涯。
  首先,袁世凯明白的宣告远近,一心养疴,无意复出。《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保存有袁世凯信函748通,收信的人包括从奕劻等以下的当朝权贵,到各地督、抚大员、州县官员、北洋陆军袍泽、师友、亲戚等各方人士,其中以称养疴为辞的信函占625通。排在《书信稿》之首的宣统元年正月十五日复山东巡抚袁树勋的信可谓代表:“仰蒙朝廷体恤,放归养疴。圣恩高厚,莫名钦感。比来寄居卫辉,调治宿恙。春光渐盛,将与田夫野老讲求农桑种植之学,优游林下,以终馀年,皆出天家所赐也”[12]。而且在致满族权贵的信中,还往往把病情说得更重一些[13]。对于那些复出的慰勉和劝说,袁均明确表示婉拒:“自顾甫逾五十,精力已衰,遗大投艰,断难胜任”,“时艰方亟,诚不当以孱疾之躯,再肩巨任,若犹是委蛇伴食其间,不但为受业所深耻,亦师座所不取也”[14]。同时,多次反复声言:“杜门养疴,不干外事”,“向不与官场通信”,“鲜与当事通函”,“凡宦途中人,无函来者,概不径致一字”,同某些官员(如直督陈夔龙)虽有诗文唱和,但亦“向不通函言事”[15]。并借此婉拒为人说项、请托。对于各方的银钱馈赠,无论多寡,则一概拒收,声明:“归田以来,虽蒙至戚挚友屡有赠遗,虽锱铢之微,均皆璧还,未曾收受”。并因此说:“迨归田后,契好恐兄俸馀无几,偶有馈赠,均皆璧返,丝毫未曾收受”。“清夜自思,差无愧怍”。例如姜桂题的万两赠银,程允和三千两赠银,胡建枢的两千两赠银,以及许多人数量不等的赠银,即使贺寿、丧兄、嫁女、娶媳一切庆吊活动的银钱馈赠,也一概退还[16]。
  其次,经营寄寓宅第。袁对汲县事先买就的宅第,甚不满意,以为“居近市廛,颇嫌嚣杂”,“庐舍窄少,人烟稠杂,不宜养疴”,“卫寓庐舍狭隘,水土又劣,加之天气亢燥,家人多有病者”。适有儿女亲家何炳莹在彰德以宅第一区相赠,于是,决定营造房舍,举家迁居彰德。同时也在辉县经营别墅,作为消夏之地。先在辉县城内靠近百泉之地建造了别墅,又在“辉县六十里之薄壁镇左近,以一千二百金买山一区,周围约二十余里”,即拟种树、造屋,“明年夏间即往彼中消夏,将与山农木客为伍”[17]。后因彰德新居甚为满意,就未再着意经营辉县的别墅。
  彰德新居即后来的洹上村。袁世凯以慈禧太后赐给他的“养寿”二字命名,称为“养寿园”。园中以“养寿堂”、“谦益堂”为正堂和主要建筑,二堂均以慈禧太后赐书命名。并亲自为“谦益堂”跋以题记曰:“光绪辛丑季冬,皇太后御书‘谦益’二字赐臣某。圣意深远,所以勖臣至矣。园居成,以名堂,俾出入瞻仰,用循自省云”[18]。其闭门思过,借慈禧以自保的用意也是十分明白的。
  第三,闭门课子。袁世凯在寓居之地设立了家塾,除长子袁克定 “仍留京供职,其余诸儿均携之来卫,以便督令读书”。诸女儿也同时延师教读 [19]。袁世凯还手定了《家训》十一条。其第一条为:“求学贵乎力行,敦品重于文艺。若举止不端,言语不信,最足以败坏品行。纵能博学,亦归无用。当引为深戒”,又被单独书赐子侄,以为座右铭[20]。
  第四,倡导社会公益事业,以文会友。从1909年起,袁世凯便联合曾长期寓居卫辉的徐世昌,倡议重修辉县百泉名胜,并领衔募捐筹集资金,得到张镇芳、端方、蔡绍基等以及北洋袍泽、河南绅民的热情捐助,共募得捐银一万五千余两。对亭台宇榭祠庙等胜迹,进行了修葺增饰,同时修治了巡山跸道,疏浚了泉流。百泉名胜,焕然一新 [21]。
  1911年6月,致函直隶布政使凌福彭、提学使傅增湘、提法使张镇芳,恳请他们为其在1902年倡立的天津民立第一小学筹集经费,以维持该学校继续存在。最后,以凌福彭允诺“于藩库每年支给八百金”,获得解决[22]。这是袁在彰德养疴期间,为数不多的致函当道“干涉外事”的一次。
