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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英访谈录:商会研究是我安身立命的课题

2013-10-27 09:12| 发布者: MAX| 查看: 1931| 评论: 0|原作者: 佚名|来自: 南都网

摘要: 朱英,湖北武汉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兼研究所所长。1978年2月考入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1982年考取同校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师从章开沅先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中国近现代社会史、辛亥革命史研究,著有《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近代中国商人与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和国家》等。40岁前,朱英干起活来,没日没夜 ...

朱英,湖北武汉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兼研究所所长。1978年2月考入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1982年考取同校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师从章开沅先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中国近现代社会史、辛亥革命史研究,著有《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近代中国商人与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和国家》等。

40岁前,朱英干起活来,没日没夜,几乎天天都趴在桌上写东西。直到后来,有一次他在教研室突然晕倒,这才开始改变作息,锻炼身体,也再不敢轻易工作到深夜。

“别人我不知道,对我来说,坐下来静心做学问,真是一点不觉得枯燥,反而乐在其中。”朱英将其原因归结于19 8 0年代的学术环境,当时没有考核、指标、定量,给他们留下了充足的时间,慢慢将学术变成自己的爱好,甚至是生活方式,这是现在所不能比的。

这也得益于章开沅先生的努力营造,在当时的华中师大历史系搭构起一个健康的学术共同体——历史研究所。这个共同体,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影响深远,培养了一大批重要学者。对朱英而言,他从最初开始商会研究,到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甚至后来的市民社会研究,几乎都是受章先生影响,在这个学术共同体中完成的。

19 9 9年,历史研究所更名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并聘朱英为所长。到今年,在这个位置上,朱英已经待了14年之久。“我不具备学术领袖的能力,我现在的定位就是留守,期待更有能力的人能上来。”坐在近代史所宽敞的办公室里,朱英对它的未来,也是忧心忡忡。

从整理苏州商会档案进入商会史研究

1980年代的学术研究,思想更加开放,没有界限,能够有好的成果出来,那你在学术界就能够有比较大的影响力。

南都:看相关资料,好像你是“文革”恢复高考后上的大学。

朱英:是的。1975年我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当起了“知青”,因为我喜欢读点书,后来就被推举成了民办教师,也读了不少书,这段经历对我日后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77年,恢复高考,考上华中师大,我最初选的是中文系,后来被调整到历史系,还是觉得非常幸运。
本科四年,基本没有什么学术训练,学校也没什么学术书籍,你也买不到什么书。直到1982年本科毕业,我考上研究生才开始自己真正的史学研究训练。

南都:怎么样“真正开始”?

朱英:逐渐知道怎么做史学研究,怎样发现问题,怎样找资料等。这个过程的起始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研究生第一学期,我与同门学兄马敏一起被导师章开沅先生派到苏州,参与了苏州商会档案的整理。那是我们第一次看到大量的原始档案,我们在本科四年当中都没有阅读到档案文献,这是我们学术训练中最为薄弱的地方。

正是通过整理苏州商会档案,我慢慢接触到史学研究的一些前沿问题(商会研究),发现其中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于是就进入到近代中国商会研究的领域,一直到现在。

南都:章先生对你的学术生涯有怎样的影响?

朱英:我们读研究生时,上课就是漫谈,一般在章先生家里,或者研究室里,也没有固定的上课时间。他也不会系统地、详细地跟你说,而是针对每个人的具体情况给予指导。我写的第一篇关于史学研究的论文是章老师给我改的,他批阅得非常多,非常仔细。

我后来从事的商会史研究,并不是我多有学术洞察力,完全是章先生在做研究的过程中,发现苏州商会的资料,他知道这些很宝贵,就跟苏州档案馆去说,得知他们正好缺少研究人员,这才推荐我们过去。他当时就跟我们说,你们过去看看,可以从中找到自己的研究生论文题目。要知道,我们当时对商会,完全是陌生的,本科时,也根本没老师介绍过这些内容。

南都:对比章先生那代学者,你们这代学者有没有可能超越他们?

