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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红民:张老师的成功无法复制——恩师八十大寿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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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0-29 09:42:5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与老师在春花灿烂的西湖畔



     天下每一对称得上“师生”的,都是有缘人。

    我与张老师的缘分绝对与众不同,是兼具天时、地利、人和的“奇缘”:先说天时,我与老师是同一属相,老师大我两轮,老师大学毕业的那年,我来到人世,我们的生日也相差无几;再说地利,我与老师同是山东人,更进一步还是泰安小老乡,平日里听张老师说带着泰安腔的普通话,特别的亲切,尤其是他叫我的名字,同父母唤我的声调一模一样;最后是人和,我一生的三篇学位论文:本科、硕士、博士论文都是在老师指导下完成的,“一条龙”管到底。毫不夸张地说,我的治史童子功是“Made By Zhang Xianwen”。2003年老师七十大寿时,在天目湖宣布我是硕士生的开门弟子,当时万分荣耀与自豪(不过,后来感到“开门弟子”这个名头后面背负的是责任与压力)。以上的“天时”、“地利”、与“人和”加上一起,算不算得上是段独一无二的张门师生“奇缘”呢?

    如果从大学三年级听张老师的课算起,到2007年离开母校,我在老师身边学习、工作了26年,耳濡目染,为人处事深受影响。老师的教诲如春风化雨,点滴在心。与张老师的交往史,几乎等同于我的学术成长史,如果全部写来,应该是一部厚厚的书。在此聊记一些片断,为恩师祝寿。



一、初识



    我走上历史研究之路,完全是历史的误会。我的基础教育阶段正好与十年文革重合,1965年进小学,1976年高中毕业,中小学根本就没有学过历史。恢复高考时我已是工厂的学徒工,在工余时间复习迎考,完全没有专业的概念,心中揣的是“文学梦”,理想是当作家。那年参加高考的结果,虽然总分不错,语文单科成绩却离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录取线差两分,历史成绩却莫名其妙地高,为了能上南大,只得选择了历史系。因此之故,很长一段心里不情愿,学习虽然努力,但目标是为了个好成绩,说不上有什么专业的热情。

    已经记不清第一次认识张老师是何时了。大概是在大学三年级时,开始有选修课,自己选修了不少中文系、哲学系的课,如文学概论、当代作家作品选读、逻辑学、心理学等,本系的课只选了几门中国近现代史的课程,其中就有老师的“中国现代史史料学”与“国民党派系史”。那时,老师只是讲师职称,能开两门选修课,真了不起。

    准备写本科毕业论文时,正好看到张老师发表关于“学衡派”的论文,知道“学衡派”正起源于南京大学的前身东南大学,学校里有全套的《学衡》杂志,我决定以此写论文,请老师指导。为写论文,我每天去图书馆看布满灰尘的《学衡》杂志,过刊室的两位老师对一个本科生天天来看旧杂志,印象深刻,照顾有加,之后留在南大工作多年,她们在资料利用方面给我极大的便利。在老师指导下,我还去访问了健在的学衡派成员、南京大学德语教授郭斌龢(郭斌和)教授。郭教授那时已年过80,学识渊博、记忆力惊人。我本科论文的写作虽幼稚,但自己初步接触了原始资料,知道如何处理原始资料、摘录卡片,如何进行访问调查。史学研究的种子大概是在这时埋下的。

    我们班历史专业的学生是54人,竟然有6位选张老师担任毕业论文指导老师,超过全班人数的十分之一,绝对是“大户”。写作过程中,我们6人一起去老师家请教,也由此认识了师母。老师那时住在北阴阳营的筒子楼宿舍里,非常拥挤,可收拾得干净清爽。有位来自农村的同学对师母的和蔼与能干极崇拜,一再对我们声称,将来找对象一定依师母作为楷模。

    毕业前夕,我们6人请张老师一起去南京最有名的曙光照相馆合影留念。张老师执意要出合影的费用,我们当然不肯,他就在回校的路上请我们吃了冷饮。不知是否老师点化之功,6位同学如今均有所成,4位从政的都是厅级官员,1位去了美国。



二、引上学术之路



    应了“越得不到的就越觉得珍贵”这句话,在历史系学习四年,我并未完全从“文学梦”中醒来,花挺多时间准备报考南大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可真是没有那个命,该专业实行隔年招生,我毕业那年正好不招。后来转考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内心实有许多的无奈与纠结。

