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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中的袁世凯

2013-7-5 07:32| 发布者: MAX| 查看: 1398| 评论: 0|原作者: 骆宝善|来自: 《百年家族》

甲午战争,创巨痛深。战败刺激各阶层掀起了救国热潮。孙中山建立兴中会,开始了他所领导的推翻满清政府的革命事业;康有为公车上书,开始了他倡导的政治改革运动。而袁世凯,则按照他练兵强国的构想,开始编练新军。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袁世凯在甲午战争中的活动,较多地被人们误解,或者忽略了。

  甲午战争以来,时人有一种说法,是袁世凯肇启了战争。此说最早见于张佩纶致李鸿藻书:“祸端萌自袁世凯”,东学党起事后“电禀日数十至,请兵往剿,彼岂不知亲家翁之约者,无乃太疏”。故张说,袁是“罪魁祸首”[1]。据笔记小说记载,恭亲王奕劻也说:“吾闻此次兵衅,皆由袁世凯鼓荡而成”[2]。而据刘声木的记述,袁世凯所“鼓荡”的内容,与张佩纶所说大同[3]。这种说法,一直影响到当代学术界对袁世凯的研究,说袁世凯不识日本阴谋,请兵往剿朝鲜东学党起义,“谎报妄断”,造成了日本出兵的借口。日本出兵后,又推行李鸿章妥协路线,与日本政府代表谈判,幻想用让步方法使侵略者放弃战争行动[4]。
  首先,要肯定的是,甲午战争,在中国方面,是一场根本没有准备打的战争;在日本方面,则是蓄谋借朝鲜事件出兵,进攻中国,而并非为某个中国人所“鼓荡”而起。这是中外史籍的共识。只是当时的中国人以自己的认识水平,尚无法搞清楚自己究竟错在哪里,指责当事者当然是一种最直接最省事的方法。可是这样做,并不能使中国人从失败中汲取正确的教训。
  其次,甲午战争的导火线是中国出兵朝鲜,帮助镇压东学党起事。在朝鲜十多年的袁世凯没有搞清楚日本的真实意向,而是向国内决策者报告,日本方面不会乘机出兵,这是不争的事实。但若据以判定战争由袁世凯而起,却还有一些疑问:进行战争,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极重大事件,清政府难道仅只依赖唯一情报来源?袁世凯报告错误情报是由于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决定其不可能等到正确情报?清政府应该怎样分析利用袁世凯送来的情报?
  让我们来考察一下事情的发展过程:1894年5月8日, 袁世凯报告李鸿章:全罗道东学党乱,请求调驻防仁川“平远”兵船载韩兵,并派武弁随往照料[5]。此时袁世凯尚未请求中国出兵。23日, 赫德告诉总署:日本因为“平远”轮有华兵40名,亦欲派兵前往朝鲜[6]。这是中国方面第一次听说日方出兵的消息。虽然此时日本还没有正式决定出兵,但此消息确实正确反映了日本方面的动态。总署通过李鸿章要求袁世凯调查赫德情报的可靠性。26日,袁复电李:“未闻日有派兵说”[7],同日又进一步解释:“平远”送朝鲜兵去后,日本驻韩使馆译员曾奉命询问韩外署:“华兵下岸否”?并要求,“倘下岸须按乙酉约知照”。袁的判断是:“倭人意在知照,亦无派兵说”[8]。6月1日,袁电告李,日译员郑永邦以其使令来询匪情,并建议“贵政府何不速代韩戡”,并保证日“政府必无他意”[9]。
  6月2日,日本政府秘密决议出兵朝鲜。3日,日本署理驻韩公使杉村晤见袁世凯,明白表示:日“意亦盼华速代戡”。袁便据以电告李鸿章:“察其意,重在商民,似无他意”。
  4日, 日外相命驻朝鲜公使大鸟迅速回任,担负起制造战争衅端的任务。袁对国内的报告却说,大鸟返任,可以有助于平息汉城各国公使圈中关于战争的“谣议”[10]。
  与此同时,3日,李鸿章会晤了驻津日本领事,所得的信息,与袁的报告“语意略同”[11]。6日晨,驻日本公使汪凤藻电告李鸿章:日令驻大鸟带巡捕二十名返韩,并添调一舰护商[12]。
  袁世凯、汪凤藻和李鸿章三方面的情报完全吻合。于是,当朝鲜政府请兵的公文到达后,清政府立即决定出兵。6日,赴朝鲜军队登轮船启程。
  从整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出,清政府根本没有近代战略情报意识。不知道从哪里获取战略情报。在这方面,清政府犯了迂腐透顶的错误。第一,中日两国兴兵打仗,清政府从总署、李鸿章,到汪凤藻、袁世凯,却以日本外交官、外交部正面表态,作为判断对方行动的依据,日本方面当然会做刻意的伪造,岂非等于完全相信了敌人,焉有不错之理。第二,尤其不该的是,把朝鲜做为获取日本情报的重要渠道,日本的军事意图,怎么会在朝鲜透露出来?袁世凯根本没有可靠的情报来源。袁也确实做了很大的努力,多方打听消息,有闻必报。但是南辕北辙,他越努力,距离正确的目标越远。获取日本战略情报的重责,是一介驻朝鲜总领事袁世凯力不胜任的。袁世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清政府也没有搞清楚这一点。在张佩纶指责袁世凯的同时,御史钟德祥曾经也因汪凤藻未能提供日军的准确情报而称其为“始祸”[13]。其实,无论谏台钟德祥,或是清流张佩纶们,都并不清楚清政府应该怎样得到正确的情报。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自以为明白而已。