朱英:这个很难说,那一代学者的积累、知识结构和眼光确实不一般,我们可能在某些专题性的研究方面比他们做得更深一些,但是整体上还是很难超越。我们这代人,虽然先天不足,但努力弥补还是有可能做出一些东西。而且我们刚进入学术研究时的环境,要比现在好得多,没有考核、指标、定量,完全是自己去做,学术慢慢变成自己的爱好或者是生活方式,不是为了某种目的,所以那时候我们觉得产出的东西比现在更具学术性。我就是这样,四十岁之前每天都是趴在桌子上写东西,一点不觉得枯燥乏味,而是乐在其中,别人可能不太理解,我真的是这样的感觉。

南都:难怪你直到1987年才在《历史研究》上发了第一篇论文。

朱英:当时章老师一直不鼓励我们急于发论文,急急忙忙发表论文太急功近利,而且也不一定写得好。所以我最初确实没有想到急于发表论文,直到觉得这个题目可以写得比较顺利了,我才动笔。别人可能觉得在《历史研究》上发文章,非常困难,但我这篇却异常顺利。

当然,顺利发表也是因为商会这个选题好。当时国内学术界也非常关注这个问题。我们常说,历史研究讲究新问题、新材料、新观点。这几点,当时我们都具备了。1993年,我同马敏合作出版了《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这本书对晚清苏州商会做了全面介绍,推动了各个地区商会史的研究。

南都:在你刚进入学术领域时,当时的学术氛围怎样?历史研究受到的限制多吗?

朱英:当时学术受时代的影响很大,现在也有,但要小得多,当然两者的性质也完全不同了。同现在相比,1980年代的学术研究,思想更加开放,没有界限,也没有说你一定要形成自己统一的理论体系或者观点,只要你运用新材料运用得好,能够有好的成果出来,那你在学术界就能够有比较大的影响力。

不过八十年代的学术,也有不足之处。我们刚开始同港台学术交流时,有两点被他们批评得最多,一是不重视海外研究,这是我们的硬伤;其次就是他们认为我们的研究根本算不上研究,说我们最喜欢把马恩列斯毛的话拿出来作为依据,至于史料,反而不加重视。这两点我们后来一直都在慢慢改进,港台学者也在不断调整。现在你去看,就很难看出谁是台湾学者谁是大陆学者了。

我比较善于做实证专题研究

我从近代商会的实证研究入手,来分析清末民初的市民社会或者公共领域,以此回应西方学者。

南都:既然说到海外研究,那么就你的观察,现在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西方学者跟中国学者有没有什么不同?

朱英:在近代史研究领域,就总体而言西方学者的特点是比较擅长于研究范式的建构与转换,以及研究视野的拓展与创新。从早期的“冲击-反应”模式到“在中国发现历史”,带来了西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大转变;随着新文化史的兴起西方学者又开始关注印刷文化、视觉文化、城市文化、大众文化的研究,这些对国内的近代史研究均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国内的近代史研究除少数学者之外,大多数都是专注于实证性的研究,有的探讨很深入细致,对认识历史全貌不无裨益,但也有不少实证个案研究因缺乏整体或全局意识,研究视野太过狭窄,学术价值受到很大限制,甚至遭受“碎片化”的批评。

南都:你在1991年以后,几乎是一年一本的速度出版了《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概论》和《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这三本书都集中在你之前说的商会和资产阶级领域。但到1996年以后出版的三本书,却明显开始溢出商会,开始扩散到社会史的角度。你在研究上发生了什么转变?

朱英:最早做商会研究,强调的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的壮大,集中在民间社会的发展和影响上,忽略了国家、政府层面的东西。后来我在研究过程中,越发感觉在中国这个特殊时空下,民间社会的形成,并不是像西方社会那样自然而然地发展,而必然受到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面向就是国家,商会的诞生是个很明显的例子。要全面地考察近代中国新的现象或者社会细胞的产生,你必须要全面地认识它,要能了解它究竟是怎样运作的。

具体到商会研究,我当时感觉,对于晚清政府研究,很多方面还不够深入,也不够客观,完全可以做更多的探讨。所以我在1996年就出版了《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在这本书中,我集中探讨了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的一些变化,尤其是清末新政时期的问题。这可以说是较早一本集中探讨清末新政改革的著作。不过在这本书中,我并没有全面地讨论清末新政,更多的还是集中在经济方面,尤其是商会制度的形成。

南都:你在1997年出版的《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中,研究清末民初的市民社会,为什么会介入这个领域?

