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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初年的“群学”

2013-10-28 11:13| 发布者: MAX| 查看: 416| 评论: 0|原作者: 王宏斌|来自: 近代中国网

摘要: 1898年9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光绪帝被幽囚滚台,六君子血溅京师,康梁漂洋东渡。维新人士在国内辛勤经营的变法组织级于一旦,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发动的第一个“合群”运动宣告失败。从1899年保皇会成立,开始进入新的“合群”时期,到1905年同盟会组成,“合群”思潮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界标是1903年。同整个政治斗争形势相对应,在前一阶段里“合群”思潮的主要推动者仍然是早年的维新人士。 一戊戌政变发 ...
   1898年9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光绪帝被幽囚滚台,六君子血溅京师,康梁漂洋东渡。维新人士在国内辛勤经营的变法组织级于一旦,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发动的第一个“合群”运动宣告失败。从1899年保皇会成立,开始进入新的“合群”时期,到1905年同盟会组成,“合群”思潮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界标是1903年。同整个政治斗争形势相对应,在前一阶段里“合群”思潮的主要推动者仍然是早年的维新人士。
                                  一
戊戌政变发生后,康梁等人辗转逃亡海外,1899年7月,康有为自称受衣带诏,在加拿大创立“保救大清皇帝会”,以保救光绪皇帝,反对慈禧太后专制,改良政治,实行君主立宪为宗旨,积极在海外发展政治势力。先后开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并利用澳门《知新报》等作为舆论阵地,对他们的政治主张进行了系统地阐述。从1899年到1903年,在宣传“合群”问题时,他们对“群学”的内容进行了必要的修改和补充。兹将主要变化胪列如下:
    第一,对清朝专制政权直接进行了颇为猛烈地攻击。他们称清政府为“满贼”,“清贼”,抨击它对内“抽剥万端,善政无一,每经一大变,则腐败愈甚,压迫愈精”。他们说,满清“灭中国”后,为了达到子孙帝王万世的目的,绞尽脑汁思虑,“汉人通耳目,团躯体,活心思之妙物,莫如学会,是非严禁之则汉人将死灰而复燃。”因而从顺治帝开国,便制卧碑,严禁天下结社集会,讲学联社,议论国政。违者便加以大逆不道罪。顺、康、雍、乾四朝,屡兴文字大狱,株连无辜,对汉人士气“消磨勿削,不遗余力”。由于厉禁学会,便造成一种“士与士不相通,则士气静,士与民不相通则民气静,民与国不相通则国气静的沉死社会局面”。总之一句话,中国败弱根本原因是“士人”不能合群。他们还提出了:“群舍其性命以扫无理政府,群抛其头颅以博立宪之光荣”(1)的政治目标。这里显然已超出戊戌维新时期对清政府的批判,明确提出了合群扫除“无理政府”的战斗口号,反映出一部份维新人士对清朝政府的绝望情绪,开始向革命方向摇摆。但另一面又说“博立宪之光荣”,可见仍不愿意抛弃“君主立宪”的旗帜。
   第二,合群的主体发生了明显地变化。戊戌维新时期,维新人士合群的主要对象是“绅士”和“士夫”,即资产阶级化的绅董及其上层知识分子。流亡于海外的保皇党人,因为戊戌政变时,受到清政府的通缉,在国内活动十分困难,这就需要寻找新的社会支持力量。二十世纪最初几年,他们开始在下述三个社会阶层里扩大政治影响,发展政治势力。
    青年学生。在中国思想界,最早觉察到青年学生的力量和作用的,应当首推梁启超。早在1900年,他就以饱满地政治热情写成了脍炙人口的《少年中国说》,召唤青年学生担当历史重任。他说:“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热情赞扬青年学生犹如“红日初升,其道大光”;号召青年学生“合群”,组织政治团体。他说:“诸君同在学界,同为青年,同居一地,同一天职,其学识之程度亦当不甚相远。此而不合群,则更无望他群之能合矣!外人之消我中国也,日滩边乱石,日一盘散沙。某深望诸君一雪此言,组织一严格完备坚固之团体,以为国民倡也”(2)。很明显,梁启超想把青年学生集合在政治改良旗下,以壮大其政治声。黄遵宪还把青年学生“合群”主张编成歌谣加以传播(3)。
