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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英国议会文件看英国外交官关于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密谋活动 ...

2013-10-28 11:18| 发布者: MAX| 查看: 1824| 评论: 0|原作者: 王宏斌|来自: 近代中国网

摘要: 【内容提要】从1841年2月26日巴麦尊训令乔治·懿律促使中国解除鸦片禁令开始,一直到1858年11月8日中英两国代表签署《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正式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为止,英国的这一外交图谋的最终实现经历了将近18年的时间。从英国议会文件看,参与这一外交阴谋活动的人员中,既有英国首相,又有外交大臣;既有英国驻华公使、商务监督,又有驻广州、厦门和上海的领事官,由此可见,逼迫清朝官员承认 ...
【内容提要】从1841年2月26日巴麦尊训令乔治·懿律促使中国解除鸦片禁令开始,一直到1858年11月8日中英两国代表签署《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正式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为止,英国的这一外交图谋的最终实现经历了将近18年的时间。从英国议会文件看,参与这一外交阴谋活动的人员中,既有英国首相,又有外交大臣;既有英国驻华公使、商务监督,又有驻广州、厦门和上海的领事官,由此可见,逼迫清朝官员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是英国政府既定的一贯坚持的外交方针和政策。
【关键词】鸦片贸易   合法化   外交    阴谋
 
关于两次鸦片战争间的鸦片贸易合法化问题,虽然相关的中国近代史论著已经有所谈及,但由于现存中文档案资料太少,当事者又没有留下笔记资料,大都语焉不详,甚至误以为是清朝官员迫于兵饷筹集困难,为了征收鸦片税而主动解除了禁令。要想弄清这一时期英国外交官关于鸦片贸易的具体阴谋和活动,我们必须发掘英文原始资料。近来再次阅读英国议会文件,发现英国外交官关于鸦片贸易合法化的通信资料保存相当完好,完全可以再现当年密谋活动的全部过程。本文以这些通信资料为主,结合少量中文档案资料,对于英国历任驻华外交公使关于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密谋与活动作一深入探讨。
一   首任驻华公使(璞鼎查)关于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劝诱活动(1842-1844)
英国政府1840年发动的对华战争明明是为了鸦片贸易利益而来,然而在战争结束签订的条约中却有意回避了这个问题,除了关于虎门销毁的鸦片赔款外,对于鸦片走私贸易的现状以及未来却只字不提,这是英国外交官故意模糊鸦片战争性质的伎俩。事实上,早在1841年2月26日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对于侵华英军总司令乔治·懿律(Elliot, George, Admiral 1784-1863)和谈判代表义律(Elliot, Charles, Captain1801-1875)就下达了训令:
女王陛下政府已经开始关注同中国鸦片贸易的事情。我必须通知你努力协同中国的官员做一些安排,使鸦片贸易在中国合法化。