  时人谓袁世凯“不学有术”,袁本人亦自认是办事的,不是做学问的。但避居彰德之后,却热衷附庸风雅,既应人之请,为他们的诗文集作序、题词,为时人编辑的《四朝史诗》提供诗作并资助其刊刻[23],又借养寿园落成之际,广集友朋,与人吟诗唱和。有些诗还远寄给在天津的张镇芳、凌福朋、陈夔龙等人索和。仅袁克文编为《圭塘唱和诗》和袁克定保存的手稿《洹村逸兴》[24]者,就有18题22首之多,表现出一副“优游林下”的姿态。
  第五,经营实业。袁世凯在开缺回籍之后,除了按当时传统,把他本人在直督任内所兴办的实业,如滦州煤矿、启新洋灰公司等视为禁脔,仍由亲信干员周学熙、孙多森等继续主持经营,他人不得插手外,还迅即以在籍绅士的名分,挟其在居官时期的权势与影响,倡导经营实业。袁在直督任内,实业的兴办均由周学熙一手掌管。其时,周已官至臬司,且届丁忧期满起复,自不便继续为袁经营此事。经王祖同推荐,1909年夏,袁请王锡彤出任实业经营的主持人。袁谓王祖同曰:“官可不作,实业不能不办”,并“力言实业关系国家兴衰之重”。对王锡彤说:“罢官归田,无他留恋,惟实业救国,抱此宗旨久矣”。王锡彤以对袁素所“倾佩”,欣然应招[25]。
  在袁世凯避居彰德期间,兴办、投资了若干实业。京师自来水公司的兴办之议,始于1908年。时袁世凯为军机大臣,慈禧太后问计于袁,如何防备京城火灾。袁以建自来水对。于是责成袁主办此事。袁又命周学熙主持其事,后由王锡彤等接手经营。成立自来水公司,官督商办,议定集商股300万银元,“三年内由国家保息八厘”,“每年筹拨官款15万两,预存银号,以为保息之用,俾昭大信”。“招股时极为踊跃。三日之间,300万股额全数收足”。官股则“一文不名”。预计工期三年,实则不足二年即行竣工。除建水厂、水塔等设施外,京城内外敷设大小水管“共长370余里,各街市售水龙头共420余号”。据称施工坚固,“历三十余年而基构未改,轮奂如新”。为20世纪40年代中叶以前北京自来水设施的基础[26]。
  1911年6月,袁世凯立意积极筹办罗山银洞冲银矿,嘱周学熙与王锡彤商拟办法。并请周学熙专程来彰德“商酌立案章程,呈部文稿”。袁本人还对章程及文稿“细意熨贴,字斟句酌”,最后定稿,命王锡彤以候选郎中领衔呈递农工商部。王锡彤还专程赴省城开封,约集一批著名绅士,议办罗山银矿事,又专访河南劝业道道员商谈。结果甚获成功,“官绅均赞成助力”,并在“矿务研究会开会议办法”。7月底,勘矿师回京,报告“罗山银洞冲银砂化验在百分之一”[27]。此事没有下文,大概是因辛亥革命爆发而中止。
  1910年,袁世凯与严修有筹办豆腐公司之议,由严修草拟章程。11月21日,袁函复严谓:“豆腐公司一节,鄙意集款于华,经业于西,运料自中,制造于外,恐难见利”[28]。此后,两人来往的信函,未见再议此事,或因为意见不同而中止。
  袁世凯也在彰德投资实业。当地原有官绅马吉森等兴办的豫新纱厂,因办理失当“歇业”。“宣统元年,袁绍明(即袁乃宽)收买旧股,集新资,再行开工,尚称发达”。[29]
  袁世凯避居彰德不足三年,除京师自来水公司外,所经营或投资的实业,成效均不甚大,有的更处在呈报与计议的草创阶段。但足可反映他兴办与投资实业的积极态度。
  二、伺机再起
  韬晦是回乡初期一种以守为攻的消极自保策略。而力谋东山再起,则是凶险过后袁世凯内心中真正目标所在。
  袁世凯罢官回籍之初,在回复各方人士慰勉信函中,就明白地流露出忿忿不平之气,告知他们,“只以事变纷乘”,清政府才借口足疾加剧“放归养疴”的,慨叹自己“半生鞅掌,梦觉邯郸,自顾中外回旋,过多功少,时艰莫补”[30],埋怨清廷苛待功臣,刻薄寡恩。
  1910年春夏,袁世凯更借助邀集各方人士到养寿园游园聚会,吟诗唱和,尽情地抒发胸中的积忿和对时局的感触。袁和王廉的游园诗说:“雕倦青云路,鱼浮绿水源。漳洹犹觉浅,何处问江村”。表达了一片龙入浅水,虎落平阳的心境。以《病足》为题的两首诗,则直斥了庸夫误国。诗曰:“采药入名山,愧予非健步。良医不可求,莫使庸夫误。”“行人跛而登,曾惹齐宫笑。扶病乐观鱼,渔翁莫相诮。”袁世凯以《登楼》为题的诗说:“楼小能容膝,高檐老树齐。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明白地表示,他身在窝居,志在高山。袁的表弟张镇芳寄诗来慰问,袁的和诗是:“人生难得到仙洲,咫尺桃园任我求。白首论交思鲍叔,赤松未遇愧留侯。远天风雨三春老,大地江河几派流。日暮浮云君莫问,愿闻强饭似初不”。坦率地表示了对时局的隐忧和强烈地复出欲望。
