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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社会转折的新取向(研究动态)

2013-10-20 08:43| 发布者: MAX| 查看: 726| 评论: 0|原作者: 洪振强(华中师范大学)|来自: 近代中国网

研究动态
总体而言,对本章所涉及的重点内容,目前学术界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史观的前提下,其研究动态主要有四:
一是研究领域不断深化、细化。历史如同人之身躯有骨骼也有无以数计的血管一样,既有重大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以及主要由这些事件与人物串联起来的历史发展脉络,也有众多不那么重要但又不可或缺的历史内容,以及由这些内容所整合而成的社会环境。以往过多关注了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如今开始给予一些“小”的历史更多关注,更趋精细的历史观是一种趋势。
比如对新文化运动,不仅研究《新青年》,还开始研究《每周评论》、《东方杂志》、《少年中国》、《学衡》等,不仅研究新文化运动倡导的“德”“赛”两先生和文学革命,还研究“穆”姑娘与道德革命,不仅研究新思潮中的马克思主义,还研究无政府主义、合作主义、易卜生主义,不仅研究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派,还研究反对新文化的保守人物。对五四运动,不仅从宏观上进行整体研究,还更多的开始区域性的五四运动研究,了解五四运动在不同地区的多面相,不仅研究五四运动中的工农群众、学生和中小商人,还研究上海总商会、大商人以及大学教授等知识分子的表现。等等。
二是对传统观点进行反思,出现了不少新观点。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思想解放,学界对不少历史问题发表了新的看法。同时,随着研究的深化与细化和现代化等理论的运用,也对某些问题提出与传统观点不相同的看法。虽然“历史”是一种客观存在,不可更改、篡改,但学术研究可对具体的史事“横看成岭侧成峰”,不同观点的呈现与争鸣可以说是学术前进的动力,也是学术研究追求的理想状态。比如:
有些人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孔教的猛烈抨击,“直接埋下了对中国社会的巨大伤害和伦理道德急剧沦丧的文化种子,并长久成为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沉重内伤”,是“全盘性的反传统”,是“过激”了的,是“情绪化”的产物,五四运动对新文化运动造成了冲击,使对民主自由价值的追求发生转向,由以英美为师转为以俄为师,使得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狂飙猛进,成为五四以来影响至今的两个精神“病灶”。也有人予以反驳,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并不是反儒学,而是反三纲五常和封建专制与等级制度,并不是“全盘性的反传统”,也就不是“情绪化”的“过激”的产物,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开端。
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基本修正了这是“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论战”和以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而结束的观点,认为胡适并非是指向马克思主义的,这是“民主阵线内部发生的一场争论。争论的方式是商讨式的,直率而温和的,并没有剑拔弩张。”双方分歧的要点在于“要不要进行社会革命以求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通过争论,双方都没有压倒对方,而是都扩大了自己的影响,是双赢的结果,而且,“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实验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影响,明显地胜过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
关于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原因,以往基本认为客观原因是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反革命力量异常强大,主观原因是陈独秀犯了放弃革命领导权的右倾投降主义和机会主义错误,但至今有了不同的认识,认为除了主客观原因之外,国共两党信奉的“主义”不同是两党合作破裂的必然根因,同时,共产国际与苏俄忽视中国革命实际情况,发出了错误的,或者不适当的指示,也是导致国共合作破裂的重要原因。
三是逐渐淡化意识形态,注重历史文本的解读。回归历史“现场”,重塑“历史记忆”,在“文本中见历史”,在“细节处显精神”,综合文学作品、日记、新闻报道、游记、回忆录等各个方面的资料,考证“历史细节”,这是最近几年又兴起的一种史学研究方法。此方法更显“历史真相”,使得“历史”变得有血有肉。对后人以“后见之明”进行“宏阔叙史”,以意识形态“放大”、“拔高”,或者“缩小”、“降低”“史实”的弊端有所纠正。比如,陈平原运用此方法,勾勒出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不同于官方“发扬光大”、学者“诠释历史”、文人“追忆往事”的另一幅画卷(见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四是避免就事论事,把历史事件和社会语境、政治权势、思想路径等的演化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这既加深了对历史事件的分析,也加深了对社会历史的整体认识和把握。比如,对《新青年》同人不同发展路径进行考察,据此分析192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分野;把北伐与南北军政格局的演变结合起来,分析1920年代中国政治权势的转移;把五四运动与“五四”之前及之后的中国政治、思想的演化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认为“五四”之后,“激进”政治开始占据主流;对新文化运动,不是局限于其的内容、意义、影响等,而是运用传播学理论,系统考察其是如何被“运动”起来,认为“新文化”之所以成为了一场运动,很大程度上是《新青年》求生存的一种策略运用的客观结果,并不是陈独秀等人以“科学”、“民主”为旗号有意识发动起来的;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有人通过详细考察国共关系演变的历程及其社会环境的变迁,认为国共合作的破裂有着必然和偶然因素,蒋介石一步一步地走向反革命阵营,与蒋介石个人生性多疑的性格和鲍罗廷等苏俄顾问、共产党、国民党左派采取的对待蒋介石的策略方式也有很大关系。等等。
参考书目
1、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2、罗志田:《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3、欧阳军喜:《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儒学》,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4、伍启元:《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现代书局,1934年。
5、沙健孙、龚书铎主编:《五四运动与20世纪中国的历史道路》,人民出版社,2001年。
6、陈菘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7、高力克:《五四的思想世界》,学林出版社,2003年。
8、彭明:《五四运动史》(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98年。
9、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周子平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
10、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岳麓书社,1999年。
11、袁伟时编著:《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粹与解读》,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
12、陈端志:《五四运动之史的评价》,生活书店,1936年。
13、王奇生:《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1924—1927)》,即张海
鹏主编的《中国近代通史》(第七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14、费约翰:《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李恭忠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
15、刘曼容:《中国国民革命探微》,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
16、曾宪林:《北伐战争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
17、曾庆榴:《广州国民政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
18、陈廉:《第一次国共合作史》,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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