  中日双方都向朝鲜派兵之后,袁世凯奉命与日本驻朝鲜公使进行了撤军的谈判。6月12 日袁世凯与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约定:日本方面“除八百外尽阻之”,中国方面亦电止加兵 [14]。6月15日,袁世凯又与大鸟就分批撤军的问题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并已拟文草[15],只待双方互换公文了。可是,日本又提出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方案,关于共同撤军的谈判结果被一笔勾消[16]。袁世凯只得按其意旨,与其进行改革朝鲜内政的谈判。在国内,清政府亦开始请俄、英各国出面干涉。7月7日和9日,总署王大臣直接与日本驻华临时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进行了两次谈判。
  在中日谈判期间,6月21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向朝鲜增派军队,并付诸实施。而中国方面,李鸿章本下令于12日早间,赴朝鲜的后续部队开拔,但以为撤军谈判将达成协议,又停住不增[17];也有撤兵的议论,又未付诸实行。不进也不退,丧失了时机。撤军谈判的结果与出兵的交涉一样,中国方面完全陷进了日本设计的圈套。
  对撤军谈判,袁世凯的估计是比较清醒的。在谈判开始之前,袁曾经反复提醒李鸿章:根据他的判断,日本近年“迭有应照约驻兵挟制之议,今果乘机行,似非口舌所能阻;既来,又恐非暂时所能去”[18]。“日来甚锐,似非有得不肯遽去”[19]。这可谓甲午中日交涉以来最有价值、最洞察日本行动与图谋的分析。但很遗憾,它却未引起清政府最高决策层的注意。
  指责袁世凯的说法是,袁在朝鲜的谈判,致使李鸿章拖延了向朝鲜派增援军队,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袁世凯是奉命谈判的,谈判不是他的过错。谈判出什么结果,对方是否撕毁协议,取决于双方的诚意,而不取决于袁世凯一个人。
  而事实上袁世凯与大鸟6月12日的谈判结果,并未造成中国军队在军事部署上的落后,相对于第一批日军16日才全部在朝鲜登陆来说,中国还有充裕的时间撤退或增援牙山的军队。在与日方不能达成共同撤军协议之后,袁世凯于6月18、19日两日内4次急电李鸿章,建议加强战备,以遏制日军。“否则非有所得不能去也”[20],并建议叶志超“先播进汉声势而不必遽进,看其如何变态”[21]。6月17日,汪凤藻也有加强战备的建议[22],24日,袁世凯又电报李鸿章:“倭兵操法律令甚佳,亦未可轻”[23]。但国内决策者不予理睬。先是,李鸿章否定袁的建议:谓“倭廷欲以重兵胁议韩善后,并非与我图战,固不必预播赴汉先声” [24]。接着20日总署否定了袁、汪二人加强战备的主张,“无添兵之意”[25]。一直迟至7月21日,支援朝鲜的南北两路清军才分批登程,从而贻误了备战时机。这自然已经不是袁世凯的责任,而是国内高层决策者的问题了。
  袁世凯应该受到指责的问题是,他出使朝鲜,同日本人正面交锋十余年,面对日本人咄咄逼人的气势,却对其以朝鲜为跳板侵吞中国的图谋与部署茫然不觉,因而不能向国内决策层提供防范日本的战略决策性建议。他对于日本觊觎朝鲜认识颇为深切[26]。他曾说:“甲申以后,(日本)知与朝鲜寇仇已深,不可复合,……而专力兴起商务,搜集商民,盘根植固,倍屣中国,其处心积虑不徒为今日计也”[27]。但是,他对日本国力的基本估计却根本错误:“日本疆域与朝鲜等,徒以改用西法,侈言功利,外强中干,党祸迭起,自谋不暇”[28]。这说明了袁世凯昧于对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了解,对日本发动战争的能力,和出兵朝鲜的真正意向,没有清醒的认识。