    华侨商人。保皇党人认为:“中国之衰弱,由于商权不振,商务不兴,故一切权力皆为外人所攘夺”。商战失败,“实以未能合群,未合商会,无公司之大力以与西人争大利故也”(4)。由于历史的原因,到二十世纪初年,华人迁居海外的大约有数百万人,集中在日本、美国和东南亚一带,这是一支重要的社会政治力量。保皇党人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极力鼓动华侨商人“合群”。.梁启超说:“合群者战胜之左券也。兵战有之,商战亦然”。当今各国商人,“皆合其一国之力以与我相竞,我亦必合其一国之力然后足以抵制之”(5)。商人合群对外可以保护侨商的利益,对内可以“保全宗国之利益”。他深信商人合为大群,中国二万万之地,四万万之民,皆将赖之。所以侨商成为保皇党人在海外“合群”的主要对象之一。
    “秘密社会”,即会党。保皇会一成立,便倾全力在海内外发动“勤王”起义,试图“以兵力行维新”(6)。他们一面在海外华侨中筹备起义经费,购买枪械,一面在长江下游联络会党。起事失败,保皇党人不再继续运动会党起义,但不等于放弃了工作。康门高足欧榘甲就比较重视会党的改造工作。他认为会党是专制政权的对立物,具有强烈地反抗压迫精神。因为它行事秘密,宗旨不能公布于天下,故称为“秘密社会”。它充斥于大陆,溢于海外,是一支很重要的反清政治力量,只要善于联络,“殷求豪俊,廓其规模,改良行径”,使其从豪杰之命,便可成为“政党之始基”(7)。这里的“政党”是由会党改造成民党,再由民党发展而为“政党”的。其意是让会党成为中国将来两党政治的一员,而不是把会党直接改造成保皇党”。显然,在他们的政治团体中还不想吸收下层会党(即秘密社会),而是利用之。但其中也有一定进步因素,就是认识到了“秘密社会”的力量,并且愿意在他们中间进行发动工作,扩大政治影响。
    保皇党人试图通过对这三个社会阶层的鼓动,形成一股政治势力,迫使清政府垮台实现君主立宪政治,这是它的积极方面;但考虑到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分裂已见端倪,其中当然含着同革命派争夺群众的企图,这是它的消极方面。
   第三,提出了以“群德”维系群体的主张。戊戌维新时期,维新人士对“合群”的主张进行了比较广泛地宣传,“合群”的重要意义已为人们普遍接受,新学之士儿乎无人不谈“合群”,可是仍然不能合成坚固的“大群”,就连组成的改良小团体内部也是意见纷岐,旋聚旋灭。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现象呢?梁启超对“合群”问题进行了一番研究后,指出不能“合群”的主要原因有四:“一日公共观念之缺乏”,即缺乏一种为了群体利益,不惜牺牲个人利益,为了“大群”利益不惜牺牲“小群”利益的观念。“二日对外界说不明”,就是认不清与吾群竞争之“公敌”,这个“公敌”就国外讲是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就国内讲,是压迫剥削人民的清朝专制政权。“三日无规则”,即缺少应有的维护群体的规章制度。“四日忌嫉”各个小团体面临“外有国难,内有民箱”这种时刻,应当和衷共济,不要相互攻击排它。总的来讲,就是缺乏“群德”。什么叫“群德”呢?他说:“合群之德者,以一身对于一群,常肯绌身而就群,以小群对于大群,常肯绌小群而就大群”(8)。这里他主张个人、小团体的利益必须服从本阶层、本国的利益,“绌小就大”,以实现本阶层意志的统一,乃至全国意志的统一。目的是把已组成的政治团体改造成为“进则齐进,止则齐止,一群之公律无不守,一群之公益无不趋,一群之公责无不尽”的政治团体。可以设想,这种“群德”的贯彻,必然有利于人们认识的统一,有利于资产阶级政治团体的稳固,有利于各小团体的联合,所以具有积极作用。但必须看到这个时期正是资产阶级中下层及其知识分子酝酿革命,改良派的队伍开始分化时期,政治思想异常活泼,梁启超所提出的这种主张还在于企图稳住保皇党的阵脚,同革命派争夺社会力量,因而具有一定消极作用。
    从上述三个方面,大体可以看到保皇党人所阐述的“群学”比戊戌维新时期有了明显地发展变化,其中交织着改良与革命,“扫无理政府”与“保皇”,进步与落后,积极与消极的矛盾。从总体上讲,保皇党人这时期是愿意推历史之车向前的。他们攻击的主要目标是反动的腐败的专制政权,目的是用资产阶级专政代替地主买办阶级的联合专政。当然也有抵制革命的用意。如:康有为就拿“物合则大分则小,合则强分则弱”的主张,反对“排满”,反对“自治。他列举意大利、德意志实行联邦制的“强国之术”,咒骂早期革命者“排满”和“地方自治”主张是“力为分裂”,追踪印度的亡国主张(9)。