同中国全权大使谈论这件事时,你要告诉他们,允许鸦片在中国合法化不是你向中国政府提出的要求;你不要让中国的全权大使认为这是女王陛下政府在使用强迫手段。应指出,如果鸦片贸易停留在这个位置,中英两国保持永久友好理解的关系是不可能的。事实证明中国官方没有能力禁止中国海域的鸦片贸易,因为对于买卖者而言这种诱惑远远大于被发现的恐惧和所受的惩罚。道理同样明显的是,禁止鸦片运往中国超出了英国政府的权利;因为即使英国管辖区的任何一个地方不生产鸦片,其他国家也会大量生产鸦片,那些喜欢冒险的英国人或其他民族的人也会把鸦片运往中国。中国目前的法律规定鸦片贸易不合法,不合法的贸易常会伴随着操作者和制止者双方的暴力冲突。
中国的船只和走私者之间的小型战争一定会导致中英两国不友好尴尬的争论;会引起中英两国的人民敌视情绪。因此中英两国的友好关系应附以稳定的因素;如果中国政府下定决心在适当对鸦片征税的基础上使鸦片贸易合法化,这将会使走私者不再受到努力引进商品不交税的诱惑。用这种方式,中国政府会得到可观的收入,现在用以贿赂海关官员的钱将以关税的形式归属国家[1]。
稍后,在任命璞鼎查为侵华全权代表时,巴麦尊又一次指示道:
经验告诉我们中国政府的确没有能力阻止鸦片进入中国,很多因素使得英国政府不可能协助并给予一些有效的帮助。但是只要法律禁止鸦片贸易,它一定不可避免的会导致欺骗和暴力。在中国的执法机构和鸦片贩卖者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这种英国鸦片走私者和中国官方的战争长期下去,中英两国之间的关系一定会陷入危险境地。女王陛下政府对于这件事情没有要求,他们无权有什么要求。中国政府如果可能全面禁止鸦片进口,英国参与鸦片的公民将要承担相应的后果。要想尽一切办法说服中国的全权大使,并通过他说服他的政府改变鸦片贸易的法律,使之合法化。对他们无力阻止的鸦片贸易征以定期的税收,这是很值得的[2]。
既要迫使中国政府和民众接受毒品,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又要转移国际国内视线,逃避邪恶的战争责任,这就是英国政府在两次鸦片战争间处理鸦片贸易问题的最基本的外交方针。这一既定的外交方针被英国历任驻华公使严格奉行,并一贯坚持到底。这是我们分析两次鸦片战争起因,解读两次鸦片战争间英国政府对华外交政策时张时弛的奥秘所在。
当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在进行时,英国政府任命亨利·璞鼎查为全权代表,他于1841年8月来到中国,一面率领英军先后攻占厦门、定海、镇海、宁波和南京,一面按照巴麦尊的训令,提出种种勒索条件,并劝诱中方谈判代表奏请道光帝解除禁令,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从当事人留下的备忘录中可以看到,璞鼎查从1842年8月到1844年离任时,曾经多次向中国谈判代表提出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建议,均遭到钦差大臣耆英等人的拒绝。
璞鼎查写给中国大臣的关于鸦片贸易合法化的第一份备忘录签署于1842年8月27日,对象是正在南京谈判的中国三名高级官员: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与两江总督牛鉴。是时,《南京条约》已经基本敲定,两天后将正式签订。在这份备忘录中,璞鼎查首先申述了难以禁止鸦片的两个理由:其一,英国政府不可能阻止英属印度殖民地的鸦片种植。假如它颁布这样一条命令,那些在英属印度殖民地以种植鸦片为生的人会移民到印度自己的州去,继续生产鸦片,产品不仅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其二,只要中国有社会需求,就必定会有鸦片输入。如果中国政府不能阻止他的国民购买和消费鸦片,这项贸易就不会自动结束,没有任何人会把货物带到没有买方的市场。即使英国商人不参与鸦片走私,其它国家的人照样会把鸦片输入中国。长期经验证明,中国政府不仅没有能力禁止鸦片的使用,也没有能力阻止鸦片的走私。然后反复强调说:“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这一麻烦,即皇帝使用物物交换的方式使之合法化,并征收以一定的税收。”[3]