    当年南大历史系的中国近现代史专业有王栻与茅家琦两位先生具备招收硕士生的资格,却只招一名学生。我投考茅先生门下,茅先生是知名的太平天国史专家,他非常有眼光,认为必须开展中华民国史研究,在全国高校中率先招收民国史专业的研究生,我便在无意间成了高校系统的首位民国史研究生。入学后,茅先生让张老师等现代史专业的3位老师给我上课,参与培养与指导论文。那时,民国史学术研究刚起步,“革命史观”还占着绝对优势,对民国史专业的学生如何培养,该开什么课,大家都没有经验,“摸石头过河”。我记得还修过一门“毛泽东著作选读”课。其实,张老师他们长期教党史、革命史(现代史)的学术转型之苦,远甚于年轻学生。

    3位老师对我都很关心、负责。但他们的思维方式、工作方法与个性各不相同,对我的指导有时也意见相左。尤其是我毕业论文的选题、写作与修改过程中,他们的意见相持不下,又彼此不照面,让我无所适从。我是同届毕业生中第一个提交论文初稿的,可其他同学都打印准备答辩了,还有位老师要求按他的意见改,问题是他的意见其他老师并不认同。我左右为难,最后只能请求茅先生决断,才得以准时打印、答辩。我的硕士论文上印有4位指导教师的名字。这与现在一位导师指导多名学生形成了鲜明对比。回想起来,或许正是老师们严苛的“挑刺”与不同意见,才使我的论文能更严谨,少些漏洞。

    硕士学习阶段,张老师对我更关心与爱护。毕业前一年,他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单位联合在南京召开了第一次的中华民国史学术研讨会,那是一次学术盛会,李新、孙思白、陈旭麓等大家都来了。我参与会务接待等事,目睹学术大家们的风采。会后,张老师他们又请李新先生到南大给我们讲课。由此我与李新先生与李师母得以认识,李先生关切询问我的研究题目,我据实以报,他提供了些指导意见,并让写好后给他寄一份。

    我毕业论文《论九一八之后的胡汉民》答辩虽顺利,但因之前导师们有不同意见,自己也没有多少信心,依约寄给李新先生一本。没想到李新先生很快就给张老师来信,说这是一篇好文章,他要亲自到南京来主持一次讨论会。老师便联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施宣岑馆长在南京组织了一场专题讨论会。为一篇硕士毕业论文举行讨论会,且规格如此高,真是罕见。李新先生在会上高度评价我的论文,说是解决了他一直思考的“如何评价民国人物”,尤其是一些过去认为的“反共人物”的问题。会后,李新先生问论文的去向,我说投稿后有家刊物让截取一部分发表,李先生说论文是一个整体,分割后意义大减,并说他来推荐。这样,1986年我的硕士论文,也是学术处女作,就全文刊在《历史研究》。做学问的自信心也有所增强。

    如果不是老师将我引进他的学术圈,我很难这么早就认识李新等民国史的大家,学术起步不会如此顺利。

    1985年我毕业留校,与老师变成了“同事”但却与老师在不同“单位”:当年学校为解决编制问题,在历史系外又建了历史研究所,下设民国史研究室,张老师是主任。而我是分配在历史系的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好在老师并不嫌弃,许多工作都让我参加,面提耳命。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在1993年领导我们建立了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逐渐成为海内外知名的学术重镇。





三、漫长的博士论文撰写



    跟张老师读博士,更是很多偶然凑在一起的幸运。

    硕士毕业后,李新先生曾希望我去北京跟他读博士。那时,硕士已经是挺高的学位。自己坐井观天,志向不高,加上刚结婚,不甘让老婆养着“吃软饭”,婉拒了他的美意。

    不想风潮很快,南大年轻教师的学历越来越高,没过几年,已有“博士满街走,硕士不如狗”的顺口溜。1992年学校开始鼓励青年教师在职攻读博士学位,更流传重点大学将有新政策,日后没有博士学位,不能晋升教授。张老师刚担任历史系系主任,不知是学校的布置,还是他经验不足,低估了大家的积极性,专门给全系青年教师开动员会。此举无异是惹火烧身,几乎所有青年教师都报了名。社会学系、哲学系、高教研究所的教师因本单位缺乏博士生导师,也挤到历史系来凑热闹。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只有茅家琦等两位博士生导师,根本无法满足需求。张老师只得转而“灭火”,反过来动员不要急,分批报名,有个先后顺序(因不需要考试)。个别性急的青年教师因无法报名,对张老师采取了过激行为。还有人给校长写信告状。一桩好事,演成了一场风波。(不知张老师是否从此发现担任行政工作之繁重复杂,他当了四年的系主任就极其明智地挂冠求去,专心经营民国史中心了。之后,上面要调他去担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馆长,他也拒绝了。)