   二十世纪初年,保皇势力在南洋、北美华侨中获得了长足发展,数年之间,波及一百七十余埠,“会众以数十万计”。仅在美洲华侨中就设立了八个总部,八十六个分部。就连革命派的发祥地—植香山,加入保皇党者“十人而七”(10)。与此相对,兴中会则显得困顿不堪,“数年之中,而慕义来归者,不过百数十人而已(11)。”由此可见,1903年以前,保皇党人无论在组织上还是在舆论宣传上都明显占着上风,这与他们在海外的积极活动分不开。同时也说明,在资产阶级中下层革命思潮涌起之前,保皇党人的宣传还足以打动侨民,他们还能在人们心目中占有“新党”地位。总之,维新人士在这个时期里努力从事的“群学”宣传和组织工作,其中虽含有抵制革命的用意,但其主要方面是发展资产阶级政治力量,制造专制政权的对立物。他们的工作也是富有成效的,所以具有进步意义。尤其是他们的宣传活动所起的影响,超越了本阶层的意愿,为后来的革命运动作了准备。
                                     二
   二十世纪初,一股新的社会力量,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登上了政治舞台。它就是在辛亥革命时期,走在时代潮流前头,在辛亥革命中起了先锋作用的“知识分子群”。他们不甘心坐待清政府一块又一块地出卖本来己经破碎的祖国河山,不甘心坐待帝国主义列强纷至沓来的宰割。他们上下求索,焦急思虑,怎样才能把自己的同胞振奋起来,团结起来。他们终于认定:“今日救亡之法,舍合群自治,而无下手之处”(12)。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利益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求合群,建立符合本阶层要求笼的政治团体的思潮,1903年终于汇聚而成。虽然,早在1894年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就建立了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兴中会。但当时,兴中会的成员大多是华侨中的商人和农场主,国内知识界和留学生参加该组织的人数很少,“中等社会以上之人,实为寥寥”(13)。加之兴中会是一种秘密结社,不重视舆论宣传,社会影响相当有限。只是到了1903年,随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壮大和客观形势的急逮发展,“中等社会”合群的声浪才高涨起来。翻阅1903年前后出版的倾向资产阶级革命的报刊,便可明显感到资产阶级中下层自身要求合群的呼声,到这时才达到了一倡百和,此呼彼应的时期。到1905年同盟会成立时,进步的知识分子以社会进化论为武器,对中等社会的合群问题进行了广泛地论证。与维新派(保皇党)宣传的群学相比,不难窥见在以下几个方面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
   第一,鼓动“中等社会”合群,肩负挽救祖国危亡的重任。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大体上都把统治者叫做“上等社会”,把广大的劳动群众叫做“下等社会”,自称为“中等社会”。他们共同认为“上等社会”已经腐败不堪,“治内专务压制,对外只知唯诺”,是中华民族的败类,“下等社会”虽身受压迫,具有反抗精神,可以做为革命的中坚力量。但由于“识字者盖寡”,愚昧无知,没有“中等社会”的“提掣”,没有“中等社会”为之“领袖”,没有“中等社会”做“指向针”,他们只能盲目破坏,不会建设。所以,只有“中等社会”,才能负起“挽劫运”、“补漏舟”、“救火庐”的责任。有的文章说:“中等社会者,革命事业之前列也”(14);有的说“中等社会”“实下等社会之所托命,而上等社会之替人也。提掣下等社会以矫正上等社会者,惟诸君之责,破坏上等社会以卵翼下等社会者,亦为诸君之责”(15)。那么,什么人属于“中等社会”呢?《新湖南》的作者说:“湖南无兼并之豪农,无走集海陆之巨商,无鸿合巨厂之大工业,诸君占中等社会之位置,惟自居于士类者成一大部分,而出入于商与士之间者附属焉,出入于方术技击与士类之间者附属焉”(16)。这段话大体说出“中等社会”就是中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因而有人直接说:“学生为革命之原动力”(17);有的认为,学生负有收拾上等社会之残局,教育下等社会之责任,有的说:“天下最有活泼的精神,最有发达的能力,能够做人类的总机关,除了商,别的再谭役有这种价值了”(18)。如此等等,说法尽管不完全一样,意思则只有一个,即革命的领导权应当由中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所掌握。他们是“上等社会”的“替人”,“下等社会”的“领袖”。