  袁克定为这些唱和诗写有一篇跋语说:“先公家居养疴,莳花种竹,吟咏其间,如谢太傅临安山中有伯夷不远之慨。诗中‘连天风雨三春老,大地江河几派流’之句,已成诗谶”。“先公仕清在宰辅,但知翼戴二圣,震摄八方,遑有东山寄兴之暇。洹上杂咏,可作中华民国虞歌观,亦可做中华民国纬文观”[31]。知父莫若子,这是袁克定所理解的乃父心声。袁世凯自己也曾坦承,其诗文多有“伤时”之处。[32]
  诗言志,袁世凯的诗和文章,是在宣告世人:他袁某健壮如昨,雄心不老,芟夷扰攘,收拾局势,舍我其谁。
  为着实现复出这个总目标,袁世凯充分利用并发挥了他在朝野、文武心目中的地位和巨大影响,多方呼应,倾注世事。在大量的信函往还之同时,还有各方许多人士亲来洹上(起初是卫辉住所)会晤袁世凯。据《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中提及者(加上其他资料来源提供的几位人士)的不完全统计,前来晤袁的人至少在60位以上。其中有,部院大臣唐绍仪、端方、严修等及其以下的京官,有封疆大吏如袁树勋、周馥、何彦等以及各级地方官员,有王士珍、倪嗣冲、言敦源、段芝贵等及其以下的一大批北洋旧部,有社会政要、闻人如张謇、李时灿等,也有日、法等外国人士。民国《安阳县志》说,“谑者谓,袁之隐居,实盛于苏秦之盟诸侯”[33]。
  通过信函往还以及踵门来访者的晤谈,袁世凯同盛宣怀、端方,同直督陈夔龙、鲁抚袁树勋(后粤督)、孙宝琦、豫抚宝、江督张人骏、皖抚朱家宝、赣抚冯汝癸、浙抚增韫、吉抚陈昭常、新疆巡抚何彦等,同立宪派首领张謇,还有许多藩、臬司,提法、提学使,司、道、州、县官员们议论国家、各省、各地的时政,多所赞画,乃至出谋献策(如对增韫),调停矛盾(如对陈启泰与蔡乃煌)。袁复蔡乃煌函谓:“忱伯帅与执事素称相得,此次因厘款事,小有意见,自是误入他人离间之言,断非本意,仍宜和衷共济,勿存芥蒂,庶于大局有裨[34]”。袁世凯对到访的张謇极表赞同他治淮主张,一席夜谈,令张氏对袁世凯消除恶感,从内心佩服[35]。袁世凯赞同并积极支持盛宣怀的铁路干线国有政策,以及端方出任督办川汉铁路。在端方受命之初,袁就为之出谋划策:“近闻湘人颇有风潮,大节似先驻汉阳,分投委员查勘,步步为营”[36]。倘若端方能够善体这个忠告,也或许不至落到后来暴尸川东的惨剧。
  在武人方面,袁同长江及江北以至东北的新军统领张绍曾等各提镇多有信函往还。至于直隶的提镇以及北洋旧部的书信往还,来彰拜侯,更是频繁如同家人。袁世凯对他们的关注亦如家长之对子侄。对他们的升迁去就,慰勉有加,对他们之间的矛盾,都晓以同袍大义,悉心排解。例如王士珍与雷震春不睦,袁复雷震春函谓:“所示江北截旷一节,执事与聘卿,交谊本非恒泛,此届斟酌办理,具徵笃念同袍,情极周挚,自可和平了结,曷胜钦服”[37]。吴凤岭与陈光远有过节,袁复陈光远函曰:“执事与秀山,知交有年,仍望和衷共济,庶以补救时艰[38]。
  袁世凯同时极其敏锐地注视着全国时局的变化。袁世凯函复致仕的袁树勋,表达对时局的深切隐忧。他说:“方今时事扰攘,人言咙杂,直无从说起。仔肩暂卸,藉以养神,未始非幸事。惟环顾当途,人才日形消乏,不能不切隐忧耳”[39]。1910年天津学潮,请愿召开国会,袁世凯复函直隶当局,极力表示赞成扑灭措施[40]。1911年革命党人广州三·二九黄花岗起义失败后,袁即表示赞赏当局镇压得力,他说:“幸赖诸君先事戒备,免致燎原。大局攸关,良非浅鲜”[41]。随后,川路风潮兴起,袁世凯如坐针毡。接着,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授袁鄂督,前往剿平。就在袁世凯父子同僚们仍在商议是否应该出山举棋未定之际,袁世凯便复函田文烈、张勋说:“川事未靖,鄂变方兴,怅望西南,杞忧奚急”,“川鄂变故迭生,杞忧何急”[42],坦露了他对时局的高度关心。