  然而,这不仅是袁世凯个人出了问题,当时中国在朝决策者和在野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其认识程度与袁世凯处在同一水平线上。淮军大将刘秉璋之子对朝野十分熟悉的刘体仁述及甲午时事说:“迨至甲午与日本构怨,德宗景皇帝意欲耀武国外,凭陵母后,轻视日本,颇欲灭此而后朝食。时常熟秉政,误入殿撰(指张謇)之言,亦谓日本不足平”。光绪八年随吴长庆赴朝鲜的“将佐老兵”,“谓必胜日本,可操左券。殿撰当年从武壮入鲜,其误亦同於老兵。不知彼一时,此一时,日本崛起东方,国势浸盛,几欲凌驾欧美,执亚洲牛耳,有一日千里之势,固非光绪八年见闻所能囿”[29]。一段话,讲出了从光绪皇帝,到曾经在朝鲜打过仗的老兵,从秉政的帝师翁同龢,到曾经随军到过朝鲜的新科状元张謇,全都昧于对日本的国力与野心的认识。败军之将淮军首领李鸿章、清流首领吴大澂是如此认识,清政府寄予挽回败局希望的湘军元老刘坤一,也是同样的认为:“日本国小民贫,其势断难支久。……以此等岛夷陵逼至上,我不能与争,尚复成何中夏”?[30]
  也就是说,整个中国,无论在朝的掌权官僚、还是在野的有识之士,对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发展与动向及其对外的掠夺性扩张欲望根本不了解。这是中国传统的视野范围和思维方式所决定的,说明了整个清政府的政治系统了解外部世界能力的低下,反应机制(包括思维方式和政治制度)能力的低下,已经不适应世界的变化。所以说,尽管袁世凯没有向清政府提供正确的情报,但战争的发生终究不由于袁世凯个人的错误;而袁世凯的问题也不是由于他特有的素质、品行、思维方式之类的个人原因所造成的。在当时,并没有人认为这种决策情报的获取方式有什么不妥,更是反映了清政府、晚清士大夫思想整体水平。在当时,做为总结教训,仅指责袁世凯个人,并不能找到中国问题所在。在现在,做为历史研究,仅指责袁世凯个人,也并不能反映当时的历史全貌。而做为对袁世凯本人的研究,仅做一些指责,不做分析,也不能全面正确反映袁世凯对甲午战争爆发所应负的责任。

  论者们对袁世凯在战争即将爆发的严重关头的作为,指责尤多。有谓袁世凯不顾大局,同叶志超争个人意气,置叶于孤悬绝地;有谓袁向日本人泄漏了中国即将出兵的军机;有谓袁在战前临阵脱逃,潜踪逃回天津,等等。
  最早指责袁世凯置叶志超军于孤悬绝地的也是张佩纶,他在致李鸿藻的信中说袁:“求翼长不遂,与叶争分不相见,指牙山使屯扎,致入绝境”[31]。以张为李鸿章女婿并居李幕的特殊地位和身份,此说的确值得重视。但核查当年来往文电,此说与事实不符。
  5月下旬,袁世凯陆续向李鸿章报告朝鲜政府镇压东学党起义失利的消息,以及同朝鲜官员接谈由中国派兵代为堵剿之事。6月1日李鸿章选派了叶志超军入朝,并通报总署,只等朝鲜政府正式请兵文到,就开拔起程,“由牙登岸”[32]。但可以肯定没有考虑到防备日军因素,因为任何中国人都没有估计到日本会出兵朝鲜。选择牙山所要考虑的因素主要有二。一是据东学党起义地区不能太远,这是不言而喻的。二是不能给正常的通商口岸制造不便。牙山是最佳的登陆和屯兵地点。为此盛宣怀曾晤见了住在天津的朝鲜驻中国的商务委员徐相乔[33]。盛的活动说明采纳袁世凯建议选择牙山做为登陆地点,在国内清军决策层也是经过郑重考虑的。
  李鸿章是同在一通电报中向叶志超通报已委任袁世凯为翼长和袁建议以牙山为登陆地点这两件事的[34]。然而,后来袁的确没有当翼长,目前笔者尚未见到材料说明这是怎么一回事,但可以肯定,袁建议牙山登陆在前,不当翼长在后,自然也不存在所谓“求翼长不遂”,而指牙山让叶屯扎的报复行为。而且,袁是指牙山作为登陆地点,后来由于情况有变,日本出兵,叶志超“叠奉相电,嘱住牙山,坚忍静待”[35],登陆地点才变成屯扎之地。其时,袁在汉城与日本公使谈判,向国内通报的消息,而叶奉命住牙山,双方不能见面是当然的事,不是所谓“争分”造成的。
  后来,日军在仁川登陆,截断了牙山驻军与汉城、平壤直至中国的陆路通道,叶志超成了孤军之势。是袁世凯急电李鸿章,要求迅速采取措施,将叶军调离牙山,否则“衅端一成,即无归路”[36]。但李鸿章却因寄望请求俄、英调处,电叶:“驻牙静守,切毋多事”[37]。这才造成叶军孤立无援的绝境。张佩纶谓袁“求翼长不遂”,容或有之,谓袁导叶入绝境,则属不实之词。
  此外,聂士成是赴朝清军地位仅次于叶志超的将领,半年之后,1895年2月,他在从前线返回天津途中,路遇袁世凯,两人“把臂倾谈”[38],关系亲切融洽,此亦可旁证袁无陷叶于绝地之事。
  袁世凯于战争爆发之前潜逃回国之说,始见于御史钟德祥的奏片所说:“臣闻袁世凯系奏派驻扎朝鲜大员,乃於倭兵未到之先,潜踪逃回天津,实为庸劣畏葸之尤,李鸿章竟亦讳而匿之,此逃官也”[39]。当时河南巡抚刘树棠派往天津坐探中日军情的曹和济亦记述所闻亦说:“袁叠电津请益师,度事亟难待,潜自海道归”[40]。袁从此落下了临阵脱逃的骂名,为后世许多史学论著和小说家据为信史,其实同样是一椿不实的公案。
  日军大举进入朝鲜,袁世凯确有多次回国之请,最早的一次是,6月29、30日,袁先后电告李鸿章,朝鲜形势紧张,国王自危,“闻(日使大)鸟拟照公法作梗例,兵押凯出境。果尔辱甚”,“例应撤回免辱”[41]。李却复电嘱袁谓:朝鲜只认自主,“并未认非华属邦,应留密劝坚持”,袁亦电李说:“韩既未答非属,凯仍拟在汉,以口舌争”[42]。