璞鼎查写给中国官员的关于鸦片贸易合法化的第二份备忘录签署于1843年1月22日,对象是钦差大臣耆英。在这份备忘录中,璞鼎查就鸦片贸易合法化
问题又提出了一个新的理由,即在公海上每一艘商船都有权携带他们想运输的任何货物,即使英国商船不携带鸦片,其它国家的商船仍然会输入鸦片,中国官员无权禁止,也没有能力禁止在公海上的鸦片走私贸易。既然中国官方对于鸦片走私贸易目前采取的是默认政策,那么,英国公使便没有理由去禁止本国的商船在外海携带鸦片[4]。
璞鼎查写给中国官员的关于鸦片贸易合法化的第三份备忘录签署于1843年6月30日,对象同样是耆英,地点却在虎门。在此前一天,翻译官马礼逊曾经当面向中国谈判代表耆英及其随从提出鸦片贸易合法化问题,在他看来,鸦片合法化之后,中国政府可以增加大量税收。假设每箱鸦片税银50元,按每年进口鸦片30000箱,合计可以征收税银1500000元。耆英对此似乎有所心动,他提出以保证金的方法作为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先决条件,由英国公使担保,在10年内,每年的鸦片进口税银为3000000元[5]。璞鼎查在备忘录中答复说:“英国政府不愿鼓励鸦片贸易,但是,看到中国政府无力禁止鸦片进口和吸食,英国政府很乐意在它的权力范围内做任何事情使得该项贸易建立在一个较少令人不快的基础之上。”[6]耆英收到璞鼎查的来函,看到英方没有明确表示关于鸦片保证金的承诺,当天复信收回关于弛禁鸦片的相关建议[7]。
璞鼎查写给中国官员的关于鸦片贸易合法化的第四份备忘录签署于1843年7月8日,对象仍然是耆英。在这份备忘录中,璞鼎查再一次说明了英国政府促使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基本立场。他说:“我已向我国政府汇报了自从我到中国以来有关鸦片贸易的一切言行。并且得到指示:英国政府尽管倾向于停止英国人所从事的贸易,但却无力改变现状,即使他们有这个能力也不可能阻止其他国家的公民向中国输入鸦片的行为。还需要明确指出的是,除非鸦片贸易合法化,否则即使希望携带鸦片的英国远洋货船不被干涉,也是不可能的。在中国官兵和走私者之间的冲突是在所难免的。这些走私者是在外海的货船上进行交易的。在所有的可能性中,流血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混乱状态将充斥在这些鸦片交易不合法地区。卷入这些事件中的人们将比那些购买使用鸦片的人更难管理。只有解除鸦片的禁令,才能使鸦片使用量逐渐减少……中国政府可以在鸦片贸易上获得巨大收入,这样的税收比率将会立即使走私及相应的罪恶停止。我再一次请求朝廷的大臣将我的文件作为处理鸦片贸易的参考,同此保持一致,并且做全方位的考虑。我再次强调,如果我的政府有能力阻止将鸦片带入中国,我们会这么做;但是即使能够阻止英国远洋货船运输鸦片,其他国家也将会输入同等数量的鸦片,英国政府是无权干涉的。”[8]
     就在递交这份备忘录的同时,璞鼎查还专门写给道光皇帝两封短信:一份说明《南京条约》互换文本之后已经生效,两国的和平已经到来;另一份强调鸦片贸易是中国和英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导火索,并且包含着不可避免的困难,英国人的良好愿望得不到满意的解决办法[9]。
