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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述袁世凯的军事思想及其特点——以清末为时限

2013-7-6 07:53| 发布者: MAX| 查看: 2056| 评论: 0|原作者: 张华腾|来自: 《百年家族》

内容提要:袁世凯是清末一个新军将领。他的军事思想颇为丰富。学习西方,变革军制是袁世凯军事思想的核心内容;培养各种新式军事人才,以适应编练新军的需要,是袁世凯军事思想的重要体现;重视军纪建设、关怀士兵和对士兵人格的尊重,在袁世凯军事思想中占有较大的比重;重视武器装备,是袁世凯军队建设的外在表现形式。袁世凯的军事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制度和军事技术,致力于中国军队的近代化,具有积极的意义,在中国军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袁世凯的军事思想还有着务实性和片面性的特点,即重技艺而轻战略,重训练而轻理论,重陆军而轻海军。袁世凯的军事思想对清末陆军近代化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袁世凯的军事思想
袁世凯的军事思想产生于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成熟于20世纪初的大规模编练新军时期,与其军事活动相始终,其丰富的军事思想,大体包括如下的内容:
(一)学习西方,改革军制
甲午战争的失败,中国海陆军队的败绩,湘淮军的腐朽,引发了战后中国改革军队的热潮。作为淮系的一员,且直接参加了辽东战役的袁世凯,对中国军队的弊端更为了解,所以战后他积极主动地总结战争失败的教训,要求学习西方,改革军制,练兵自强。早在1895年4月,他在致李鸿藻的信中就表露了这种思想。他说:“此次军务,非患兵少,而患在不精;非患兵弱,而患在无术。其尤足患者,在于军制冗杂,事权纷歧,纪律废弛,无论如何激励亦不能当人节制之师。”“为今之计,宜力惩前非,汰戎兵,节糜费,退庸将,以肃军政。亟检各将帅数人,优以事权,厚以饷糈,予以专责,各裁汰归并为数大枝,扼要屯扎,认真整励。并延募西人,分配各营,按中西营制律令参配改革,着为成宪。必须使统将以下均习解器械之用法,战阵之指挥,敌人之伎俩,冀渐能自保。仍一面广设学堂,精选生徒,延西人著名习武备者为之师,严加督课,明定官阶,数年成业,即检夙将中年力尚富者分带出洋游历学习,归来分殿,最后予以兵柄,庶将弁得力而军政可望起色。”[1]这实际上是袁世凯学习西方、改革中国军事的总的设想
袁世凯的这一思想,在不久他上督办军务处大臣书中,表达的更为清楚和简洁。他说:“窃查此次军兴,往往易为敌乘,迭见挫败者,虽由调度之无方,实亦军制之未善,若不权时度势,扫除更张,参用西法,认真训练,则前车之鉴,殊足寒心。”[2]
袁世凯学习西方改革军制的思想,是其军事思想中的主要思想,这就抓住了中国军事改革的要核,因为在此之前的洋务派的军事改革,虽然也取得了不少成就,以西式武器装备,采取西法练兵等,但在军事制度上没有突破,仍然沿袭封建旧规。袁世凯则不然,他在学习西方,改革军制思想的指导下,开始了他的一系列的军事改革。在军事制度上抛弃了湘淮军的以营为基本作战单位的建制,而确立起以镇(师)为基本作战单位;将传统的单一兵制改造为步马炮工兵辎重等多兵种的合成兵制;学习和改造西方的常备兵制,确立起中国的常备兵、续备兵和后备兵制等。袁世凯创办的军队,沿袭德国军制,又根据中国实际加以改造,以一万二千人为一分军(即一镇),马、炮、工等包括在内。“步队八营,计八千人;炮队两营,计两千人;马队两营,每营五百人,计一千人;工程队一营,计一千人,共计一万二千人。步队为主,炮队辅之,马队巡护,工程队供杂役。”这种多兵种的合成军制,各兵种协同作战,密切配合,更好地发挥武器效力,从而保证一军最高战斗力的发挥。在新军的组织机构上,袁世凯也模仿西法,设督练处,即新军总部,袁世凯自任督练官,下设参谋营务处、执法营务处、督操营务处,各处设总办及职员若干人。还设有教习处(后改洋务局)、粮饷局、军械局、转运局、军医局等军部直属机关,具体负责训练、运输、军械、辎重、军法、医疗等方面的工作,这些新式的军事和参谋机构,不仅首次在中国军队出现,而且体现了专业化、科学化。军事管理的科学化,同样有利于军队战斗力的发挥。