朱英:那是我在做了几年晚清政府经济政策改革以后,紧接着思考的一个更大的问题,即所谓的近代中国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西方学者是最早运用市民社会理论研究中国历史的,主要集中在近代史。但他们讨论的大多不是历史,反而是政治学、社会学的东西,只有诸如像美国学者罗威廉等人,才从历史角度有所表述。实际上,西方学者对于近代中国是否真正存在市民社会也一直有争论。当时国内学者也有所回应,但大多都简单无力,缺乏实证的基础。

我当时对这些问题作了很多思考,希望能从我对近代商会的实证研究入手,来分析清末民初的市民社会或者公共领域,以此回应西方学者;另一方面,当时我也在思考,当时商会研究已经做到那个程度了,还能有怎样的发展?我希望能借此看看,自己能不能提供一个新的视野和分析框架。

我当时对市民社会的考虑,完全是从纯学术的角度来思考,但后来市民社会变成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当年我确实是花了一番功夫,而且这个成果居然是我若干成果当中影响比较大的,跨越了史学的学科,不仅历史学科的人读,而且关心国家与社会、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的学者都很关注。我当时是想做一番新的个人的学术创作,我当年还雄心勃勃地说要建立中国市民社会的研究体系,但后来发现根本做不到。

南都:为什么做不到呢?

朱英:市民社会的理论体系源于西方,有西方学界认可的标准,被我们拿来一变,他们就不认为这是市民社会的理论体系,而是另外的东西,但如果你不跳出来,加入中国的东西又很难进一步深入。可以说,理论的本土化,这个度究竟该怎么掌握,是个很大的问题。

另一方面,以我当时的能力,要实现这个目标非常困难。我自己也不大擅长去做理论建构,我还是比较善于做实证专题研究,所以之后我也基本放弃了做理论建设的努力。再有就是,后来市民社会逐渐变成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和现实的问题勾连得越来越紧密。这是我所没想到的,所以它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事实上,国内在市民社会这个理论范畴,后来也少有被大家公认的优秀著作出现。

南都:但很多学者却很看重现实与历史研究的关系?

朱英:我向来不太赞同史学研究与现实问题相结合。我自己做研究,很少考虑什么现实问题,也没有因为现实的问题去做历史。至于读者从我的论著里面看到一些内容,他有什么领悟或者是看法,这些也是很自然的事。就我个人而言,我还是希望能从纯历史的角度去研究。

我曾经跟很多非历史学科的学者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觉得我有这么多好的素材,做出来的东西却只是纯历史,非常可惜。或许他们觉得通过我的研究可以说明很多问题。我是绝对不会这样去做的,我也没有这个能力这样去做。

商会研究的现实困难

我写过很多从商会衍生出去的论文,但确实几乎都没有离开过这个主题。我觉得商会研究是我安身立命的课题。

南都:放弃市民社会理论,在商会研究方面,你有没有找到其他新的理论突破口?

朱英:不能说是放弃了市民社会理论,应该说我的观察视角不再局限于市民社会或公共领域这个范畴,而是集中到了“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我感觉它似乎更有利于商会史及整个近代史研究的深入。事实证明,也确实如此。发展到现在,应该说,“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对于我们近代史甚至很多相关学科,包括古代史,都有很大的影响。现在好多具体问题都是透过它去分析的。

南都:你刚刚说到“分析框架”,从整体而言,商会研究是否也经历了分析框架的转变?

朱英:是的。现在看来,商会史研究的分析框架的转换,或者叫范式转换,其实就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范式转换,只是它较早地体现在商会史研究中,最早则是在政治史研究中。

从1980年代以来的近代史研究转向,其实就是范式的转变。比如说商会研究,它实际是个经济团体,其主要责任在经济发展,但我们早期的商会研究,反而忽略了经济,强调的是政治。因为在大的背景下我们要用商会去论证辛亥革命前是有资产阶级的,而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这些都是政治性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是把一个经济社团放到政治史的研究范式下探讨。这不仅仅是商会史研究,而是整个中国学术的特点。

进入1990年代,我们又有了现代化的研究范式,商会研究中也引入了这个范式。到1990年代末期,就有了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研究范式,到20世纪初期,这才逐渐转向到“国家与社会”的范畴。

南都:你从事商会史研究这么多年,有没有遇到过什么瓶颈呢?