   第二,“统一大群之主义”。从维新志士开始提倡“合群”,到这时已将近七八年了,而中国社会仍没有出现强有力的政治团体,为什么合不成“大群”呢?这是进步的知识分子巫需回答的问题。他们四方环顾,上下寻觅,“就不能合群之种种方面观之,则无公德也,无法律也,忌克也,皆是也。而就其归结之总纲言之,无统一之原质已耳”(19)。这里一方面承认梁启超对不能合群之原因的分析,一方面强调不能合群的根本原因在于“无统一之原质”。所谓“原质”该作者认为就是“民族主义”,或叫“国魂”。有的人说:“欲合大群,必有可以统一大群之主义,使临事无涣散之优,事成有可久之势。吾向欲觅一主义而不得,今则得一最宜吾国人性质之主义焉,无他,即所谓民族主义是也”(20)。他们认为只有实行“民族主义”,才能“对外而有界,对内而能群”,“民族主义”是“统一大群之主义”。
   第三,“合群”之方 法。革命志士告诉众人应当对“中等社会”实行社会教育。其内容有四:“一日结集特别之团体,二日流通秘密之书报,三日组织公共之机关,四日鼓舞进取之风尚”(21)。就是说,革命者应当通过秘密书报的传播,“会通一团体之情意”,促使中等社会觉醒,鼓起他们进取的精神,结集政治团体,组成统一的领导“机关”。一句话,通过社会教育,使“中等社会”,结成革命的大团体,因此他们特别强调“广施结集方法为第一义”。
   第四,“下等社会”的“领袖”与“指向针”。当时的革命志士,从义和团起义中得到启发。他们认为:“革命事业之起也,必有中坚”。法国革命,英国革命的中坚力量是平民党,所以中国革命,也必以“下等社会”为根据地,以“下等社会”为“革命事业之中坚”(22)。孙中山先生很重视下层社会的力量,很早就开始在会党中扩大革命影响,鼓动“下层社会”,“联合大群,团集大力”(23)。基于这样的认识,有很多文章都指出,革命志士应当象俄国的民粹党那样,与农民、士兵、秘密社会为伍,在他们中间做宣传发动工作,使自己成为“下等社会”的“领袖,和“指向针”。但这并不等于填平了二者之间的阶级鸿沟。孙中山这样说过:“我同志必须能指挥下等社会有组织之团体,而后于事有济。不然此等团体固在,我辈一动,而彼等出而阻碍甚妨我辈之进行也”(24)。这里流尽出多么严重的阶级偏见。既然担心“下等社会”成为革命的阻力,也就不可能把“下等社会”真正看做革命的依靠力量。所以,他们对待“下等社会”的态度也是一种,利用。与“保皇党”人相比,差异仅仅是他们愿意成为“下等社会”的“领袖”,愿意在下层社会从事革命发动工作。这里反映出资产阶级中下层感到自身力量不足,想借用“下等社会”力量,而又俱怕“下等社会”的矛盾心情。
   通过以上四方面的论证,革命者明确了“合群”的主体,找到了“统一大群之主义”,掌握了“合群”的方法,看到了革命的借用力量,初步形成了资产阶级中下层的“群学”。
    正是在这种思潮的催促下,1903年留日学生中一批革命志士在拒俄运动中,经受了锻炼,组成“军国民教育会”。随着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队伍的进一步壮大和革命形势势的发展,“军国民教育会”的会员纷纷回到国内,发展革命势力,在中国近代史上掀起了第二个“合群”运动。国内很快出现了十多个革命小团体,其中以华兴会、光复会和科学补习所等三个小团体发展较快,影响较大。1903年,孙中山从实践中意识到知识分子入党的重要性,便抛弃了过去所持“秀才不能造反”的观念,对争取知识分子加入兴中会,“深以为然”。他嘱托廖仲恺先生“物色有志学生,结为团体,以任国事”。随着民族危机的深化和国内社会矛盾的激化,革命形势的发展便把建立全国性的统一的革命政党提上了议事日程。必须把分散的革命力量汇聚起来,已被许多革命者亲身体验到。孙中山先生从兴中会成立十余年的艰难顿挫的历程中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决心“招集同志,结成大团,以图早日发动”(25)。他反复向革命志士陈述:“现今之主义,总以互相联络为要”(26),得到了许多人的赞同。