袁世凯后来制定的《常备军制略》,规定了一军中上下级的名称及编制规模、兵种配制、全军官兵数目,“平时编制以两镇为一军,每镇步队二协,每协二标,每标三营,每营四队。马炮队各一标,每标均三营,每营马四队,炮三队。工程队一营,每营四队。辎重队一营,每营四队。步炮工每队皆三排,每排三棚,马队两排,每排二棚,辎重队二排,每排三棚。各种队伍每棚目兵十四名,计全镇官长及司书人等七百四十八员名,弁目兵丁一万零四百三十六名,夫役一千三百二十八名,共一万二千五百十二名。”其营制军、镇、协、标、营、队、排、棚和现代的军、师、旅、团、营、连、排、班已经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了。不过军的编制不常设,以镇为一个独立单位,待国家有重大事故,外敌入侵或爆发人民起义,临时调配两镇为一军开赴前线。袁世凯在军制上的重大改革,使中国军队走出了中世纪,迈上了近代化道路。
(二)重视对军事人才的培养
袁世凯军事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他非常注重培养新军将领,在练兵的同时确立其军事教育体系。他的这一思想,贯穿于他军事活动的始终。他清楚地认识到,学习西方,创建中国的新式陆军,最关键的就是培养将才。他说:“三军易集,一将难求,将非其人,以卒予敌。方今泰西各国,相尚以武,相竞以智,兵皆知学,将皆考升,牙校偏裨,胥明方略,良由材经造就,学有本原。以视一勇之夫,凭恃血气,矜尚膂力者,其为优劣,盖较然其不侔矣。”[3] 中国长期以来的靠刀、枪、弓、箭选拔将才的办法已经大大落伍了,西方军事科学、军事技术的发展,需要新兴的军事人才,新兴的军事人才要靠军事学堂来培养。袁世凯的认识高人一筹,他从小站练兵时期开始,就在军中设立军事学堂,培养新兴军事人才。他说:“练兵首重将才,选将必先学术。诚以智、仁、信、勇、严五者为将之道,缺一不可。……方今泰西诸邦,争雄海上,非连横则约纵,非玉帛则干戈,其兵制兵械,既日新月异,而于天文、舆图、测算诸学,尤孜孜讲求,不遗余力。其所以然者,亦风云使之耳。本督办奉命督师以来,每念国事维艰,思所以挽弱为强,未尝不昕宵增虑。因为务本求原之计,筹设德文、步、炮、马队各学堂,以讲求武备。诚冀今日学堂出一人才,即异日天下多得一名将。”[4]
在20世纪初的扩练新军中,袁世凯更感到培养将才的重要性,他清楚地认识到:“讲武为今日急务,选将为讲武要图,而学堂又为将才所自出,莫不于此加意讲求。臣因时艰才难,是以分设随营学堂,冀可广储干城之选。其自军谋、战略以逮算学、测绘、营垒、枪炮、阵式、操法,旁及德国语言文字,一切外场内堂功课,靡不分门授习,日积月累,以竟其程途。”[5]随着新军的大量扩充,早期的随营学堂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需要,袁世凯根据形势发展,创建了各种形式的军事学堂,有短训、速成、普通三大类。短训类有北洋行营将弁学堂、测绘学堂、参谋学堂等。速成类有北洋速成武备学堂、北洋陆军师范学堂、陆军军医学堂等。普通类有陆军小学堂、陆军中学堂、陆军大学堂。袁世凯创办了2所陆军小学堂,1所中学堂和1所大学堂。大学堂称之为北洋军官学堂,讲授各种高等兵学,“虽不居大学堂之名,而已着大学堂之实也”。[6]北洋军官学堂的目标,主要培养高级指挥人才。但鉴于当时的实际,主要是设立小学堂,以应初级军事人才之急,为军事教育打下基础。他说:“各国兵制,考求至精,学堂有等次高下之不同,学业有课程浅深之互异,必须层次递进,未容陵躐而施。臣伏查今日中国情形,参考东西洋各国章程,谨将学堂分为三等:曰小学堂,曰中学堂,曰大学堂。合计通筹以十二年为卒业程度。现在中国风气初开,根柢尚浅,中学、大学规模虽不可不备,而阶级断难以骤跻,只可从缓建立。为今之计,惟有赶紧兴办小学,以为造端之基。并拟别设速成学堂一区,以为救时之用。庶几按期进业,循序程功,既可收捷速于目前,仍可期大成于异日。[7]
袁世凯对军事教育的重视程度超过同时代的官僚,他遵循着循序渐进的自然规律,刻意培养高级将领。他说:“练兵以储将为重,储将以兴学为先。必学校之层累益高,斯将领之人才蔚起。大率兵学科级,由浅及深:不入小学,无以植根本;不入中学,无以扩知能;不充入伍生学习官,无以验实施;不入大学堂,亦终无以集大成而造乎其极。东西各邦,将才称盛,叩其所自,类皆出自大学堂,储才有道,非偶然也。”[8] 袁世凯还非常重视军事留学教育,把自己培养的高才生送到国外深造。他说:“欲求因时之宜,以收折冲之效,自非派员出洋肄习不为功……庶学成返国,堪备干城御侮之资。”[9]