    还是茅家琦先生老成持重,他对所有想报考的青年教师说,就按年龄大小(注意,不是按学历资历)排队,只要想学,我肯定把你们带出来的。老先生话说到这个份上,大家再不好争。记得他收的第一批校内在职博士生年龄最小的是1952年生,第二批到了1954年,我因年纪稍小,排在挺后面。轮到我的那一批次注册时,茅先生对我们说,张老师已获博导资格,你们又搞民国史,就转过去吧。

    这样,我阴错阳差地在硕士毕业近十年后的1994年春天,又有幸成了老师的首批博士生。这师生缘份似乎命中注定一般。

    读博士之后,因是在职,日常工作多,并没有对写博士论文特别上心,一拖再拖。本是张老师的第一批博士生,可眼见后入门的师弟师妹一批批毕业,摇身变成了师兄师姐。起个大早,赶了晚集。1998年,我获聘教授,按理次年即可当博导,可学校规定,在读博士生不能当博导。自己因不能抓紧时间办大事,得到一个教训。

    读博士期间,张老师在学习与论文选题方面,给了我最大的自由。我的博士论文选题方面,本是选择研究抗日战争时期“经济复古现象”的,做了很多的准备。然而1996年去哈佛燕京学社访问期间,找到一大批的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故重拾旧题,转而继续研究胡汉民。张老师对这批资料也很重视,允许我换题。2001年,终于答辩毕业。博士一读七年,对付一篇论文,所耗时间只比艰苦的八年抗日战争少一年而已。

    在读博士期间,跟在张老师后面跑腿,举办国际会议、编《民国研究》、合作写书、接待海内外知名学者、分管学会、与各界人士接洽等等。学问之外,所获甚多。



四、伴师欧洲行

      

    我与张老师接触距离之近,肯定让许多同门羡慕。我们之间曾有同居“零距离”的接触。2007年在港开会期间同受邀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演讲,抵达后邀请方先安排一间客房,让我们休息。老师连续开会很辛苦,说要小憩,可刚躺下,就鼾声四起。我忙去闭门窗拉窗帘。酣睡中的老师既熟悉又陌生,我的情感复杂无以名状,从来没有如此近距离地观察老师,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与老师在一起!

    1999年与张老师与师母的欧洲之行,印象极其深刻。

    意大利威尼斯大学的圭德教授邀请张老师与我去参加会议,师母同行。我们都是首次去欧洲,决定先顺道访问法国,老师的朋友在巴黎帮着订了华人家庭旅馆。第一次陪老师出远门,我不谙法语,又听说法国人对说英语的人还特不待见,心理压力挺大,终日提心吊胆,仔细研究地图(现在叫“攻略”),唯恐见识少语言不通,路上出差错,让老师师母受累。幸好托老师师母的福,天遂人愿,那次巴黎之行格外顺利,我们参观了所有的著名景点,没有走错任何的路。老师师母对我照顾有加,当时国内报道欧洲的鸡肉中含有某种毒素,他们就带了不少小包装的熟食,一路上给我吃。记得游览凡尔赛宫时,我们坐在美丽的花园里吃午饭,如同家人的野炊,阳光灿烂,空气清新,其乐融融。至今想来,还有些感动。

    后来到罗马,我有位大学同学讨了意大利老婆定居于此,他热情接待我们。白天陪同参观,晚上拉着我下围棋。他精力超好,在国外长期找不到人下棋压抑的棋瘾释放出来,两人通常杀到凌晨三、四点钟才小睡一会,罗马的最后一夜竟然通宵未眠,下棋到天明。可怜的我,刚从在法国的过度紧张中放松神经,却又遭遇无休无眠的下棋车轮战,参观时只迷迷糊糊地跟着,罗马长什么样都没看清。好在同学守尊师之道,他虽是意大利的“倒插门女婿”,可号称是“吃软饭,说硬话”,生生把意大利老婆和孩子赶回娘家,家里的主卧留给张老师师母好好休息。同学在罗马当“三陪”不说,还把老师一路送到佛罗伦萨。

    那次在意大利,师母还有特殊的目的,她不久就要去日本参加公子的婚礼,要挑选给未来儿媳礼物——意大利手饰。在佛罗伦萨,同学带我们去了著名的老桥,桥上金银手饰店一家连着一家,目不暇接,我有刘姥姥进大观园般的眩晕感:第一次见识到意大利工艺,什么叫金碧辉煌,什么叫美仑美奂。师母精挑细选,花很大的一笔钱给儿媳买了极漂亮的手饰。老师师母对公子之怜爱,其情可感。