  越数日后,韩廷有犒赏日兵米肉之举,华人深感受辱,7月4日袁世凯电李鸿章称:“凯在此难见人,应下旗回,拟留唐守(绍仪)看馆探事,俟韩文稿不认属,即赴仁(川)”[43]。同日傍晚,袁再电李,朝鲜政府忽改派总理外务大臣,“两日未遣人与凯商事,坐鼓中难知”。“凯为使系一国体,坐视胁陵,具何面目?……应调回,派末员仅坐探,……庶全国体”[44]。但总署未准袁的请求,理由是:“殊觉匆遽失体”[45]。
  7月5日,袁世凯致电李鸿章进一步陈述宜调回国的理由。李鸿章则也明确表示此时应该调袁回国。他致总署电谓:“查袁历年助韩拒日,与日夙嫌已深,若调回,以唐暂代,与下旗撤使有异”[46]。这一次,总署覆电李说:俄使韦贝将要赴朝鲜调处日韩之事,“韦如到韩,必有与袁面商之语,似宜稍待。倘至势不可挽,或由尊处以面询事件为名,调令赴津”[47]。此电署时间为午时。三个时辰以后,酉时,总署再电李说:“现接江、支三电,韩事愈急。……韦贝明日必到津,望与晤商后,如留袁无益,即可调回”[48]。明确表示可以调袁回国。但清廷却于次日下旨:“现在倭韩情势未定,袁世凯在彼可以常通消息,且与各国使臣商议事件亦较熟习,著无庸调回”[49]。
  袁世凯8日致电盛宣怀再次解释自己要求回国的理由,谓:“倘内意决计用兵,凯可迟去;否则宜调凯速往备询”,并请盛向李鸿章转达此意。当天,盛奉李命复电,询问袁主张“如何筹结束”。袁复盛电云:“前以内廷无主见,故急甚。倘有办法,自不必遽回”。“倭兵始来,锐求一试,……不予以隙,彼无可逞,各国群起责诮,气已暂馁,必急求结束,倘纸片稍得便宜,似可了”[50]。
  关于袁世凯错估日本出兵朝鲜的目的与胃口,上文已有论述。在此前提下,袁在朝鲜又开始新的一轮努力。一是想办法在与日本的谈判中付出较少的代价。提议与日本谈判凡涉及难以允许者,“宜告以韩内治本自主,华向不强干预,日可平和与韩商办,可免诸多争持”。并设法“杜倭请”[51]开矿借款。二是继续与朝鲜官员接触,商议如何对付日本的逼迫[52]。三是继续与各国驻韩使员会议,与俄驻韩使韦贝接触,希望能将汉城、仁川等通商口岸定为中立地,以免战火蹂躏,并希望能在最后一刻消弭战争。四是继续向国内报告日军在朝鲜的动向。
  即使已经到了万分危急的关头,袁亦未弃职逃走。7月14日,李鸿章电告袁世凯等:“倭使复,决绝不和。嗣后难免不测之变”。袁仍继续忠于职守,尊国内指示,于15日抱病会见俄使韦贝,为和平解决危机做最后努力。直到18日奉旨“袁世凯著即准其调回”。然后,袁遵照李鸿章的指示,“将经手各事交唐守绍仪代办”[53]。次日,赴仁川乘船内渡回国。一切均按国内调遣行动,并非所谓“潜踪逃回”。
  袁世凯确曾多次要求内调回国,其中固然不可排除有担心个人安危的因素,但更多的是恐辱及国家尊严。况且,袁世凯从一开始就明白:“倭兵虽多,万国无害使臣理”[54],因此,似不宜因他有要求内调之言,就判他一个贪生怕死、潜踪逃回的恶谥。
  此外,袁世凯的确有病,而且病得不轻。这是实情。当时在汉城的唐绍仪以及电报局总办李毓森均电报向李鸿章、盛宣怀报告袁的病情[55]。袁回国后,李鸿章奏请旨派袁仍赴朝鲜电报中亦说:“袁世凯病体小愈”[56]。可见袁称病确非托词。袁以重病请调回国,似亦无可厚非。
  说袁世凯向日本人泄漏了中国出兵朝鲜机密则是当代的研究者的论断。李宗一引据李鸿章6月1日致总署电报中转报的袁世凯报告同日译员郑永邦交涉的一封电报[57],认为袁世凯在和郑永邦的谈话中“竟向他透露了清政府准备派兵的内情”[58]。侯宜杰则引据李鸿章在6月4日致总署电报中转报的袁世凯报告同日使杉村晤谈内容的另一封电报[59],认为:袁世凯“把即将出兵的计划告知对方,泄露了军机,致使日本在军事部署上抢先一步”[60]。
  李宗一论定袁世凯与郑永邦谈话是在6月1日,而在同一天,李鸿章一面选派赴朝的将领,“一面电知汪使,知照日外部,以符前约”[61],即正式知照出兵朝鲜。袁世凯在汉城与杉村谈话在同一天,李鸿章亦在天津会晤日本领事:当面“告以韩请兵,势须准行”[62]。看来,即便是有“把即将出兵的计划告知对方,泄露了军机”的事,也应该首先将帐算到李鸿章头上。
  事实上,清政府根本就没有打算将出兵的事瞒着日本,而是按照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的条款正式照会日本政府的。袁世凯与郑永邦和杉村的谈话,属于受国内指令的正常交涉。
  是不是由于向日本人泄露了军机,才“致使日本在军事部署上抢先一步”呢?事实亦非如此。聂士成率军910人是6月6日出发,8日在牙山登陆,叶志超所率各营1000余人是8日出发,10日登陆。叶起超到达朝鲜之日,尽管仁川港的日本军舰已经超过中国海军,但此时在朝鲜登陆的日军只405人[63]。显然在军事部署上还不能算“先一步”。至15日,到达朝鲜的日军才超过中国军队。这自然不能算是3日袁世凯的谈话所造成的后果了。