袁世凯除创办了各类军事学堂培养各级军官外,还创办了各种专业军事学堂,培养军中各种专门人才。他说:“臣维军政之不振,多有军学之不精,军学之不精,实由科学之不讲。东西各国,崇尚教育,医计器械皆设专科,以专科之学问定军佐之职司,是以士饱马腾,虽裹创舁伤而愈奋,乘胜远斗,无粮绝弹尽之可忧,萃众人之绝技异能,助国家以胜攻取,兵力之盛,非偶然也。方今朝廷讲求武备,通饬各省兴学储才不遗余力。惟学堂虽渐筹设,大抵普通课程,尚少专门学业,若非分途造就,仍恐难语精深。臣援遵照新章,参酌西法,谨于武备各学堂外,区设专门各学堂:曰军医学堂,……以储正副军医官、军医长之选。曰马医学堂,……以储正副马医官、马医长之选。曰经理学堂,……以储正副军需官、军需长之选。曰军械学堂,……以储正副军械官、军械长之选。如此因材施教,为学择人,迟之数年,明医药剖解之术,胜收讨军实之任者,当不乏人。庶几军心有恃而愈固,军气有备而愈扬,未事既调护筹画之周详,临敌自奔走驰驱之恐后,此中外不易之理,军人制胜之基。”[10]
袁世凯初步确立了近代军事教育较完整的体系,为近代中国军事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军事学校培养出来的军官,完全是新型的军官,一批批军官毕业,一批批充实到北洋各军及其它省新军中,无疑促进了整个陆军的近代化。一个外国学者曾高度评价袁世凯的军事教育:“袁世凯对中国陆军的现代化的最大贡献,或许在于建立了多种多样的军事学堂。这不仅仅由于近代中国许多重要的军阀都进过这些学堂,也由于他安排的技术学堂至少要使官佐与弁兵都学到近代战争高度专业化技艺的基本原理。”[11]
袁世凯的军事教育,不仅仅重视西方军事科学、军事技术教育,而且还非常重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培育将士的优良思想品德,尽忠报国。他在《训将要言》中说:“盖惟将者,首在植品节而矢忠诚,任国家之事,权当思所以称职,受朝廷之禄位,当思所以图报。惟时时以尽瘁为心,事事以奉公为念,艰危弗避,劳怨弗辞,利钝弗计。……激发天良,明晓大义,尊尊而亲上,乐事而劝功,上率以忠诚,斯下应以忠义,理固然也。”[12]
袁世凯既重视军事科学、军事技术的教育,又重视思想教育的军事教育思想,也就是他所说的训与练的教学内容,“自古节制之师,存乎训练,训以固其心,练以精其技,事虽一贯,道实分途,兵不训罔知忠义,兵不练罔知战阵,”[13]二者的结合,才能达到培养军事人才的目的。袁世凯要将士学习西方军事科学、军事技术,而教育于传统的思想内容,中学、西学达到了较好的统一。他的军事教育思想应该说是很切合实际的。
(三)重视军纪,确保军队的战斗力
任何一种军事力量的兴起,一般都非常重视军队的纪律,袁世凯更是这样。他创办的新式陆军,以严明的纪律著称。他创办军队伊始,就制定了铁的纪律。他认为,“治兵之道,纪律为先,而技艺亦在所当重,纪律存乎训诫,技艺资乎练习。臣抵军之始,既与将士申明约束,务期痛除积习,恪守营规。将则训以忠勇廉洁之大闲,兵则训以恭顺勤奋之要义,使皆知奉法循理,以端其志而正其趋”。[14]他反复强调:“军律不明则赏罚倒置,纪律亦因以废弛,故节制之师,必以申明军律为第一要义。亟宜照兵律成宪,参订简明军律,刊发各营,使兵丁皆得持诵。并遴派执法营务处,秉公纠查,毋许偏袒。庶人尽知法而竞于用命。”[15]他从湘淮军在甲午战争中失败的教训中得出:“号令不行,溃败之由也。历久生懈,废弛之基也。姑息情面,军家之忌也。”[16]
袁世凯重视军纪建设,练兵伊始,就制定了严明的军律。新建陆军《简明军纪》规定:
1、临阵进退不候号令及战后不归者,斩。
2、临阵回顾退缩及交头接耳私语者,斩。
3、临阵探报不实,诈功冒赏者,斩。
4、遇差逃亡、临阵诈病者,斩。
5、守卡不严,敌得偷过及禀报迟误、先自惊走者,斩。
6、临阵奉命怠慢,有误戎机者,斩。
7、长官阵殁首领,属官援护不力,无一伤亡;及头目战死,本棚兵丁并无伤亡者,悉斩以殉。
8、  临阵失火误事者,斩。
9、  行队遗失军械及临阵未经受伤,抛弃军械者,斩。
10、泄露密令,有心增减传谕及窃听密议者,斩。
11、扰乱居民,抢掠财物,奸淫妇女者,斩。
12、结盟立会,造言惑众者,斩。
13、黑夜惊呼,疾走乱伍者,斩。
14、持械斗殴及聚众哄闹者,斩。
15、有意抗违军令及凌辱本管官长者,斩。
16、夤夜窃出、离营浪游者,斩。
17、官弁有意纵兵扰民者,并斩。
18、在营吸食洋烟者,斩。
19、夜深聚语、私留闲人,酗酒赌博,不遵约束,及有寻常过犯者,均有该管官酌量情节轻重,分别插箭责罚。
20、凡兵丁犯法,情节重大者,该管官及头目失察,均分别轻重参革、责罚、记过。[17]