耆英于8月14日收到这份备忘录,10天后予以答复。略谓:中英两国就鸦片贸易问题要找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的确是很困难的,这点没有人比尊敬的全权公使更清楚。鄙人要强调的是,关于鸦片的禁令只是针对中国人的,我们并没有强加于其他国家。我们自己和全权公使一样处于同样的境地,阁下提到有权利控制英国的问题,但却没有权利干涉其他国家。现在所有关税都已经调整好了,所有非法收益都已经被废除,广州已经开放为自由贸易区,其他四个港口将要开放。如果所有国家的商人都只带入合法的商品进行竞争,并且在公平公正的价格下,毫无疑问,他们将获得丰厚的利润。然而他们为什么坚持销售这些非法的鸦片呢?我们将制订严格的条例,惩罚这些吸食者。如果我们的臣民遵守禁令,一段时间后我们就可以期望减轻由鸦片造成的危害。我们发现在所有贩运鸦片的国家中,孟加拉、孟买和马德拉斯提供的最多。而这些地方都是印度的州府,都是在贵国的管辖之下。并且全权公使已经声明禁止鸦片销售。可以肯定的是所有这些地区参与鸦片的商人仍然是我行我素。其他国家的国民既然他们愿意按照新的规则进行贸易,以同样的方式按照法律阻止鸦片贸易。所以,我们希望公使首先阻止英国商人以控制鸦片交易,从而为其他国家树立一个好的榜样。谈到你说的对鸦片征以适当的税收,我们对此无权利。关于这个问题达不成一致意见。即使我们可以达成一致,并且有能力做到。而如果不将这个问题奏报皇帝陛下,得知他的旨令,我们是不敢对此事采取进一步的做法的[10]。
璞鼎查在香港接到耆英的来信后,于1843年10月30日再次致信耆英。他首先声明,他没有任何权利可以满足中国的愿望。并且辩解说,现在大部分运抵中国的鸦片都是来自孟加拉、孟买和马德拉斯,考虑到他们起初的和最后的名字也是真实的,这些地区自从鸦片开始运往中国时就已经是港口了。然而,许多印度的很多邦国并没有在英国政府的控制之下,更别说有任何权利干涉他们的内政安排了。再说,数以千计的农民是靠种植罂粟来维持生计的,这些勤劳的人民难以放弃现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他说他可以发布公告禁止英国商人在五个通商口岸销售鸦片,但是非常怀疑其效果。因为,制止鸦片走私贸易引起的市场混乱,不在英国或其他国家的商人手中,而在中国人自己手中。哪里有市场需求,以买卖物品来赢利的商人不用提醒,就会聚集在那里。璞鼎查的言外之意是,除了使鸦片贸易合法化之外,中国政府没有能力制止鸦片走私贸易[11]。
再次接到璞鼎查关于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备忘录之后,耆英终于决定奏报清廷,请求皇帝裁决。他在奏折中简单回顾了与璞鼎查就鸦片贸易的历次谈论情况,明确指出璞鼎查备忘录的用意所在:“惟鸦片烟一项,上年夷酋璞鼎查在江南时,奴才即与要约严禁。该夷答称:买之者既多。贩之者即众,严禁恐难。迨伊里布抵粤后,该酋又谆谆向告,查本年五月奴才前赴香港,该酋复以为言,均经正言拒绝。嗣又据呈递说帖,内称:鸦片烟既奉天朝严禁,该夷寄寓中华,不敢违约,已晓喻该国商人,不许贩烟。但该酋止能禁止英吉利商人,不能禁止别国。倘别国船内带烟发卖,内地又有接买之人,该国商人必定效尤,该酋亦难约束。正经货物必致走私,且恐启拒捕滋事之端,不若抽收平允之税,转可永久相安,等情。”[12]然后他表达了他的倾向性观点,“奴才窃维凡事皆当先清其源,独禁烟则应先截其流。而利之所在,虽白刃当前,奸民亦必趋而不顾。若持之过急,则人数众多,设竟铤而走险,办理益形棘手。倘徒务禁烟之名,而任其阳奉阴违,不独贻笑外夷,即内地奸民亦将狎而生玩。当此夷务初定之时,弛张均无把握,操纵实出两难。奴才反复筹思,迄无善策。所有现在目击耳闻情形,不敢缄默不言。”[13]显然,耆英意在试探道光皇帝的思想动向。