  袁世凯于1894年7月22夜到达天津。半月之后,8月6日,又奉旨派往东北前线。至次年5月中旬请假回籍省亲。袁世凯这10个月的经历,往往被研究者们所忽略,极少有人提及。实则袁世凯在东北前线的这一段经历,对其此后的政治生涯有不可估量的影响。
  袁世凯被调回国,本有进京备询的安排。因此,袁到天津后,立即抱病撰写对时局的看法。三天后,条议成稿,托从弟袁世承持向张佩纶征询意见[64]。与此同时,李鸿章决定派袁作为周馥的助手,返回东北前线。当时,平壤战役还未打响,中国政府尚存恢复朝鲜之想,且认为袁熟悉朝鲜情形,在朝鲜有一定人望,一些朝鲜官员如外务督办赵秉稷、外务参议闵尚镐、内务督办闵泳骏等亦通过各种方式都在打听、催问其回韩日期[65],把复国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因此,李鸿章还给了袁另一个任务:即仍回朝鲜担任原职,并兼办朝鲜的抚辑事宜[66]。袁世凯在接受任命的同时,并不愿放弃进京向最高当局陈述己见之想,他托从弟袁世勋在京向翁同龢、李鸿藻游说。请李经邦帮助向李鸿章求情[67]。惜终未获成功。
  9月9日,袁世凯启程赴辽东前线,一度曾到达中朝边境凤凰城。其具体职责,据李鸿章向朝廷的奏报,是“力疾驰赴平壤一带,联络官军,协筹粮运。平壤东北民风强悍,当有义勇愿效前驱。该道熟悉情形,藉以收拾人心有裨大局”[68]。这里“协筹”的“协”,即是协助周馥。1895年2月,周馥奉李鸿章令回天津,此后袁接管全部前敌转运[69]。随着战局的变化,袁的朝鲜“抚辑事宜”自然取消,周袁在东北前线的主要工作,集中为前敌转运粮械和截查惧中溃勇两件十分棘手之事。袁世凯致其从弟袁世承的家书形容其艰难之况说:“车马风尘经三月,直无从说起,全是跑局。”“在此时与溃兵淘气,无谓之至,不如披发入山也”[70]。但周袁联手,使前敌后勤供应基本上做到了确有保障。诚如周馥所说:当时军队“节节败退”,转运“煞费经营”,“艰困百折,掣肘万分。然自始至终,余未尝缺乏军需一事,故战事虽败,而将官无可推诿卸过于余也”[71]。袁世凯同样也可以无愧地说此话。
  大批脱离了部队建制的溃勇,为害甚巨,滋扰百姓,甚至抢掠官军军需运输队。袁世凯运到前方准备用于武装朝鲜义勇的二千杆枪,亦遭哄抢[72]。袁世凯统率精锐武装,严密缉查,恩威并用。首先查收他们的军器,并“择其尤甚者杀数人”,以儆效尤,其余大多数,则酌给川资或押返回部队。袁自己亦募勇武装押运粮食饷械[73]。李鸿章对袁世凯收集溃勇的工作甚为满意[74]。
  按照光绪皇帝的上谕,周馥的前敌营务处有“联络诸将,稽查军情,将进剿事宜,随时电商该督(指李鸿章),不得延误”[75]的职责。尽管后来情况有变,周馥自称,“其营务处名目,虚悬而已”[76]。作为周馥的副手,袁世凯转运粮械、收集溃卒同时,仍然尽力奉旨行事。他曾致电刘盛休,转达李鸿章的指示:“属诸公固守边隅”,否则“大局不堪设想”[77]。曾致盛宣怀,分析日军进入东北的进军目标,以及中国军队的战守之策[78]。曾向周馥建议训练炮兵之事[79],曾提醒聂士成:“只可守御,毋进蹑中伏”[80]。又随时向各路清军统帅领报告军纪废弛的部队:袁首告吴大澂:“寿左营约束不严”[81];电告刘坤一:“湖北提督吴凤柱所招新勇四营,多系土匪,恃符滋事”,“兵贼难分,民不堪命”[82];电告胡:“湘部吴元恺纵兵骚扰,怯懦无能;刘树元因循退缩,毫无纪律”[83];电告总理前敌营务处周馥:“闻蒋尚钧颇扰,请商祝帅调往约束”[84]等等。袁所通报的内容,均经过实地考察,查有实据,所以,肇事各部队均受到切实处理。袁世凯在败军纷乱之中,不失大体地保证粮械供给,收集整顿溃卒,联络各路,稽查,确属一员颇有作为的干吏。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袁世凯根据在东北前线的直接观察,对战事和战局所做的颇有见地的判断和分析。11月初,金州失守之次日,袁致电盛宣怀说:“事势如此,惟停战议和,徐图报复较合算” [85]。有论者据此认为,“对于这场战争,袁世凯一开始就存在着严重的恐日病和失败主义情绪”[86]。这实在是先曲解袁之本意之后的指责。袁世凯此电并无“恐日”的意思。而姑不论袁世凯对日本认识程度的深浅,对政策的正误,但从他1882年随吴长庆入朝鲜,开始同日本人打交道起,直至甲午战争之时(乃至以后的很长一个时期),袁确实未有“恐日”情绪的表现,这是客观事实[87]。承认失败,并不就是“失败主义”。当时的战局,中国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了。袁世凯根据自己的观察和判断,对战争的胜负有较为清醒的认识,说出了别人不肯说出口的事实真相而已。而且他不甘于失败,而主张议和备战,即所谓“徐图报复”。这是一种积极进取的主张。11月16日,袁世凯致从弟袁世承函云:“堂堂大国,束手为小丑所困,讵非天乎”[88]。这则是当时朝野(包括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份子们)的共同的心态。