以上20条军律中,竟然有18条为斩律,军纪之严,确实少见。军纪制定严格,执行过程中怎么样?严格军纪,一丝不苟。袁世凯自己有一次考察某部,因军队不听号令,“自罚薪水十分之一,”[18]袁世凯自己还要受罚,那么他对一些高级军官的惩罚则不足为奇了。一次因部队操演不熟,他处罚了一大批军官,“除姜分统、吴长纯、钱锡霖公出请假免究外,其统带龚元友、任永清、杨荣泰、徐邦杰、段祺瑞,督操营务处景启、冯国璋、马龙标、执法营务处王英楷,帮统督操官曹锟、张锡蕃、刘承恩、王金镜及各副督操官等,有功者均销去记功一次,无功者均先行记过一次,限十日内操演纯熟,以凭复阅。”[19]1896年8月,步兵营统带徐邦杰因没有对原募兵士的部分籍贯查明更正,犯了玩忽职守罪,“其右翼第三营统带徐邦杰,销去记功一次;其舛错最多之左队领官赵国贤,降为代理,食支半薪”。[20]袁世凯小站练兵之严谨,由此可见一斑。严明的军纪是袁世凯编练新军成功的保证。
(四)关怀和爱护士兵,比较注意尊重士兵的人格
袁世凯在制定和执行严明军纪的同时,他的另一面是注重对士兵的关怀和爱护,比较注意尊重士兵的人格,这是袁世凯军事思想中的重要内容。他在这方面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禁止在军律之外对士兵进行任意处罚,诚如他所说,“军中立法贵严,用刑宜当,凡有过错,按律惩治,方昭平允,如果妄使拳脚,殴辱部下,殊于体统有乖。今日官长兵丁,即他日干城之选,不可不稍留局面,使有余地自容,庶于严肃之中,仍寓爱惜之意。”[21]不仅不允许中国军官随意殴打士兵,即外国教官也是一样。小站练兵时期,曾有德国教官伯罗恩在一次操场训练时,打了号兵贾福有几个嘴巴,袁世凯得知后则对这名德国教官进行了惩罚。[22]第二,为新军官兵挣得了比较优厚的饷薪,对士兵家属给予多方面的照顾。袁世凯新军的营制饷章规定,营级以下军官和士兵的饷薪是:管带官月饷100两,队官50两,哨官20两,正目5.5两,副目5两,正兵4.5两,伙夫3.5两。[23]就士兵而言,这样的饷薪是非常优厚的,它几乎是绿营兵的一倍,绿营兵每月饷银仅仅2.37两。不仅如此,袁世凯还直接把饷银发到士兵的手里,从而杜绝了军官对士兵饷银的克扣。袁世凯对士兵的关怀有着他的用意,他说;“所拟饷数,例之湘淮饷制,未免嫌优,但饷薄则众各怀私,丛生鼻窦;饷厚则人无纷念,悉力从公。且威着于知恩,罚行于信赏,每届关饷,并简派妥员,核实点发,营员不得经手,则上无侵蚀,下免纷纭,积习颓风,可冀力挽。”[24]另外,袁世凯每月还从头目饷银中扣除1.5两,从正兵饷银中扣除1两,每6个月派人送到士兵的家中,“以赡其家属,计亩以免其差徭,显示体恤之心”,“该兵丁宣力行间,以身卫国,必无内顾之忧,方可专业操练。其家属人等,原籍地方官自应妥为爱护,毋任土豪痞棍肆意欺凌。倘该家属遇有涉讼案件,准其按照生衿,一律遣抱以示优异”。[25]第三,对士兵给予多方面的关怀,将士兵请假、治病及其死亡等待遇从制度上给予保障。如“士兵在营三年,因事请假者,予假三个月,发给三个月本饷。”“官弁兵丁因劳成病及打仗受伤者,医局诊治给药,分等给赏,仍照旧支饷。在营病故者,兵丁给埋葬银十两,官弁给薪水三个月。其阵亡者,官弁兵丁均赏饷薪二年。抚恤家属,另支造报。”[26]
袁世凯对士兵的关怀、对士兵人格的尊重和对士兵家属多方面的照顾,是一种新的理念,这种新的理念,对军队凝聚力、战斗力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发饷及每月扣一两以赡养家属的办法也赢得了社会的信誉,不仅保证了北洋军源源不断的兵源,[27]而且使士兵在军中安心操练,从而保证了军队的战斗力。袁世凯对士兵恩威并用,北洋军视袁世凯为衣食父母,北洋集团有着较强的凝聚力,北洋集团能够迅速崛起,恐怕与此有关。鲍威尔经过对北洋新军的研究后也认为,“袁氏的军法虽严,他仍然为士兵所爱戴。这并非意外,因为他亲自照管他们,并且按时发饷。再者,他向他们贯输了忠诚观念,不过主要只是向袁世凯而不是向皇帝效忠。”[28]
袁世凯制定严格的军律和对士兵的关怀和爱护,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就是袁世凯所说的“治兵之道,宽与严而已。宽则情志相孚,甘苦与共,不煦煦以市德,不汶汶以养奸,而非放纵以为宽也。严则法立知惧,令出惟行,惩惰正以劝勤,戢暴适以安善,而非残酷以为严也”。[29]
(五)重视武器装备、后勤的近代化