在黄兴、陈天华和宋教仁等人的积极活动下,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等革命小团体进一步联合为革命的“大群”。1905年8月,同盟会召开成立大会,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政党正式形成,标志着资产阶级革命开始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总之,在资产阶级革命派“合群”思潮汇合而成的近三年时间里,“中等社会”迅速集合在一起,掀起了第二个“合群”运动,进而组成统一的革命政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担负起挽救民族危亡的重任。虽然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资产阶级中下层力量增大是其基本条件,而“合群”思潮财起了催生作用。如果,进一步追溯“合群”思潮的源头,则可以看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诞生,也应当有维新人士的劳绩,因为他们是“合群”思潮的先导。
   二十世纪初年的“群学”,与戊戌维新时期的“群学”相比,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1903年以前积极倡导“合群”,扩大资产阶级政治势力的保皇党人,在1900年以后,便开始收缩前进的步子,政治上两面作战,日益保守,逐渐丧失了维新时期的领导地位。而以“上等社会”的“替人”,“下等社会”的“领袖”身份登上政治舞台的中下层资产阶级,则担负起挽救中国危亡的重任。这充分反映出中下层资产阶级已发展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他们直揭民族主义大旗,召唤“中等社会”合群救亡,振兴中华。在这个思潮的催促下,掀起了第二个“合群”运动。同盟会正是这个“合群”运动的产物,也是戊戌维新时期以来宣传“群学”的硕果。
注释
(1)《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卷一,第363、308页.
(2)《饮冰室合集》文集十一,第21页.
(3)《晚清文学丛钞》说唱文学卷,土册,第11页.
(4)《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78—268页.
(5)《饮冰室合集》文集四,第10一11页.
(6)《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17页.
(7)《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卷一,第363、308页.
(8)《饮冰室合集》文集五,第44页.
(9)《新民丛报》第十六期.
(10)《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32页.
(111)《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72页.
(12)《游学译编》第七期,《与同志书》第87页.
(13)《孙中山全集》卷一,第282页.
(14)《游学译编》第十期《民族主义教育》,第7页.
(15)《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第615页.
(16)《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第628页.
(17)《苏报案纪事》《祝北京大学堂学生》.
(18)《中国白话报》第九期,4月16日.
(19)《浙江潮》第一期《国魂篇》.
(20)《江苏》第三期《政体进化论》.
(21)(22)《游学译编》,《民族主义教有》第十期.
(23)(24)《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61、271页.
(25)(26)《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75、276页.
(文章原载:《史学月刊 》1985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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