    从欧洲回国的飞机上,边上坐了一位非常漂亮活泼的葡萄牙姑娘。她主动搭话,我的英语很蹩脚,且返程挺累,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便一来一往地聊起来,她对中国人很有好感,恭维我英语很捧。那姑娘不知我旁边坐着中国的老师与师母大人,说话很随性,而我就惨了,一边聊天,一边要偷窥老师。老师“善解人意”地闭目养神。可无论如何,老师师母在侧,我同美女聊天说话不敢有丝毫的造次。那时才深切地感到,不是什么时候都需要老师在旁边关照的。

    十年后的2009年,圭德教授再次邀请张老师与我去威尼斯开会,我满心满意地期盼与老师师母走十年前那条巴黎—罗马—佛罗伦萨—威尼斯线,故地重游,这次还可以带上毕纲,等于是两家同游。老师答应了。可是,过几天,先是师母说不去了,又过几天,张老师打电话给我说,他考虑很久,也决定不去了。电话的这头,落寞的我不知说什么好。



五、张老师的成功你无法复制



    张老师七十大寿时,张门弟子曾编辑了两本论文集庆贺。我们在题为《张宪文教授与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南京学派”》的前言中,归纳了张老师的学术贡献:“独立完成或主编了《中华民国史纲》、《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蒋介石全传》(上、下)、《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中华民国史大辞典》等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创立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推动学术交流”、“培养民国史研究的中青年学者”。那之后的十年,是他学术生涯突飞猛进的十年,他对民国史研究的贡献,远大于过去的几十年。他获得了各种荣誉,领导的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已经成为南京大学文科的一面旗帜,学校领导将民国史中心的成功归纳为“大师+团队”模式。

    在学术与生活的道路上,我一直把张老师当成楷模:试着把自己观察到的张老师的经验加以总结,当成民国史研究学术史的典型个案讲给学生们听。可总结越认真、越仔细,就越发现:老师的机遇、能力、成就不能复制的。他的成功,只能作为一个学术大家成长的经典来欣赏,高山仰止,却可能永远也学不会。

    我在老师身边多年,从未听他说过“成功之道”,他似乎也没有刻意地去追求过“成功”。一般成功者的某些特性,如雷厉风行、强势果敢、坚韧不拔等很难在他身上找到。他为人谦逊和蔼,做事从容不迫,滴水穿石。他的成功看起来是如此顺理成章,浑然天成。

    以我之浅见,张老师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有三:

    1、敏锐的学术观察力与开拓进取精神。

    张老师能有如此之高的学术成就,与其敏锐的学术观察力与开拓进取精神密不可分。他的学术大局观与方向感出类拔萃。曾听他自述,大学时代正好赶上南京北阴阳营遗址发掘,毕业论文选择了与此相关的考古课题。毕业留校任教,服从分配讲授中国近现代史,主要是革命史的内容。但他认真思考,不走寻常路。在普遍讲大话空话的时候,关注史学研究的基础——史料学,去图书馆故纸堆中爬梳史料,著有《中国现代史史料学》一书。十年文革结束后,他敏锐地感觉到民国史研究将会成为新史学潮流,果断地自我转型,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在“革命史观”当道的当时,研究民国史、国民党蒋介石有相当的风险,是需要巨大勇气的。

    张老师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纲》,具有学科开创意义,在学术界首次勾勒出了民国史研究的基本轮廓。之后,他组织民国史研究的国际学术会议,建立了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对推动民国史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在民国史研究的具体领域,老师也有许多拓展,关于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关于蒋介石、关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都是引领学术潮流的标志性成果。他致力于推动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国际化进程,主持两岸四地学者共同进行民国史专题研究,都具有学术里程碑的意义。

    作为比较,南大原来与他资历相仿的几位同专业教师,相当地用功,成果也不少,但因为固守自己偏狭窄的课题,学术影响力已不能同张老师同日而语。

    2、卓越的学术领导才能。

    一般的历史学者都是自选课题,差不多是单兵作战的“个体户”,最多是少数人协同的“互助组”。张老师的情商超高,是天生的学术领袖,他处理事情公平合理,善于团结同行,在学界口碑极佳。

    张老师做的都是影响学科发展方向的大研究项目,有时几条线同时作战,他能运筹帷幄,指挥若定。早期,从事民国史研究的人才并不多,南大的人手更有限。他就联合北京、上海的同行一起工作。后来,他将南京地区的所有的学者团结在自己周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省社科院、南京师大的学者都参与了他的项目。南京大屠杀史料整理编辑项目,从分派到各国各地去收集资料、到整理、再到请英文、日文、俄文、意大利语的翻译,参与的中外学者超过百人,老师布置得有条不紊,循序进展。

