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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芳:“中国模式”研究热点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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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9-7 11:31:5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中国作为一个东方大国一直吸引着西方世界的关注。2004 年,一个新的词汇“China Model”被西方学者提出来,随后得到热烈讨论。西方学者关注“中国模式”,是因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产生了具有世界意义的影响力,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中国的成功使人们看到了不同于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的另一种世界历史的可能性。新自由主义对国际经济领域的基本政策是主张商品和服务的自由贸易,资本的自由流动,投资的自由化。表面上,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念与本世纪的全球化进程是吻合统一的。但本质上,新自由主义是代表大型垄断企业和跨国公司利益的理论和意识形态,在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指导下,真正能享受到全球化带来的利益的只是少部分人。
  在对“中国模式”的讨论中,国内学者非常关注当前的全球化大背景,普遍承认“中国模式”是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作为一个带有比较意义的概念,“中国模式”本身就说明,在一个全球联系日益紧密的世界,中国的崛起已经不可避免地对世界秩序造成了影响。更有学者指出,“中国模式” 在许多方面突破了西方主流经济学、政治学的理论预设,具有“内生性”与“和谐性”两大特征,与早发国家的现代化之路有根本不同。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第一,研究“中国模式”不能离开经济全球化这个大背景;第二,中国模式是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一种现代化模式,因此讨论“中国模式”不能离开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第三,“中国模式”中蕴含的发展理念有别于新自由主义,因此把握中国模式必须具有比较的理论视野。
  “中国模式”这个概念是否可用?这是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这源于对“中国模式”概念的不同解读。
  首先,关于“模式”的固定化与“模式”的可变性。反对使用“中国模式”概念的人认为,“模式”是表示某种固定化的东西,社会发展的进程一旦被“模式”化就意味着教条化,中国模式还谈不上最终成功和定型,因此不能用“模式”来概括。赞成使用“中国模式”的学者指出,“模式”可以是发展中的、不完善的东西,世界上没有哪种模式不是在其发展历程中经历过变化的。
  其次,“模式”的普遍性与“模式”的独特性。一些学者认为,“模式”应该是可以复制的,但中国的经验显然不具有可推广性。与此相对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国与国之间不能复制别国的成功经验,但这并不妨碍用“模式”来形容一种独特的发展经验和道路。目前,学界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已经渐趋结束,学者们普遍认可“模式”应该包含有一定程度上的成型的制度和框架,并且具有可持续性和一定意义上的普遍性。而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具体到中国问题上,承认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并不意味着否定社会发展道路的多样性。
  最后,话语权和理论诉求视野下的“中国模式”。毫无疑问,今天主导中国历史进程的主流话语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些学者拒斥“中国模式”概念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国模式”是由西方学者从非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提出的,因而“中国模式”有误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嫌疑。但更多的研究强调,中国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非对立关系。“中国模式”是一个包含了道路、理论、制度在内的具有完整内涵的概念,因此“模式”概念应该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对中国经验的抽象、总结与提升,为从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维度对中国经验进行总结提供了更方便的视角。
  经过长时间的讨论,目前学界普遍感觉到应该进行“中国模式”的理论建构。这种建构的必要性体现在:其一,国外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政要对“中国模式”的解读多少带有几分偏见。其二,“中国模式”也提供了研究中国问题和解决人类发展难题的一些新视角:“中国模式” 具有的开放姿态打开了与西方理论进行比较与对话的大门。“中国模式”还为我们提供了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现代审视的新机遇。这些都是学者们在“中国模式”的话语下对建构一个完整独立的研究框架进行的有益尝试。
  中国模式之所以引起世界关注,不仅仅在于中国经济所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更重要的是他挑战了长期以来由西方主导的固有发展模式,提出了一些新的发展观念和做法。
  第一,中国模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中国模式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体系”和“实践经验”共同构成的,包括以下要素:指导思想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领导力量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价值追求上坚持以人为本;依靠力量上将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放在首位;基本政治制度上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基本经济制度上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目标上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 三者成为现有研究中理解中国模式内涵不可缺少的要素。
  第二,中国模式是一种文明类型的发展模式。一些学者试图证明中国模式来源于中国深厚的历史传统中蕴含的独特文明基础。诸如善于学习、关注民生、追求良政善治、强调政府的作用,等等,这些当代中国发展模式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特质似乎都能从中国古代的政治理念和伦理观中找到源头活水。因此,相当多的学者试图论证正是这样的路径依赖型塑了中国模式,使得形成中的中国模式具有与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民主模式不一样的社会结构、制度架构、价值取向和发展目标。
  第三,中国模式是一种综合创新的发展模式。不少学者从创新的角度概括了中国模式的特征,看到了中国的政治模式几乎都是自己的独创发明,与其他国家的可比性很小。在创新精神的指引下,有学者富有前瞻性地预示了此轮全球性金融危机将会催生一场全新的经济革命,将会涉及新能源、生态农业、文化创意产业等新领域,最终将引领人类生活方式发生重大变革。中国模式的转型定位与世界经济的发展需求正好吻合,中国应该抓住这次机会,实现从工业化导向的增长模式向生态文明导向的发展模式转变。
  “中国模式”的未来如何?能否持续?这是学界关注的另一重要话题。纵观国内学界的研究,众多学者不约而同地表达出一个共同诉求,即必须正视我国发展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以及潜在危机。
  “中国模式”是应然性与实然性的统一,我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中国模式,对这一问题作出回答才能真正揭示出中国模式的本质特征和内在逻辑,也才能解决我国社会面临的种种问题。目前很多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都将西方的物质生活方式默认为中国发展的目标,然而中国不可能也不应该追求西方工业文明的生活方式。当前我国出现的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追求的结果,因此我们必须寻找自己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只有在这一意义层面讨论“中国模式”才是有价值的。从这个角度说,“中国模式”不仅是对中国过去取得的成绩的总结提升,也是对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全球化的期待。
  总的来看,国内学者围绕“中国模式”问题的探讨已经产生了不少成果,但现有的研究存在以下几个问题,需要通过深化研究来解决:第一,试图从古代中国的政治传统中寻找中国模式秉持的价值观基础,强调历史继承性。但今天讨论“中国模式”问题有特定的国际国内背景,不能与时代发展脱节,中华文明传统与“现代性”之间怎样做到和谐相融是必须论证的核心问题。第二,缺乏问题意识。对中国模式的研究需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前提下,带着问题去看制度,把握制度运行的具体特点和特殊规律,而这方面的研究存在明显不足。第三,亟需理论提升。围绕“中国模式”的描述性、对策性研究较多,缺少哲学层面的原理性研究和规范思考,更要进一步拓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视野,继续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导中国实践和理论创新。第四,对“中国模式”整体研究需要加强。首先,“中国模式”是包括发展道路、发展理念和制度在内的三位一体,每一个方面都不能忽视;其次,“中国模式”是综合经济改革、政治发展、社会进步、文化繁荣等多层次要求的全方位的发展模式,任何个别领域的经验都不足以上升到中国模式的高度。
  有关“中国模式”争论的意义绝不仅在于有没有实现“模式化”,该不该提“中国模式”;更在于通过讨论,乃至争论,更切实地总结经验教训,更有力地促进理论创新,切实避免国际社会对“中国模式”的误读,从而真正达到为现实提供定义,为比较提供知识,为未来提供指南的目的。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摘自《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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