12月1日,道光皇帝对于耆英的奏折作出了正式批示:“该大臣以夷务甫定,操纵两难,密片具奏,所见真切。朕反复深思,鸦片烟虽来自外夷,总由内地民人逞欲违法,甘心自戕,以致流毒日深。如果令行禁止,不任阳奉阴违,吸食之风既绝,兴贩者即无利可图。该大臣现已起程,著于回任后,统饬所属,申明禁令。此后内地官民如有开设烟馆及贩卖烟土并仍前吸食者,务当按律惩办,毋稍姑息。特不可任听官吏人等过事诛求,致滋扰累。总之,有犯必惩,积习自可渐除,而兴贩之徒亦可不禁而自止矣。”[14]道光皇帝明白耆英的意图,但不愿立即改变严禁鸦片的政策,而又缺乏足够的力量,只好对鸦片采取“截流政策”,即在国内继续禁止鸦片贩运与吸食,而听任外国鸦片走私。
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关于鸦片贸易合法化问题,璞鼎查对于中方谈判代表的每一次劝说活动,不仅授权于英国前任外交大臣巴麦尊(Palmerston, Henry John Temple),而且事后都有一份详细的备忘录汇报给现任外交大臣阿伯丁(Aberdeen, George Hamilton,4th Earl of (1784-1860),可见这种外交活动是英国政府既定的外交方针和政策。
二  第二任驻华公使(德庇时)关于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劝诱活动(1844-1848)
1844年,璞鼎查离任,德庇时(Davis, Sir John Francis,1795-1890)被任命为英国第二任驻华公使、商务监督,在任四年,如同他的前任璞鼎查一样,就鸦片贸易合法化问题他也曾多次对耆英进行劝诱活动。
6月份,德庇时一上任,便向阿伯丁表示他将不遗余力地展开外交活动,坚定不移地朝着一个目标前进,促使中国政府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他说:“无论中国官方的真实观点是什么,就目前的政策来看,很少关注鸦片贸易。我和璞鼎查先生希望,这件事是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前期准备。中国政府正处在紧急关头,大量赔款或许会使朝廷听取任何可以增加收入的意见。不仅直接通过税收,而且间接的减弱他已建立起来的鸦片贸易禁令。阁下可能会希望我通过耆英先生不遗余力的敦促朝廷,这是最有效的办法,也是唯一的办法。现在要想建立永久的安全的外贸体系,应利用任何一个机会去克服主权偏见,表露当权者实际的做法,朝着一个要不了多久就会实现的目标而努力。”[15]
在与耆英第一次会晤时,德庇时便递交给耆英一份关于鸦片贸易合法化的私人信件,罗列种种理由,极力说明严禁鸦片的诸多坏处,反复强调弛禁鸦片的好处。他说,人的秉性是喜欢寻求那些难以获得的东西。如果一件物品自然界很多,人们会不屑一顾。物品的禁令造成了虚假的困难,于是便有了非自然的价值。自从鸦片被禁止以后,它便贪婪地以极高的价格被购买。在英国任何人消费鸦片都是合法的,人们普遍不喜欢,除了药用很少有人使用。取消鸦片禁令,将会使鸦片消费量变少,这是因为剥去了它虚假的价值。不仅如此,通过征税朝廷还可以获得大量财政收入。此外,鸦片走私是以白银进行秘密交易的,贸易合法化可以预防白银外流。如果鸦片继续被禁止,它的消费量会进一步增加。随之而来的灾难麻烦将会进一步增加,海盗和谋杀会泛滥。在这样的体系下,其他货物也会像鸦片一样走私。最后,他特别强调说:“总之,如果皇帝能够优雅的回到乾隆年间的政策,鸦片的使用将会大大减少,同时政府会有大量的收入,官方同走私者之间的冲突也会消失,白银不再是唯一的交换鸦片的手段,将不再有大量白银流失。中英两国之间不愉快的战争将永远不存在。”[16]
耆英接到这一信件后,复信指出,鸦片问题由来已久,鸦片流毒已经相当严重。解除鸦片禁令或许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他经常与贵国公使在一起商谈这件事情。令其担心的是,即使解除了鸦片禁令,走私贩运会依然如故,朝廷仍然得不到足够的税收。假若有什么措施使鸦片税收得到可靠保障,他愿意将公使的官方信函呈送给皇帝陛下[17]。
7月13日,德庇时为此专门写了一封公函,对于英方的观点进行了详细说明,他说:“我非常荣幸地收到阁下关于鸦片的私人信函,现以公函予以回复如下:
鸦片贸易应该通过税收使之合法化,中英双方的获益不会少于签订《和平友好协约》(即《南京条约》——笔者注)的结果。事实上它的重要性会是一样的,它会避免未来任何麻烦和不一致。一方面禁止鸦片,同时这么多的政府官员默许它进口,这样一种状态导致英国政府在任何情况下不可能关注这一事情。所有罪恶的责任应归罪于官方保持这样一种体制,英国正准备在她权力范围内改变它。
阁下担心在任何情况下鸦片走私都会继续,但是如果鸦片贸易象其他货物一样合法化,英国政府将会采取有效的方法去调控它,阻止它走私。走私就像一场战争,不承认任何规则。合法的交易是一种和平的相互理解的状态,在这期间双方会合作并增进理解。
如果该贸易被公开承认,每只船上会携带一份声名或文件显示所有船上的鸦片总量,及它将抵达的港口。港口的领事可以对之进行严格的检查,正如其他货物一样,保证货物付足税额。如果船长或船上的代销人有违规行为,这些违反合法贸易规则的人将会受到惩处。
以这种方式鸦片税收应该像其他商品一样正常收取。每箱税银以50元计算,30000箱鸦片会有1500000元的收入。这是一个巨大的收入,但同那些规则合法、受人尊敬的贸易税收相比,这只是很微小的一部分。而走私会引起海盗行为和谋杀,像以前一样,必定会在将来一段时间内会引发罪恶的结果。
考虑到该贸易的非正常的重要性,我毫不犹豫的告诉阁下,我已说服我的政府批准关于法律化规范化鸦片贸易的特殊的条约,以保证获取合法的税收。如果我们能协调完成此事,两国之间将会有持续的利益。我将会在我的权利范围内想尽一切办法确保中国政府实现他的税收,正如其他合法的商品一样。
只要目前这样的体系继续存在,不但不会有税收,中国政府的尊严也将被走私和海盗行为毁坏。再一次强调,英国政府不可能以任何一种方式干预此事,对这种混沌状态的罪恶她无以回答。
我确信,在合法贸易的规范下,五个口岸的英国领事,可能以一个与其他货物一样的方式收集到鸦片的税收。合法的税额,不应比目前付给官员的贿赂高,应该使国家富裕而不是使个别官员贪污。如果可以以合适的税额获取鸦片,人们就不会冒险走私和贿赂官员了。
我想我提出的这一方针,值得阁下充分考虑,它将会对两国都有利,尤其是有利于中国。除了税收之外,茶叶和其他在海关出口的货物将用以交换鸦片,银锭就不会再从中国流失了[18]。
耆英接到德庇时7月13日公函之后,于8月19日复信说明他对鸦片问题的基本看法。略谓:两次收到公使关于解除鸦片禁令问题的来信。作为钦差大臣,他非常清楚鸦片走私贸易带来的严重后果。鸦片是一种毒品,朝廷颁布禁令是为了拯救烟瘾患者的生命,那些贩毒者和吸毒者应当接受法律的惩罚。先前的朝廷大臣林则徐,无法使中国人断掉吸食鸦片烟的念头,试图阻止外国人运输鸦片,但处理得很糟糕,并引发了战争。尽管鸦片走私贸易难以禁止,现在奏请皇帝解除鸦片禁令,时机尚不成熟。鸦片贸易合法化,的确对于朝廷的财政收入很有好处,但是,朝廷不能允许毒品危害中国人的身体健康。他就此已经与前任公使璞鼎查讨论了很多次,没有找到可行的满意的办法。目前,朝廷能做的惟一的事情,那就是控制自己的臣民贩运、吸食鸦片。无论哪一位中国人违反了鸦片禁令,他们将接受法律的惩罚,英国官员不得过问。英国商人贩卖鸦片,英国官方应依据英国的法律处罚他们,中国官员也无须过问。将来中国的烟民减少,英国商人的供应自然会削减[19]。
德庇时接到耆英的信件后,于8月23日向英国外交大臣阿伯丁做了如下汇报:钦差大臣耆英由于对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后果表示忧虑,没有勇气向皇帝奏报。尽管如此,耆英的来信表明,鸦片走私贸易是被中国代表默许的[20]。