  袁世凯根据自己的观察,寻找清军失败的原因,他指出:清军也使用洋枪洋炮,但装备上不配套,以天津运往前线的快炮为例“快炮无鞍套马匹及用治,前敌无从备。放炮则门破,一败即弃,且子弹佩每二百,不足十分钟用”。在军事技术上,士兵严重缺乏训练,“各军不知枪炮”,用枪“只知托平乱打,不起码牌,故弹及近,难命中”,根本不能“御敌”[89]。军队的战术素养极差,他说:“洋人用兵,概分四排,以二队按步散进接应,轮流不断”。又在队后驻兵设防,“遏退兵,整残卒,虽败不溃”。而清军“临阵多用非所学,每照击土匪法,挑奋勇为一簇,马奔直前,宛如孤注。……因难制胜。队后不驻兵收束,故多溃。请禀帅饬各军均照西人用法,认真韬略,庶免溃乱。挑奋勇只可出奇傍击,未可敌对。现比炮甚利,必须分排散打,否则战无不溃”[90]。
  袁世凯对战局进展以及军事部署等战略方面,也有颇具见地的分析和建言。12月中旬,宋庆等海城战败后,袁致电盛宣怀,认为“沈必难保,下月上旬当吃紧。寇北可绝沈援,西则断营路”。他指出:东北前线“各军敢战者,共计不过六、七千人,分守各路,实嫌太单”。他建议,“纠集敢战合一枝,拼死一战,可冀一捷”。“倘能集真精锐三万为一枝,始有把握。似此零星来援,又是甘弱,不如速结”[91]。袁致周馥、宋庆、李鸿章等电亦说:“寇分路来攻,如我零星分防,必不支,须纠大枝迎力战,冀可遏”。“如能调集海、盖,合力一战,可得实用”[92]。袁的建议获得了李鸿章、宋庆的首肯,并拟做相应的部署[93]。
  袁世凯“徐图报复”的主体设想,就是采用西法练兵。海城兵败之后,盛宣怀以练兵之事,问计于袁[94]。袁连复三长电,陈述己见。袁提出:练兵的目标是“为将来报复用”,“军务方长,亟须储材”。练兵的方针是:“设兵官学堂”,“教兵官认真讲究西法,另改军制”。方法是“练兵能用西法,竞西式军器用”,“内外协同,赏罚明,号令严,不惜费”。这是日军致胜的法宝,也是我军致败的根由。袁世凯说,这种军事制度的根本改变,是“为将来计。此军务决非老军务所能得手”。袁世凯慨然对盛宣怀自荐:“倘以为然,弟愿任监督,必有以报”[95]。遗憾的是未获李鸿章的允准[96]。
  袁世凯练兵的设想是,招募新兵从头开始,以西法训练。所以,他未接受盛宣怀要李“立旗”收集溃卒的主意[97],因为“兵不练数日,实无把握。我决不肯随人败溃,为日奴笑”[98]。所以12月初,袁世承来信告知袁世凯在前线得到了清政府的佳许,袁并不甚兴奋,而是报怨说:“内赞人而不用我募兵,徒赞何益也”[99]。这是袁世凯锐身自任练兵的最初表示。从袁世凯提出的练兵方案。人们从中不难看出小站练兵的影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论者们说袁世凯争取小站练兵是“投机”,还有其推理的逻辑的话,在战争正在进行中争取练兵,其动机中,准备为国打仗的成份,应该占很大比重了。
  袁世凯所言所议,在后世看来,并没有什么深奥之处,尤其未能提到政治制度的改革。但在当时,在军事上能识见及此者,已属凤毛麟角了。
  中国方面直接参与甲午战争一役的指挥者,从后方的决策者,到前方将帅,文武官员何止数十百位。但像袁世凯这样,以帮办筹运粮械的一介道员,能够默然观察局势,对战局的胜负做出客观的判断和分析,坦然承认失败事实,而又不甘心失败,并迅即寻找原因与教训,力谋图强报复者则却又不多见。袁世凯以其超迈时人的见识博得了“知兵”的令名,从而得到了朝野的赏识。湘军元老刘坤一钦差出关主持军务之际,即首先调袁咨询前敌军情[100]。
  随着战败订约,举国上下尤其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先进知识界人士,纷言变法图强,练兵再战,上书陈情者,自请募兵者,不可胜计,但是他们大都缺乏基本的军事知识,只能纸上谈兵。这样,袁世凯就在练兵图强,振兴国家的潮流中占了先机,顺理成章地成为主持小站练兵的首选。
  原发表:(台北)政治大学、(香港)珠海书院、(广州)中山大学:《两岸三地研究生视野下的近代中国》,香港2001年版。
[1] 张佩纶:《致李兰孙师相》,载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日战争》(五),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230页。亲家翁之约者:指袁世凯的亲家吴大澂及其参与1885年中日订立《天津条约》之事。
[2] 徐一士:《一士谭荟》,《近代稗海》第二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5页。