近代化军队与古代军队的一个根本不同点,就是利用了近代的科技成果,实现了武器装备的近代化。中国军队在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也都非常重视武器装备,洋务派从六十年代以来就极力发展中国的军火工业,但由于发展军火工业的工业基础极端薄弱,所以生产出来的武器大都比较落后,中国军队装备主要依靠从国外购买。袁世凯对武器装备的认识是深刻的。他说,“制造者,军队命脉之所系也。有精兵而无器械,则与无兵等。有器械而不精,则与无器械等”。[30]“整军莫先于筹饷,强兵莫重于造械”。[31]袁世凯对国外先进的武器制造非常羡慕,而对国内落后的军火工业十分不满。他说:“查泰西各国,讲求军火日新月异,精锐无前。且均能别出心裁,每一国所用之枪炮,必各有一种独创之机括,亦必各有一种应配之弹药。使彼与此,不能互相资用。其常存备用军械,恒数倍于养兵之数,遂以有恃无恐。我中国各行省设局制造,已历年所,然遇有战事,终须购诸外洋。其自行仿造者,器械多粗  不堪。子弹每炸裂相半,种种误事,不可枚举。在国家经费所出,统计每年不下数百万,而竟不足备一旦缓急之用,势等虚掷,可为痛心。”[32]他建议根据中国现有财力,集中在南北方各建立一个大军工厂,造出中国自己的王牌产品,“将南洋各局并于汉口一处,而于直隶、河南、山东居中产煤地方,并近运河、铁路之处,择地建一大厂,即以北洋各局酌量归并。简派廉明公正、熟习制造大员,总司南北两局,以一事权而专责成。考究一项精致枪炮,仿照西造而略为增损,使他国之械弹,不能与我通用,即名为中国枪炮”。[33]袁世凯这里的创意是好的,可惜在当时清廷没有一个军事近代化的长远规划,后来练兵处、陆军部制定了一个近期发展规划,但由于没有雄厚的财政支持,所以是不可能实现的。
鉴于中国军火工业的落后,袁世凯将装备新军的目光移向了国外。新建陆军时期的武器装备来自德奥两国。炮兵装备以德国克虏伯厂出的五十七厘米过山炮和七生特半陆路炮,步兵使用奥国造的曼利夏步枪,骑兵使用曼利夏马枪和战刀,军官一律配带六响左轮手枪和佩刀。新建陆军使用的武器,是当时世界最新最先进的武器。19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的兵器在产业革命的基础上飞速发展,新建陆军使用的曼利夏步枪,是90年代“奥国采用无烟药所改良的小口径步枪,”直动式枪机,操作方便,“不须由肩部卸下枪亦可装进子弹和退出弹壳,每分钟发射二十二发左右。”[34]炮队使用的过山炮、野炮和军官使用的左轮手枪,也是当时最先进的。据时任德、奥、俄、荷四国公使许景澄所着《德国陆军纪略》记载,当时德国的武器装备与新建陆军差不多,而且1895年出厂的曼利夏步枪,次年就装备了新建陆军,这除德国外其它国家还没有这种情况。以武器而论,新建陆军和西方军队一样,比旧军超出了一个时代。到20世纪初扩练新军时期,由于大量扩军,限于经费,开始购自比较廉价的日本。比如1904年袁世凯一次向日本购买了“六密里半口径五响新式步快枪一万二千杆,马快枪二千杆,”“七生半陆路炮四十八尊,连子药车、备件车六十辆……又七生半过山炮十六尊”。[35]同时也曾向德国和英国购买过,原则是必须先进。诚如他在向光绪皇帝的报告中说:“现在北洋创练常备京旗各军,实系自强始基,营制操法均归一律。其武器自未便稍涉迁就,致误事机。是购备军火,实为刻不容缓之图”,日本制造的枪炮,“与泰西不甚悬殊”。[36]
袁世凯军事思想的特点及其历史地位
袁世凯的军事思想颇具特色。首先,具有鲜明的时代性。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军事,正处于古代军事向近代军事的过渡之中,由近代的军事思想取代封建的军事思想,袁世凯的军事思想非常典型的反映了这一过程。中国古代优秀军事思想是世界军事思想宝库中的瑰宝,但在18世纪以来欧洲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西方经过工业革命、军事革命,热兵器取代了冷兵器,资本主义军事制度迅速确立,西方军队的近代化使东方各国望尘莫及,东方各国要反抗西方的侵略,就必须向西方学习,走西方军事近代化的道路。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迅速完成了这一转变。而中国在军事近代化的道路上步履艰难,洋务派迈出了艰难的一步,制造军火,用西式武器装备,部分采取西法练兵等,但从根本上没有改变封建军队的性质,中国军队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军队差距悬殊。在甲午战败的刺激下,袁世凯编练新军,开始了全方位的向西方学习:西式武器装备,西方操法训练,西法培育军官,以西方军制彻底改造中国军队等。诚如袁世凯所说:“北洋创练新军,一切营章操典,略仿各国成规。”[37]中国军队在20世纪初走向了近代化,这是袁世凯的一大贡献,也是袁世凯军事思想的体现。时在华的外国人对袁世凯的军事改革给予高度赞扬,认为袁世凯“在清国的所有官员里,他是第一个认真学习国外军队组织方法和战略战术的人,并且也是第一个极力鼓吹军队必须实现现代化的人”。[38]
其次,有着明显的务实性或者说实用性。