  在联络当道的同时,袁世凯还着意于修复了同政敌盛宣怀的关系。盛袁曾是一对政治密友,结为盟兄弟 [43]。袁世凯督直以后,攘夺了盛宣怀所控制的铁路、电报、招商诸多特权,亲厚有年的结盟兄弟于此而反目成仇,势如水火。待宣统之世,载沣柄政,载泽用事,盛宣怀则以同载泽的亲密关系而获得了信用。袁世凯主动与盛宣怀修好,既可避免盛氏势力障碍袁的复出,又可借助载泽的好感而化解皇室对他的某些疑忌。
  从一系列现象看,袁世凯及袁系大僚谋求与盛宣怀的和解,是以支持盛宣怀出任邮传部尚书的形式,从1910年中开始的。是年5月,袁党巨头徐世昌主动请辞邮传部尚书[44],而后,袁党的另一巨头,新任命的署理邮传部尚书唐绍仪以各种理由拖延请辞,拒不赴任 [45],以便“盛侍郎可以有邮部尚书之望”[46]。使本来对未获邮传部尚书颇感失望的盛宣怀[47]如愿以偿。目前并没有材料证明这一系列活动是他们事先策划的,但也许能说明问题的是,唐绍仪在是年10月赴京路上曾到洹上会晤袁世凯[48]。唐的去就以及对盛的态度,应是袁唐二人晤谈的内容,当是无庸置疑的。而且,无论如何,此举有助于缓解盛袁之间的隔膜,也是无庸置疑的。
  1911年6月,盛袁的共同密友端方出任督办川汉。端方在赴任前,致函袁世凯问计[49],这也给袁盛修好提供了契机。6月22日(宣统三年五月二十八日),袁世凯复函端方,通过端方,主动向盛宣怀伸出了和解之手。信中说:
  兄曾有四愿:一、收管海关,总税司改用华员。一、收管邮政,不可附在税政。一、收管干路,以便国防交通。一、大借欧美债,大兴实业,隐以抵制强邻,使我得多延喘息,专意振作。此四事经营数稔,迄无一成。而杏老任事数月,已举其三,才略高下,判然可见。惜从前误听人言,又为人所持,未得与此老早共谋之,成此大举,悔不可追。复承此老坚守初衷,殷勤期望,尤令人惭服无地。但兄衰病日增,……不足再言功业。惟有将杏老三大举笔之于书,藏诸名山,以志景佩而示后人。惟望当道诸公,才略魄力多得如此老者,东、北两大,何足畏哉[50]。
  端方果然不负袁世凯之希望,南下赴任路过彰德时,就带来了6月29日盛宣怀致袁函。盛在寒喧之后,称赞了袁的十年政绩,并预祝他东山再起:
  回念庚子以后,公扬历十年,禁烟、废八股、兴学、练兵,大端悉举,方之历朝贤将相,罕有其匹。际此时局益艰,歧盼东山再起,宏此远谟,岂异人任 [51]。
  断绝来往多年的盟兄弟,释去前嫌,恢复了交往。袁世凯达到他原来的初衷,在朝野吁请清政府重新起用袁世凯的声浪中,盛宣怀本人并代载泽拟稿,上书请求起用袁世凯,就是明证。
  遭遣避居中的袁世凯的人望与日俱增。宣统一朝三年,国是日非,一派亡国景象,关心清朝命运的人们,都把起死回生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的复出的身上。仅对《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中所提及者的不完全统计,吁请袁复出者,就有近40人次。其实真正数目远不止此。《未刊书信稿》就不包括盛宣怀、端方、张謇等人,以及袁世凯周围的幕僚和友朋的要求。此外,完全可以想见,那些踵门访袁的人们,绝大多数应以劝袁出山为话题。
  清政府中汉臣领袖,军机大臣大学士张之洞在去世前,首倡重新起用袁世凯之议。据《张文襄公全集》的主编说:“宣统年,监国(载沣)将以洵贝勒筹办海军,涛贝勒管理军谘。公诤曰:‘此国家重政,应于通国督抚大员中选知兵者任其事。洵、涛年幼无识,何可以机要为儿戏’。监国不听。公力争之。监国顿足色然曰:‘无关汝事’。公因此感致疾,遂以不起”[52]。