    其间,张老师培养了大量的研究生,针对每个学生的特点因材施教,知人善任,给他们布置合适的任务,使博士生一开始就得到锻炼,迅速成长。一方面为国家培养了民国史研究的新一代人才,另一方面也打造了一支特别能战斗且机动性强的嫡系“张家军”。2009年,老师率领全由毕业博士生组成的“宋美龄研究项目”团赴台湾查资料,清一色的美女,风靡台北,慕煞了台湾的教授们。殊不知,这才是“张家军”美女中的一支小部队。

    3、积极乐观的工作态度。

    张老师于1958年大学毕业留校,但那是个充满“革命”的火红年代,严谨的学术研究基本上靠边站的。老师的学术生涯是应该从大学毕业20年后才开始,已经年近半百,过了人生精力体力最好的黄金时间。记得1979年南大文革后第一次全面评定职称,红纸喜报贴在南园,老师刚晋升讲师。虽说阅历越深对于理解历史很重要,历史学家应该年龄越大越值钱。如果用今天的标准衡量,老师晋升副教授、教授、博导时并非一帆风顺,年龄已经偏大。但他一向积极地处事,大处着眼,正面地看问题。对人对事,似乎他只选择性地记忆好人好事,用时下的网络语言,他是不停地积蓄“正能量”。我追随这么多年,很少看到他愁眉不展,更无发火失态的时候。他绝对不是事事如意,只不愿被不如意的事情绊住前进的手脚,耗费精力与时间。

    有件小事很能体现张老师之虚怀若谷,待人以善。系里一位教师自本科起就是张老师的学生,那年报名在职博士一时不如意,竟然地给校长写告状信,不分皂白地说张老师办事不公(相关决定是系办公会议集体确定的)。张老师并不计较,反而登门找他沟通说明情况,那位学生辈的同事置之不理,只对张老师重复高玉宝的那句名言“我要读书”。不久之后,那位教师要晋升副教授,僧多粥少,竞争激烈,便携太太登门拜访张老师,检讨之前“不懂事”,其意不言自明。张老师在系里与学校评审时,都投票支持,使那位教师得以顺利晋升。

    张老师年轻时喜爱运动,身体非常健康。一般学者六七十岁已在颐养天年,而他精力充沛,思维活跃,而老师在六十之后的表现绝对是“老当益壮”的注解,如今年近八旬,他的工作节奏与强度,年轻人也难以跟得上。他很善于利用时间,形成了民国史中心独特的工作方式:平时大家教学、行政事务忙,他就利用周末、节假日开会,后来,更发明了利用寒暑假期来组织大家突击大项目。有时,为了突击完成任务,他还会在宾馆里为学者包房间“半隔离”,以使其能摆脱俗务,一心写作。南京大学民国史中心高水平成果叠出不穷、优秀中青年学者成长迅速,某种程度上得益与张老师的乐观主义与“张氏工作法”。教育部有关领导对此很欣赏,特意请张老师到部属重点研究基地主任会议上去介绍经验。

    以上三项,一般学者或能达到一二,但能全部兼具者实属罕见。因此之故,我斗胆断言,张老师的成功无法复制。



    写这篇短文,初稿的三千多字只用一晚便一气呵成,可完稿后觉得不甚合意。于是,不停地修修改改,持续近三个月,前后不下十次,到交稿时也不满意。自己很享受修改的过程,因为每改一次,眼前都浮现出老师慈祥的身影与教诲的点滴往事,也借此检点自己学术之路上的得与失,感慨万端。

    写作、修改的过程中,内心始终充满着幸福感:感谢张老师,因为是您的学生,才使我平凡的学术生涯有了与大师级学者联结的机会,有了傲视群侪的学术血缘与资本!纵然意识到百般努力都无法企及您的高度,可有个永远无法超过的老师,又何尝不是人生的一大幸福?!“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更何况,您的教诲如春风化雨,学生近水楼台长期受熏陶所学到的一些皮毛功夫,也足以受益终生。

    最终完稿时,电脑显示这篇为恩师贺八十大寿的文章恰好是八千字出头。若非天意,岂能如此吉利?!

    在恩师八十大寿之际,衷心祝愿他健康长寿,学术生命之树常青,带领我们开创民国史研究更辉煌的明天。



张门弟子在杭州楼外楼为老师暖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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