清末袁世凯的军事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组织编纂的《新建陆军兵略录存》、《训练操法详细图说》和他的一系列奏折中,后人编辑整理为《袁世凯奏议》、《袁世凯奏折专辑》,尤其是前者,是袁世凯小站练兵各种章制、军事技术的汇编,是小站练兵的经验总结,是近代不可多得的军事著作,后来成为清末编练新军的教科书。袁世凯不是一个思想家,而是一个非常注重实际的军人政治家。所以他的军事思想中没有思辩性的长篇大论,而是如何具体去做,大都简明扼要,一般都是直接针对某一个急迫的问题而发,务求实际。比如他特别重视设立军事学堂,培养新军将领,“练兵以储将为重,储将以兴学为先。必学校之层累益高,斯将领之人才蔚起,”“讲武为今日急务,选将为讲武要图,而学堂又为将才所自出,莫不于此加意讲求。”寥寥数语,而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如何设立军事学堂方面,有关军事学堂的领导、招生、课程设置及各种规章无不规定的详细严密,善于操作。[39]他创办了诸多层次、不同种类的军事学校,建立起自成系统的军事教育体系,培养了一大批军事人才,从而基本满足了清末新军的需要。
袁世凯为了练出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针对许多士兵不识字的现实,将简明军纪、行军要求、枪枝维护等编成朗朗上口的韵文,让士兵背诵。如《劝兵歌》:“谕尔兵,仔细听,为子当尽孝,为臣当尽忠,朝廷出利借国债,不惜重饷来养兵……一要用心学操练,学了本事好立功……二要打仗真奋勇,命该不死自然生。如果退缩干军令,一刀两断落劣名。三要好心待百姓,粮饷全靠他们耕……”[40]应该说,袁世凯的教育方法和教育内容是得体的,是符合实际的,它对北洋军队严明军纪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袁世凯的军事思想有很大的缺限,即重技术轻战略,重训练轻理论,重陆军轻海军,有着很大的片面性。
袁世凯非常重视军队的近代化,但他所重视的的近代化,大都浮在表层。如军队武器装备的近代化,枪炮早期购之德、奥,后来扩大之日、英等国。除了枪炮武器外,其它如雨衣、毯子、铁锨等军用用具,无不洋式装备。袁世凯曾在一个附件中,将新建陆军《开杂支活款》开列了一个详尽的细目,使我们得见新建陆军除武器以外的其它装备情况:1、每千人约须帐房二百架,一万二千人,共须2400架,拟用外国帆布制造,冀可持久。2、每兵周年须另发冬夏号衣、皮衣各一件,单衣、夹衣、棉衣各一套,号帽二顶,战靴两双,手套两副。每兵须备洋制雨衣、雨帽一套,洋毡一件。3、每哨预备时表、双筒千里镜、指南针各一。4、每营须备洋号十四只,洋鼓四面,锣号各两具,号灯四个,德律风一具,大千里镜一个,钢靶八面,修理枪炮小机器一付。[41]由此可见,新建陆军崭新的面貌是任何旧军不能相比的。训练完全按西法操练,最初为德式,20世纪初改换为日式。所以从外观上看,这是一支很有希望的军队,与外国军队没有多大差别,国内外对他的赞扬也大都从这一点上。如康有为曾称赞新建陆军,“臣闻新建军之练洋操也,精选将弁,严定饷额,赏罚至公,号令严肃,一举足则万足齐发,一举枪则万枪同声,行若奔涛,立如植木”。[42]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九日(1898年6月17日),严修应邀到小站军营,不仅结识了小站诸人物,而且还亲眼目睹了新建陆军的训练情况,对新建陆军大为赞许。“四月二十九日,至小站营盘,晤菊哥畅谈。晤袁慰亭观察。四月三十日午后,同菊人、仲远(即言敦源,字仲远)到工程营、兵官学堂瞻仰规制,听学生颂德文。五月一日,午后至炮队营,段统领竭诚迎待。至学堂看功课册。段于汉文、测绘、算学、炮操无所不通,年不过三十许,美才也。……与菊哥夜谈。五月三日,同菊人赴营口之校场观大操,同坐有姜总戎桂题。先步队,次马队,整齐娴熟,无以复加”。[43]严修是到小站考察且留下文字记载的为数不多的人物之一,他对新建陆军的记载和描述,使我们对新建陆军的认识进一步形象化。英国海军司令贝思福在参观了袁世凯新建陆军的军事演习后,对袁世凯练兵也给予高度评价,他说:“我此次在袁公营中阅操,蒙袁公准我所求,先在本营操场,操演阵式,后至旷野,操演两军攻击之阵式,各将弁与兵丁等,皆娴习口号,熟谙行阵,可想见该军纪律之严明矣”。[44]日本军官在观看了河间秋操后说,“中国练勇为大有进步,试见其兵丁多壮龄也,检其驱干皆强健也,加上举止便捷,态度灵活,又能遵奉命令而推进之,其运动犹机械技师使用机器,圆转自如,无有一毫扦隔。呜呼中国之兵制,以昔日之迟纯,而较今日之精锐,将来武备必日有起色”。“此次观操,不过直隶一省之练勇耳,而其精锐已如彼,若夫以一省先为天下倡,举中国全国皆仿而行之,则养兵练武,其奏效当如何也。然则目此次秋操,谓划纪元于东西史可也”。[45]这些外国人的赞扬,说明了袁世凯取得了显着的军事成就。不过也有一些外国人评价不高,说北洋军“形式可观,而精神未足,以无国民之教育故”[46]。