  宣统三年四、五月间,立宪派的首领、全国最有影响、最具号召力的官绅张謇、汤寿潜、沈曾植、赵凤昌等,亦向清政府表达了希望重新起用袁世凯的要求。张謇说,宣统三年四月,“政府以海陆军政权及各部主要均任亲贵,非祖制也,复不更事,举措乖张,全国为之解体。至沪,合汤寿潜、沈曾植、赵凤昌诸公函监国切箴之,更引咸同间故事,当重用汉大臣之有学问阅历者。赵庆宽为醇邸旧人,适自沪回京,嘱其痛切密陈,勿以国为孤注”。
  碍于时忌,二张不便指名道姓。二张之所谓“知兵者”、“有学问阅历者”,不必明言,应专指袁世凯,至少袁世凯也应列名前茅。这是时人“人人意中所有,人人言中所无”的共识。武昌起义爆发,清廷首先想到的是起用袁世凯,足可佐证。也可从一个月后,张謇北上赴京,特地在彰德下火车,与袁世凯晤谈,长夜挑灯促膝“论时”[53], 并说“慰亭毕竟不错”[54]得到证明。
  新闻媒体、社会舆论,更是大量报道乃至制造了清政府重新起用袁世凯的消息。《未刊书信稿》中也反映了宣统元年七、八月,二年六、七月有两次“报纸喧传”袁氏出山的热潮[55]。据对天津《大公报》与奉天《盛京时报》的统计,自袁世凯开缺至辛亥武昌起义爆发期间,关于袁世凯各种活动的报道消息有106条,其中涉及“出山”问题的有64条。保荐、敦劝袁出山者有载涛、载洵、奕劻、鹿传霖、那桐、陆润庠、徐世昌、端方、赵尔巽、锡良、李经羲、邹嘉来、梁敦彦、“某枢臣”、“某阁老”、“诸大老”、“某有力者”,等等。为袁设计的任职,内有资政院协理或院长、内阁协理、弼德院顾问大臣、外务部尚书、军事顾问;外有直督、川督、东三省总督、查勘滇缅边界事务,等等。
  新闻媒体的报道,自然不免有道听途说、扑风捉影之处,但从当时的历史实际来看,当大都有某种根据,而非空穴来风。新闻媒体的消息反映了一个趋向:袁世凯出山的呼声愈来愈高,复出的官职也越来越高,对袁世凯的倚重也越来越迫切。最初,还是各方亲袁枢臣为袁缓颊,请清政府给袁一个效忠清廷的机会,而到宣统三年夏天,已逐渐发展到改变为“劝驾”、“劝令出山”、“亲赴卫辉极力劝驾”,即乞求袁世凯重出,以挽救不可收拾的时局。消息报道说:载沣曾恳请隆裕太后准予起用袁世凯[56]。当外务部尚书邹嘉来在晋见载沣时请起用袁,载沣明白表示:袁世凯“本监国已拟起用”,“将来另有位置”[57]。总之,到辛亥革命前夕,从朝野到皇室,从亲信到政敌,都在营造着一个袁世凯复出的氛围。
  面对四面八方各种身份人士的出山呼声,袁世凯也同亲厚议论局势,瞻念前途。例如1910年9月初收到杨度来信后当即复函谓:“昨奉手翰,备荷注存,并代商鄙人出处,语重心长,可谓实获我心”[58]。但他始终以矜持的拒绝来掩盖其急迫的复出心绪。袁的实际言行表明,他仍旧坚持了以不变应万变,欲擒故纵,等待最佳出山时机,直到辛亥革命爆发。
  三、两件考证
  关于袁世凯彰德养疴,人们经常道及两件事情。其一是论者们大都认为,袁择居彰德,这是他为预谋东山再起的精心谋划与安排。征诸史实,这种说法实乃缺乏根据的臆断。
  项城袁氏,是袁甲三四兄弟的母亲率领的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族,到袁世凯这一代,作为家族维系纽带的老太太去世后,各门自立,但宗法秩序依旧。袁世凯是庶出,而又出嗣于叔父袁保庆。待其嗣父死于任上,袁世凯奉嗣母回里,即未返项城,寓居陈州府城淮阳。此后,自袁世凯从军、使韩至开缺,二、三十年间,他这一门,即完全离开项城了。1902年,已经贵为直隶总督的袁世凯,奉恩赏正一品封典的生母回项城安葬,却遭到了以其二哥袁世敦(嫡传长门)为代表的宗族势力的挫辱,以至袁发誓再也不回项城。所以,袁在书信中一再表示“项城原籍,屋宇无多,不足栖止”,并非饰词。卫辉宅第,即是在此次开缺之前就已预为买下,准备致仕以后的居处[59]。项城袁氏凡有实任官职者,如袁的二哥袁世敦、三哥袁世廉亦分别寓居济南、开封,而不回原籍。豫北卫辉、彰德有铁路南北通达,水路有卫河、彰河上通天津之便,以及较好的人文景观,的确适于居住,袁世凯选定这里做寄寓之地,自然在情理之中。而袁世凯最后择居彰德,则确有何炳莹以宅第一所相赠的偶然性,而且,在袁决定移居彰德的同时,亦还在着力经营辉县的消夏别墅。这一切均说明,袁择居豫北,同预谋复出并无必然联系。