[3] 刘体仁:《异辞录》卷三,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2~3页.
[4] 参见李宗一:《袁世凯传》,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7~38页;侯宜杰:《袁世凯全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5月版,第36~41页。本文的讨论范围,只限于若干种袁世凯传等史学论著和原始资料,至于坊间大量的出版的小说、演义,则未予论列。
[5] 《寄译署》,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74页。
[6] 《译署来电》,《李鸿章全集》(二),第678页。
[7] 《寄译署》,《李鸿章全集》(二),第679页。
[8] 《寄译署》,《李鸿章全集》(二),第680页。
[9] 《寄译署》,《李鸿章全集》(二),第681页。
[10] 《寄译署》电二,《李鸿章全集》(二),第688、689页。
[11] 《寄译署》,《李鸿章全集》(二),第685页。
[12] 《寄译署并袁道》,《李鸿章全集》(二),第687页。
[13] 《钟德祥奏盛宣怀袁世凯罔识大体以和议逢迎李鸿章请立予重谴片》,《中日战争》(三),第40页。
[14] 戚其章著:《甲午战争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9月版,第19、20、27页。
[15] 《袁道来电》,《李鸿章全集》(二),第705页。
[16] 参见《甲午战争史》第31页。
[17] 《张士珩致盛宣怀函》(一)、(三),陈旭麓等主编:《甲午中日战争·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版,第9~10页。
[18] 《寄译署》,《李鸿章全集》(二),第691页。
[19] 《寄译署》,《李鸿章全集》(二),第694页。
[20] 《袁道来电》、《寄译署》,《李鸿章全集》(二),第706~709页。
[21] 《叶军门来电》,《李鸿章全集》(二),第708页。
[22] 《汪使来电》,《李鸿章全集》(二),第705页。
[23] 《寄译署》,《李鸿章全集》(二),第729页。
[24] 《速递叶军门行营》,《李鸿章全集》(二),第709页。
[25] 《甲午中日战争》(下),第506页。
[26] 参见拙文:《袁世凯在朝鲜》,载《韩国学报》(台北)1992年。
[27] 《日本外交文书》,转引自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
[28] 袁世凯:《朝鲜大局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出版:《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台北)1972年12月版,第2161页。
[29] 刘声木撰:《苌楚斋四笔》,《中日战争》(五),第505页。
[30] 刘坤一奏《现与日本所议各条不可稍有迁就片》,《中日战争》(三),第49~50页。
[31] 张佩纶:《致李兰孙师相》,《中日战争》(五),第230页。
[32] 《寄译署》,《寄山海关叶军门》,《李鸿章全集》(二),第第681、685页。
[33]       参见《徐相乔与盛宣怀笔谈》,《甲午中日战争》(下),第4页。
[34] 《寄山海关叶军门》,《李鸿章全集》(二),第684~685页。
[35] 《叶志超致盛宣怀函》,《甲午中日战争》(下),第17页。
[36] 《寄译署》,《李鸿章全集》(二),第752页。
[37] 《寄朝鲜成欢交叶提督》,《李鸿章全集》(二),第755页。
[38] 聂士成:《东征日记》,《中日战争》(六),第18页。
[39] 见《中日战争》(三),第40页。
[40] 曹和济撰:《津门奉使纪闻》, 《中日战争》(一),第153页。
[41] 《寄译署》电三,《李鸿章全集》(二),第746、738、737页。
[42] 《寄汉城袁道》、《寄译署》,《李鸿章全集》(二),第739页。
[43] 《寄译署》,《李鸿章全集》(二),第747页。
[44] 《寄译署》,《李鸿章全集》(二),第751页。
[45]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中日战争》(二),第581页。
[46] 《寄译署》两电,《李鸿章全集》(二),第753页。
[47] 《寄朝鲜袁道》,《李鸿章全集》(二),第751、755页。
[48]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中日战争》(二),第589页。