袁世凯编练新军,促使中国陆军走向了近代化,加强了中国的国防力量,这是值得称道的。他编练的北洋新军,实际上也标志着中国野战军的出现,而对野战军的战略,尤其是如何保卫国家,反对外国的武装侵略,在袁世凯的军事思想中却体现的很少。袁世凯曾有过这方面的论述和实践。1899年新建陆军奉命开到山东,不久袁世凯又被任命为山东巡抚,此举既有震慑义和团的意图,但更重要的是防止德国向内地侵犯。袁世凯对新军进行布防,他向光绪皇帝汇报了他的布防方案,“东省海防,备他国似不如专备德人,防他口不如专防胶澳。”他对胶澳进行了重点防御,“以武卫右军练成之兵,拨大队屯驻青州,拨步炮五队驻青州迤东一百二十里之潍县作为前锋队。又拨马步各一队,屯驻高密一带,名为保护路工,实则逼近胶州作为前敌探队。又拟拨步队两营,屯驻沂州府属之莒州,控制日照,犄角错峙,并阻德人南图之道……德人见我节节布置,直窥胶澳,断不敢分胶澳之洋兵,轻图进步。即使分兵另据他口,而我之大队直趋胶澳,正可覆其巢穴,自足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也”。[47]袁世凯的布防是得体的,对制止德国向内地侵犯起了重要的作用。可惜这样的实例太少了。
中国的国防力量,在当时来说就是陆军和海军。袁世凯的军事思想和军事实践仅限于陆军方面,而对于甲午战争中遭重创的中国海军,如何恢复和发展,海陆军如何配合作战,保卫国家,反抗入侵之敌。在袁世凯的军事思想中几乎没有体现。他在甲午战争之后上光绪皇帝的条陈中曾经提出要编练海军,“中国沿海计程万里,如专练陆军,分界防守,虽雄师百万,恐亦未能周密,而另整海军之举,切不宜缓”。[48]但后来他专注于陆军的编练,而对海军很少再提。他非常注重军事技术的训练,在《新建陆军兵略录存》、《训练操法详细图说》两部兵书中,有关技术训练如步法、枪法、炮法、阵法等搞得非常详细,并配备有图示,[49]而关于战略方面的内容比较少。所以袁世凯的军事思想带有很大的片面性。
袁世凯编练的北洋新军是清末新军的主体,袁世凯的军事思想决定着清末新军近代化程度。袁世凯为中国军队近代化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其军事思想在中国军事思想史上有着一定的地位,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借鉴。
 
(原载《河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作者简介:张华腾(1955-),河南滑县人,历史学博士,安阳师范学院、陕西师范大学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晚清史、北洋军阀史、中华民国史的研究,曾在《近代史研究》、《光明日报》、《史学月刊》、《史林》、《民国档案》、《历史档案》、《历史教学》等报刊发表论文70余篇。

[1] 《袁世凯致李鸿藻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甲午战争》(五),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218-219页。
[2] 袁世凯:《上督办军务处原禀》,《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一,来新夏:《北洋军阀》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1页。
[3] 袁世凯:《建设北洋行营将弁学堂拟定试办章程折》,廖一中、罗真容:《袁世凯奏议》中,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42页。
[4] 袁世凯:《训励学堂员生》,《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四,来新夏:《北洋军阀》一,第176页。
[5] 袁世凯:《武卫右军随营学堂两届期满各学生择尤请奖折》,《袁世凯奏议》中,第552页
[6] 袁世凯:北洋设立军官学堂拟订试办章程请饬立案折》,《袁世凯奏议》下,第1321页。
[7] 袁世凯:《遵旨建立北洋陆军武备学堂拟订章程呈览折》,《袁世凯奏议》中,第749页.