  其二是,袁世凯为谋东山再起,在洹上村架设了电台,以广肆联络。此说来源于袁世凯女儿袁静雪的一篇回忆录,而得到了论者认同。袁静雪说:袁世凯在洹上村养寿园家中“设置了一个电报房,从而能够更迅速地和各方面加强联系”。“在他和清廷讨价还价的时候,电报房中,嗒嗒之声,终日不断”[60]。
  但是,袁世凯的二子袁克文所撰写的回忆录与袁静雪的回忆大有不同。袁克文所撰写的《辛丙秘苑》详细记述1912年北京兵变时,他在洹上同在京的袁世凯密电往还的情形。在袁克文的记述中,彰德和洹上这两个地名的区别是十分清楚的,袁氏父子往还的电报都是通过彰德的电报局收发的,洹上村只有“司电报者”,即管理电报文件的人员,而没有提及当时通行的直接操作电台的“电报生”、“学生”的名目。期间,曾发生有电报泄密事件,“盖为电局所泄露”[61]。如果洹上村袁世凯的家中有专用电台,则不会发生由电局发电报,以致泄密的严重事件。
  袁克文、袁静雪兄妹的记述显然是不同的。袁静雪的回忆录发表于1981年,是半个多世纪后述说她12岁之时的少年记忆。袁克文在袁世凯罢官之前已官居法部员外郎,袁世凯遭遣回籍,他亦“弃官从归”,帮助料理洹上家务。待辛亥袁世凯再起,南下督师,又命他留“守洹上”,主持家政,直到1912年留居洹上的袁氏家属举家迁居天津为止[62]。其时袁克文二十一、二岁,他的《辛丙秘苑》是袁世凯死后“数载”的记述他亲自主理事务之所历经。尽管有人认为《辛丙秘苑》是有意为袁世凯溢美、开脱,但这种细事是没有必要作假的。按常理来说,袁克文的记述较袁静雪的回忆,应该更接近事实。
  其次,现今所能见到的关于袁世凯辛亥出山及其前的史料,也不支持袁静雪之说。袁世凯辛亥出山前,所寄出的最紧要文字都是信函,而未见用电报者。例如前文提到的端方到洹上来见袁世凯,袁世凯两日“遣人往车站候驾未遇”[63],最后还是向端方发信函联络。又如袁世凯在决定应诏出山之后,致各方布置军务的信函等等。而他所收发的公私电报,则又全是通过电报局收发的[64]。
  此外,须进一步说明者,当时电台的设立是有制度规定的,1903年,清政府明令,电政“改归官办”,无论有线无线,电报均“设官专办。所有各路商电、各省官电均由电政大臣统理”,官员私人府宅是不允许设电台的[65]。遭遣回籍的袁世凯,避祸犹恐不及,无必要做出这种不智之举。而且,即使袁世凯私设一个电报房,也只能打电报给官办电报局,再转给收电人,其直接打给私人的机会几乎是没有的,除非对方也私设一个电台。其实,派人骑马到彰德电报局收发密码电报,或通过火车用信使送信,便捷妥当,袁世凯没有必要设这个授人以口实又不实用的电台。总之,在奉诏出山离开彰德之前,袁世凯有可能在洹上设立过“随军电报”,但在此之前私设电报房的说法,尚须事实证明。
  没有私设电台,并不等于袁世凯消极的闭目塞听,相反,袁世凯极其机敏地注视着朝政和时局变化。他的未刊信稿表明,除各方人士提供的信息外,在京供职的袁克定坐镇的锡拉胡同宅第即是他的驻京办事处,京汉铁路火车是信息传递的主要通道,且由北洋旧部随时维持和保证通讯的安全。1911年夏,即有袁克文的信使在顺德(今邢台)火车站被窃,大名镇总兵言敦源立疾火速巡缉追回之事[66]。
  其时,袁世凯的另一位亲信梁士诒任铁路局长,更为之专备火车以供缓急之用。据说,梁曾对杨土琦说:“项城斥还,彰德安置,欲往则畏有后祸,欲不往而不能,两难之际,余时为铁路局长,献计曰:‘为公备机车、坐车、行李车各一辆,置于公寓处相近,日夜使勿断火以待命。身在京刺探消息,苟不利于公,则立以告。是虽往,而缓急可恃以出走,至任何海口而止,犹之未往也。至公之属下,自幕府以至驺从,皆取给于各路,朝夕相从,则在野与在朝何异焉’”[67]?
