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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汎森教授:“近代史家的研究风格”

2013-10-27 09:01| 发布者: MAX| 查看: 1060| 评论: 0|原作者: 徐悦超|来自: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2013年10月11日下午3点,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王汎森教授受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之邀,作为本次“徐中舒纪念讲座”的主讲人,以“近代史家的研究风格”为题,在研究生院3-231阶梯教室为我院师生奉献了一场精彩的学术讲座。霍巍院长主持了讲座。李德英副院长,罗志田、徐亮工、陈廷湘、施内德、刘复生、刘世龙、缪元朗、王东杰、粟品孝等教授,杨兴梅副教授,查晓英、辛旭、黄博等老师出席了讲座。
霍巍院长介绍了“徐中舒纪念讲座”的重要意义与王汎森教授的学术成就。

    王汎森,台湾人。1980年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1983年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毕业,旋即入伍服役。1985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87年,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博士班。1993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同时升任历史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开始任教于台湾大学历史系及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1998年,升任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1999年,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历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会士等职。著作颇丰,其代表作有《章太炎的思想》《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等。

    王汎森教授在学术报告中,首先回顾了前辈学人徐中舒先生的学术成就以及他与中研院的渊源。其后,王汎森教授将近代史学界的诸位史家进行了分类:新史学的代表如梁启超,文化形态史观代表如雷海宗,传统史观的代表如柳诒徵、钱穆,左派史家的代表如郭沫若。

    上述四派亦有其共同特色:一、使学术对话群体不断扩大;二、认识到史学自身不是self-sufficient(自我满足)的(从梁启超到傅斯年等史家的不断努力认识到这一事实);三、二十世纪中国是一切现象(包括人生观、道德意识之呈现、自我修养)皆历史化(或历程化)的过程以及“历史哲学”的兴起;四、由经学向史学过渡(这包括了时间化、空间化、多元化、多种族化、碎片化等),近代史学逐渐解构了经学对事物所赋予的道德意义;五、无限扩充史料,对史料解释的潜在心态(如注重新史料、新题目,有了“民间”与“官方”的分野,注重“整体”观念,对史料有“存疑”态度),脱离了士大夫文化的史料观(忽视古时治史者知识结构中的“现实”关怀成分);六、历史研究方法上受进化论影响很深,“历史”逐渐被步骤化、任务化,形成了某种“预测性的倒溯”;七、大势变迁论,原本强调“变动”的历史转向强调“发展变化”的历史;八、草原文化的影响,中土文物之异域成分受到关注;九、一些新的史学观念或“措词”的出现,它们很多都受到了人类学(含民族学、社会科学)的影响。

    最后,王汎森教授给出了自己的三点看法:一、近代史家研究中潜在的essential tension(基本紧张)及其解决的途径。这种紧张主要包括中华民族是一个单一整体,还是由各民族的异质成分所组成的紧张;一方面研究各族如何华化,一方面又研究他们如何胡化的紧张;以及历史研究是求“真”还是求“善”的紧张。王教授征引陈寅恪的观点,希望它能够作为调和这些紧张的参考途径:(一)坚持“有教无类”的观点,“中华”更多是由文化决定的,而非种族;(二)主张充分吸收外来文化,但同时以民族文化为本位;(三)充分吸收外来血统;(四)“真”的历史与“善”的历史不全然对立,“真”的历史亦可振奋人心,给予后人历史教训,所以不主张扭曲历史或将历史作为宣传品。二、傅斯年、蒙文通、徐中舒等人提出的“古史多元论”是近代史家对古代世界的新想象,这种想象带来了道德体系上的挑战,究竟谁是中国?谁是华夏?三、这些“历史”的新研究影响不限于历史,它们能烙印在时代心态及思考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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