[49]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中日战争》(二),第590页。
[50] 《袁道复电》,《甲午中日战争》(下),第516页。
[51] 《寄译署》,《李鸿章全集》(二),第764页。
[52] 参见袁世凯7月10日至13日致李鸿章各电,载《李鸿章全集》(二),第764~772页。
[53] 《朝鲜袁道》,《李鸿章全集》(二),第788页。
[54] 《十八日来电》,《甲午中日战争》(下),第507页。
[55] 《寄译署》电二,《李鸿章全集》(二),第777、784页;《十四日来电》,《甲午中日战争》(下),第522页。
[56] 《寄译署》,《李鸿章全集》(二),第850页。
[57] 《寄译署》,《李鸿章全集》(二),第681页。
[58] 《袁世凯传》第37页。
[59] 《北洋大臣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中日战争》(二),第548页。
[60] 《袁世凯全传》第36、41页。
[61] 《寄译署》,《李鸿章全集》(二),第681页。
[62] 《寄译署》,《李鸿章全集》(二),第685页。
[63] 参见《甲午战争史》第28页。
[64] 张佩纶:《涧于日记》,《中日战争》(续编)第六册,中华书局1993年12月出版,第483页。
[65] 材料分别见:《甲午中日战争》(上),第44页、(下),第484、489、192、536、539页。
[66] 《北洋大臣来电一》,《中日战争》(三),第19~20页;《清季中日韩交涉史料》第6卷,第3499页。
[67] 《翁同龢 日记》甲午七月十六日,中华书局1997年6月版;张佩纶:《涧于日记》,《中日战争》(续编)第六册,第484页。
[68] 《北洋大臣来电一》,《中日战争》(三),第20页。
[69] 周馥:《周悫慎公自订年谱》第66页。
[70] 《袁世凯家书》第161~165页。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台北)1990年编印出版,
[71] 周馥:《周悫慎公自订年谱》第64~65页。
[72] 《至北洋大臣李鸿章电》,《养寿园电稿》,第128页。
[73] 《寄李中堂》、《寄盛道台》电,《养寿园电稿》,第126、136~137、143~145页。
[74] 《寄译署》,《李鸿章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页。
[75] 《德宗景皇帝实录》第345卷,七月丙申。
[76] 周馥:《周悫慎公自订年谱》第62页。
[77] 《寄刘总统》,《养寿园电稿》,第124页。
[78] 《寄盛道台》,《养寿园电稿》,第136页。
[79] 《寄周臬台》,《养寿园电稿》,第147页。
[80] 《寄聂总统》,《养寿园电稿》,第154页。
[81] 吴大澂:《吴愙斋中丞电稿》,《中日战争》(六),第186页。
[82] 刘坤一:《刘忠诚公遗集》,《中日战争》(四),第391~392页。
[83] 《寄胡运台》,《养寿园电稿》,第238~239页。
[84] 《寄周臬台》,《养寿园电稿》,第164页。
[85] 《寄盛道台》,《养寿园电稿》,第148~149页。
[86] 《袁世凯全传》,第44页。
[87] 参见拙文:《袁世凯在朝鲜》,载《韩国学报》(台北)1992年。
[88] 《致诚弟有关军事问题》,《袁世凯家书》第162页。
[89] 《石山站来电》,《甲午中日战争》(上),第327页。
[90] 《辽阳袁世凯电报》,《甲午中日战争》(下),第590页。
[91] 《石山站来电》二,《甲午中日战争》(上),第325~327页。
[92] 《寄周臬台》,《寄宋宫保》,《养寿园电稿》,第158~159、172页。
[93] 《寄宋宫保》,《宋宫保来电》,《李鸿章全集》(三),第271、281页。
[94] 《石山站去电》,《甲午中日战争》(上),第325页。
[95] 《石山站来电》三,《甲午中日战争》(上),第325~327页。
[96] 《石山站去电》,《甲午中日战争》(上),第328页。
[97] 《辽阳去电》,《甲午中日战争》(上)第231页;《寄盛道台》电二,《养寿园电稿》第138、146页。
[98] 《致程军门》,《养寿园电稿》,第159页。
[99] 《致诚斋有关军事暨人事请辞事》,《袁世凯家书》,第164页。
[100] 沈祖宪、吴闿生编纂:《容庵弟子记》卷二,1913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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