  [1] 参见吴相湘著:《近代史料论丛》(第二集),页283、248分别引述的日本外务省档案和英国档案,传记文学出版社(台北)1970年。
  [2] 刘体智:《异辞录》,卷1,页41,中华书局1988年版。
  [3] 萧致治记录整理稿:《石泉先生谈张之洞与袁世凯》(2001年1月17日)。石泉先生,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寅恪先生是他的研究生导师,张之洞的女儿是他的祖母。石泉先生所述系早年亲闻于导师与祖母者。萧致治先生专诚代为访问石泉先生,并整理访问记录,谨此致谢。
  [4] 王锡彤:《燕豫萍踪(抑斋自述之三)》,页38~39。
  [5]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10,页228,商务印书馆民国卅六年再版;又刘成禺:《世载堂杂忆》,页137,中华书局1960年版;又萧致治记录整理稿:《石泉先生谈张之洞与袁世凯》。
  [6] 刘体智:《异辞录》,卷4,页219、203。
  [7] 袁世凯:《致那桐函》、《致荣庆函》、《复那晋函》,《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上),页425~427、441~442、71~73,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8年版。
  [8] 王锡彤:《燕豫萍踪(抑斋自述之三)》,页38~39。
  [9] 张一 :《心太平室集》,卷8,页40,民国三十六年排印本。
  [10] 袁世凯:《复言敦源函》,《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上),页115。
  [11] 王锡彤:《燕豫萍踪(抑斋自述之三)》,页38、41页。
  [12] 袁世凯:《复袁树勋函》,《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上),页3~4。
  [13] 参见袁世凯:《致奕函》、《致载振函》、《致那桐函》等,《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上),页421、423、129。
  [14] 袁世凯:《复张星炳函》,《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上),页359~361。袁类似的复信甚多,可以此信为代表。
  [15] 参见袁世凯:《复任昆源函》、《复苏斯敬函》、《复陈毓崧函》、《复颜世清函》、《复周天霖函》,《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下)页1331,(上)页171~172、313,(下)页1465、1535~1536。
  [16] 参见袁世凯:《复李兆珍函》、《复雷震春函》、《姜桂题函》、《复程允和函》、《复胡建枢函》、《复周宝琛函》、《复洪恩广函》等,《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上)页539,(中)页890,(上)页463~464、365~366,(下)页1529,(中)页855。
  [17] 袁世凯:《复何昭然函》、《复定成函》、《复严修函》等,《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上),页48、30、139~141。
  [18] 袁克文:《洹上私乘·养寿园志》。
  [19] 袁世凯:《复刘燕翼函》、《复吴品珩函》、《复杨春灏函》,《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上)页18、42~43,(中)页797~798,
  [20] 天津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袁世凯手书《袁氏家塾训言》,又袁世凯侄孙灿若提供家藏袁世凯手书《训家塾诸生》照片。
  [21] 袁世凯:《重修百泉祠庙碑记》;谢宣:《募修辉县百泉祠庙记》。碑在河南省辉县百泉。
  [22] 袁世凯:《致凌福彭、傅增湘、张镇芳函》、《复凌福彭函》,《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下)页1389~1390、1455~1456。
  [23] 参见袁世凯:《复王廉函》,《复黄景函》、《复孙雄函》,《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下),页1353、1429、(中)页665~666。
  [24] 参见袁克文:《洹上私乘·附圭塘倡和诗》;程靖宇:《袁世凯及其洹村逸兴》附影印手稿,《大成》杂志(香港)第26期,页20~22。
  [25] 王锡彤:《燕豫萍踪(抑斋自述之三)》,页45~46。
  [26] 参见:《周止庵先生自叙年谱》光绪三十四年、宣统二年、民国元年条,载周小娟编:《周学熙传记汇编》,页30~35,甘肃文化出版社(兰州)1997年版;周叔贞:《周止庵先生别传》二章四节,及附录周学熙:《呈农工商部筹拟创设京师自来水公司大概办法文》,页31~34;王锡彤:《燕豫萍踪(抑斋自述之三)》,页45~46、48~49、54~55。
  [27] 王锡彤:《燕豫萍踪(抑斋自述之三)》,页79~80。
  [28] 袁世凯:《复严修函》,《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中),页949。
  [29] 方策等修,裴希度等纂:《民国续安阳县志》卷7,《实业志·工业》。
  [30] 参见袁世凯《复邹道沂函》、《复陈昭常函》、《复宝函》等,《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上),页33~34、61、83等。
  [31] 参见袁克文:《洹上私乘·附圭塘倡和诗》;程靖宇:《袁世凯及其洹村逸兴》附影印手稿,《大成》杂志(香港)第26期,页20~22。袁克定在此处将“远天风雨三春老”误为“连天风雨三春老”。
  [32] 袁世凯:《复孙雄函》,《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中),页666。
  [33] 方策等修,裴希度等纂:《民国续安阳县志》,卷16《人物志·袁世凯传》。