[8] 袁世凯:《北洋设立军官学堂拟订试办章程请饬立案折》,《袁世凯奏议》下,第1320页。
[9] 袁世凯:《遵旨遣派武备学生出洋游学片》,《袁世凯奏议》上,第487页。
[10] 袁世凯:《筹设北洋陆军军医马医经理军械各学堂折》,《袁世凯奏议》下,第1111-1112页。
[11] [美]拉尔夫·尔·鲍威尔:《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29页。
[12] 段祺瑞等纂校:《训练操法详细图说》(一),文海出版社,第52页。
[13] 段祺瑞等纂校:《训练操法详细图说》(一),文海出版社,第47页。
[14] 袁世凯:《进呈练兵图册折》,廖一中、罗真容《袁世凯奏议》上 ,第34页
[15] 袁世凯:《禀呈督办军务处练兵要则》,《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一,来新夏:《北洋军阀》一,第43页
[16] 袁世凯:《整顿号令》,《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三,来新夏:《北洋军阀》一,第137页。
[17] 袁世凯:《简明军律》,《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三,来新夏:《北洋军阀》一,第127-128页
[18] 袁世凯:《整顿号令》,《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三,来新夏:《北洋军阀》一,第137页。
[19] 袁世凯:《申饬将领》,《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三,来新夏:《北洋军阀》一,第138页。
[20] 《袁世凯小站练兵所属营务札件》,《清末新军编练沿革》中华书局1978年,第20页。
[21] 袁世凯:《禁殴部曲》《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三,来新夏:《北洋军阀》一,第132页。
[22] 袁世凯:《饬罚洋员擅责号兵》《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三,来新夏:《北洋军阀》一,第139页。
[23] 袁世凯:《新建陆军步队营制饷章》,《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一,来新夏:《北洋军阀》一,第23-24页。北洋常备军时略有变化:正目每月饷银5两,副目4.5两,正兵4.2两,伙夫3.3两。
[24] 袁世凯:《上督办军务处原禀》,《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一,来新夏:《北洋军阀》一,第22页。
[25] 袁世凯:《拟定募练新章程请敕部立案折》,《袁世凯奏议》上,第436-438页。
[26] 袁世凯:《禀呈督办军务处练兵要则》,《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一,来新夏:《北洋军阀》一,第42-43页。
[2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洋新军初期武备情形史料》,《历史档案》1989年第2期。
[28] 拉尔夫.尔.鲍威尔:《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中国社科出版社1979年,的203页。
[29] 段祺瑞等纂校:《训练操法详细图说》(一),文海出版社,第53页。
[30] 甘厚慈:《北洋公牍类纂》(二),卷十二,兵政,第1011页。
[31] 袁世凯:《钦遵懿旨陈管见折》,《袁世凯奏议》上,第18页。
[32] 袁世凯:《钦遵懿旨敬陈管见折》,《袁世凯奏议》上,第17页。
[33] 袁世凯:《钦遵懿旨陈管见折》,《袁世凯奏议》上,第18页。
[34] 《中国军事史》第一卷,兵器,第226页。
[35] 袁世凯:《北洋创练常备京旗各兵订购大批军火折》,《袁世凯奏议》中,第901页。
[36] 袁世凯:《北洋创练常备京旗各兵订购大批军火折》,《袁世凯奏议》中,第900-901页。
[37] 袁世凯:《请赏给日本炮兵少佐坂西利八郎等宝星片》,《袁世凯奏议》下,第1218页。
[38] 郑曦原 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三联书店,2001年5月版,第136页。
[39] 袁世凯:《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一,来新夏:《北洋军阀》一,第40-43页。袁世凯:《建设北洋行营将弁学堂拟订试办章程折》,《袁世凯奏议》中,第542-546页。袁世凯:《北洋设立陆军讲武堂学兵营拟订试办章程折》,《袁世凯奏议》下,第1328-1337页。
[40] 袁世凯:《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三。来新夏:《北洋军阀》一,第150页。
[41] 《清代档案史料汇编》第10辑,中华书局1984年,第243-244页。
[42] 《保荐袁世凯折》(代徐致靖拟),《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71页。
[43] 《严修年谱》,齐鲁书社1990年,第122-123页。
[44] 贝思福:《保华全书》,1899年,上海广学会会刊,卷3。
[45] 《节录日人河间秋操纪略》,《时报》乙巳年十月十八日。
[46] 《论中国亟宜整顿海军》,《东方杂志》第三年第十二期。
[47] 袁世凯:《通筹东省防营布置情形密折》,《袁世凯奏议》上,第119-120页。
[48] 袁世凯:《遵奉面谕谨拟条陈事件缮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49] 段祺瑞等纂校:《训练操法详细图说》(一)、(二),文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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