朱英:1997年出版《转型时期的国家与社会》之后,我的商会史研究有好多年一直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出来,到21世纪的前五年,我发现理论上说有很多可做的,但却遇到很多实际的困难,让你没办法做下去。

首先是史料的问题。我们以往的商会史研究,往往都集中在大城市,实际上中小城市的商会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它们彼此之间差异性非常明显,如果要全面了解中国商会的话,就必须了解中小城市的商会状态。过去认为中小城市很少留下商会资料。不过我们现在发现,有些地方还是有资料的,所以我们现在也希望能就此做一些工作,但毕竟光靠我们几个人的力量是很不够的,我们希望能吸引全国范围内的学者的力量来做;另外就是海外的商会资料,现在也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刚开始启动海外商会的研究,限于人力、财力、物力我们首先做南洋的研究,并吸引当地的学者参与。目前的计划是出版一套各地商会史料辑刊,一套商会研究辑刊。

至于我个人的研究,我前几年写过两三篇关于商会选举的系列研究文章。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认为首先在中国执行选举制度的,不是在政治社团,而是在商会,而且是采用投票选举。不过各地商会情况不一,比如上海,早在1904年就运用了这种方式,而天津商会则是明确反对投票选举,采用公推制度,它认为选举表面先进实际不合中国国情,这些我都写过文章。后来我发现选举还可以继续做下去,有些地方还有选举的风波、风潮、纠纷,名义上比较好,实际操作上有很多问题,我可能下一步就是研究选举当中的一些事,包括商会选举制度的演变,最终会写成一本书。与此同时,我现在也在做一些与商会法相关的研究。

南都:你有好几次都差点跨出商会研究的范畴,但你却总是适可而止,最后还是回到商会研究。为什么你会这么“守本”呢?

朱英:实际上,我写过很多从商会衍生出去的论文,但确实几乎都没有离开过这个主题。我觉得我的能力和精力可能不适合胜任更多的领域,因为即便是在“商会”领域,我也常常觉得自己的积累还很不够。我有很强烈的感觉。2011年我出了一本书《商民运动研究(1924-1930)》,写的是1920年代的商会,但是那时候的商会受到政治影响非常大,当时国共两党合作期间都认为商会是不革命或者反革命的社团,于是跨过传统商会,联合小商人成立了“商民协会”,最终目的是用“商民协会”取代商会,最终引发了一系列事件。

我希望通过《商民运动研究(1924- 1930)》全面研究商会这一组织,但在写书时却又有一个很大的困惑,因为它牵涉国民党,而我之前对国民党几乎没有研究,尽管我有去补课,看了很多关于国民党的研究资料,前后准备了十年,2001年我在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做客座教授时,甚至还专门去国民党党史会档案馆查了国民党的资料。但即便如此,比起那些专门做国民党党史的专家,我就特别胆怯,因为他们可以随时挑出我的毛病。我觉得商会研究是我安身立命的课题。

南都:你怎么看历史研究中理论跟史料的关系?

朱英:我只会在实证研究的过程当中运用新的理论,如果拿着理论,再用史实去套它,这我不太支持。现在很多博士论文的开题,翻来覆去讲一大套理论,我就问他们,这些理论和实际有什么关联?我们现在提倡的是,你把一个问题谈得非常透彻,别人都没谈过,那这就是你的学术贡献。虽然是小的问题,个案研究、区域研究,但如果你最后得出的结论能够提升对整个问题的补充,那就是有价值的。如果是颠覆性的结论,言之有据能够成立,这样的贡献就比较大了。

[同题问答]

问:对你影响最大的书有哪些?
答:《辛亥革命史》(三卷本)、《旧制度与大革命》。
问:你认为做学问最重要的是什么?
答:勤奋、刻苦,加上一定的悟性。
问:到目前为止你个人最满意的著作是哪一本?
答:《转型时期的社会和国家》和《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
问:你的工作习惯是怎样的?
答:现在不熬夜了,一般都是工作时间完成。
问:业余时间有什么爱好?
答:打乒乓球,没有出差和其他事情的话我会天天打,纯业余的,没有受过训练。我是我们学院乒乓球队伍的主要成员。

(本文原刊:[南方都市报][大家访谈]版次:[RB15] ,近代中国网转发自近代中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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