  [34] 袁世凯:《复蔡乃煌函》,《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上),页118。
  [35] 张謇:《啬翁自订年谱》,宣统三年四月条;又参见祁龙威:《张謇辛亥日记(节录)笺注》,《扬州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3期。
  [36] 袁世凯:《致端方函》,宣统三年五月初十日,四川省资中县文管所藏。
  [37] 袁世凯:《复雷震春函》,《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中),页889~890。
  [38] 袁世凯:《复陈光远函》,《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下),页1467。
  [39] 袁世凯:《复袁树勋函》,《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中),页992。
  [40] 袁世凯:《复凌福彭函》、《复傅增湘函》,《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中)页1011,(下)页142。
  [41] 袁世凯:《复李清函》、《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下),页1359。
  [42] 袁世凯:《复田文烈函》、《复张勋函》,《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下),页1539、1549。
  [43] 参见袁世凯:《致盛宣怀函》二通,王尔敏、陈善伟编:《清代名人手札真迹·九·盛宣怀珍藏书牍初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页4158~4160。
  [44] 《要闻·徐协揆亦怀退志》,《大公报》宣统二年四月十九日第4版。
  [45] 《要闻·盛侍郎之好消息》,《大公报》宣统二年十月初五日第4版。
  [46] 《要闻·唐尚书续假之原因》,《大公报》宣统二年十月十九日第4版。
  [47] 参见《要闻·电调盛侍郎来京之原因》,《大公报》宣统二年七月初六日第4版;《要闻·盛侍郎拟藉端乞退》,《大公报》宣统二年七月廿三日第4版。
  [48] 参见袁世凯:《覆唐绍怡函》,《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中),页875。
  [49] 参见《端方致载泽、盛宣怀电》、《端方致盛宣怀电》,陈旭麓等主编:《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页158、148。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50] 王尔敏、陈善伟编:《清代名人手札真迹·九·盛宣怀珍藏书牍初编》,页4261~4264。
  [51] 王尔敏、陈善伟编:《清代名人手札真迹·九·盛宣怀珍藏书牍初编》,页4268~4269。
  [52]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诗集目录》,页19;卷227《诗集四》,页35。
  [53] 张謇:《啬翁自订年谱》,宣统三年四月条;又参见祁龙威:《张謇辛亥日记(节录)笺注》,《扬州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3期。
  [54] 刘厚生编著:《张謇传记》页180,上海书店1985年版。
  [55] 参见袁世凯《复朱家宝函》、《复张星炳函》、《复张士钰函》、《复商作霖函》,《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上)页218、360,(中)页673、685。
  [56] 参见《要闻·袁项城起用之阻力》,《大公报》(天津)宣统三年五月廿二日第4版;《要闻·内阁接到袁项城覆电》,《大公报》宣统三年五月廿六日第4版。
  [57] 《要闻·邹尚书奏保袁项城》,《大公报》宣统三年二月廿七日第4版。
  [58] 袁世凯:《复杨度函》,《世凯未刊书信稿》(中),页667~669。
  [59] 袁世凯:《复吴品珩函》、《复何昭然函》、《复伍廷芳函》,《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上),页42、48、64。
  [60] 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74期,页136、137。
  [61] 袁克文:《辛丙秘苑》,《近代史资料》总81期,页149~151。
  [62] 参见袁克文:《洹上私乘》,卷5,《自述》。
  [63] 王尔敏、陈善伟编:《清代名人手札真迹·九·盛宣怀珍藏书牍初编》,页4261~4264。
  [64] 参见《张人骏致宝送袁世凯电》,《两江总督张人骏辛亥电档选辑》,《历史档案》1981年第3期,页38;《闵尔昌旧存有关武昌起义的函电》,《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1期,页61~62。
  [65] 袁世凯:《开用电政大臣关防折》、《奏报接办电政大概情形折》、《防禁私设无线电报请饬外务部立案折》,廖一中等整理:《袁世凯奏议》,(中)页715、793,(下)页1168,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66] 袁世凯书赠言敦源墨迹及言敦源题跋识,载王成圣:《北洋首要零简》附影印原件,《中外杂志》(台北),1977年3月号。

  [67] 刘体智:《异辞录》,卷4,页248。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立即注册

本版积分规则

京ICP备09037272号

手机版|

GMT+8, 2018-9-26 22:34

Copyright © 1999-2013 近代中国网

Powered by Discuz! X3.3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