德庇时尽管对于鸦片贸易合法化问题难以取得进展表示无奈,他仍然不放弃任何机会。在他看来,只有不断重复其观点,才能最终使中国官方改变其立场。1845年4月26日,德庇时再次致信耆英,谈到了各国鸦片走私船,然后说:“我必须告诉阁下,我不可能阻止鸦片船只和其他走私者的存在,除非中国政府采取措施阻止他们。依据条约,我们倾向于没收鸦片。但是如果阁下能采取合适的办法,我将给予协助。如果京师的大臣被告知在广州鸦片被公开买卖,我相信这会促使鸦片贸易的合法化。除了鸦片,阻止其他非法贸易将会很容易。”[21]
耆英于5月3日复信指出:“如果没有最严厉的稽查,那就会是你所说的情况,整个广州的贸易必定全部成为鸦片,国家税收也必定受到严重影响。”[22]而对于德庇时关于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建议则不置可否。
1846年2月25日,德庇时在香港再一次主动致信耆英,重复先前的观点说:“我多次向阁下强调过在官员的默许下的鸦片违法贸易,是数不清的罪恶的渊源。如果该贸易合法化,所有的外国货船将汇集在五个通商口岸,在领事的控制下,他们将付出吨位费,中国征收的鸦片税银大约可以达到2000000元。目前这一收益落到了贪官污吏手中,货船在海岸附近徘徊,走私者在岸边构建聚集地。这是被公开默许的,我不能干预。但是如果鸦片贸易合法化,我可以确保对所有货船的正当控制。所有的商品可以用来交换鸦片,银锭就不会再流失到国外,相互友善的理解会永远保持下去。”[23]
耆英3月1日的复信十分简略,避而不谈鸦片贸易合法化问题。对此,德庇时很伤脑筋。当月17日,他向阿伯丁汇报说:“耆英的回答完全在避免走私这个问题。从上几次对耆英的观察中,谈到鸦片问题,他从来不敢将这件事提交皇帝注意,至少目前是这样。他觉得参与这样一个不能决定的讨论很丢脸。然而,目前在中国新年以来他得到了中国皇帝的信任,没有比这更好的机会使鸦片贸易合法化了。在不久将来一段时间,关于这个问题的所有文件将会递交给北京。”[24]
即使这样,德庇时也没有放弃他的图谋。1847年4月29日,他以较强硬的语气再次致信耆英,要求他向皇帝转达其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建议。否则的话,将通过其他外交途径向北京提出正式照会。他这样说:“我以前提醒过阁下注意,在南澳和库星门两个地方的走私处的罪恶问题,同时指出海岸线附近的海盗源于鸦片的全面禁止。在这种情况下,海盗日渐猖獗,只有银锭用来交换鸦片。如果想制止海盗行为,同时制止银锭的出口,那么,就对鸦片征税。所有目前参与鸦片走私的船只将在这五个口岸,领事将会对此负责。使用中国商品交换鸦片,银锭就不会大量出口。这个问题如此简单,连孩子都可以理解。我希望就此事致信阁下,以使我的建议能够呈递给贵国的皇帝。如果你能告知我以哪种形式,只要合适,并遵从协约的条款,我将采纳。我希望表达我对处置走私和海盗行为的愿望。如果阁下不希望直接告知贵国皇帝,那么,我将期待我国政府指示我直接同北京的大臣沟通。”[25]
耆英的5月5日复信也一改既往的软弱语气,他说:“阁下谈到鸦片问题的观点,表明你非常了解这一罪恶的渊薮。不过,据我所知,在1843年7月贵国公使璞鼎查也曾表达过禁止鸦片贸易的观点,并记录在条约的补充文件中。根据海关税则,法国和美国都不同意将鸦片视作合法商品,现在所有的国家都采纳了这一建议。我们应该尽快采取行动,根据条约规定以适应这样一个变化。”[26]
5月11日,德庇时再次致信耆英,谈及鸦片禁令的虚悬和各地走私状况,并将这种人类犯罪行为完全归咎于中国官员的纵容。他放缓了语气说:“我认为,为了中国的政府尊严,有必要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在进口时对之征收关税,而不是默许……如果将现在官员索取的鸦片的贿赂费用,作为公开的财政收入,这些官员会有较高的薪水,完全不用再参与走私。在外国人眼中中国政府的尊严会得以维护,同时在五个开放口岸会有大量的税收,走私和海盗也会得到终结。”[27]
耆英接到德庇时的来信,于5月18日复信,语气也有所缓和。他说:“诚如阁下所说,鸦片贸易合法化之后,中国的税收会有所增加。这一点你在信中陈述得很清楚,也很直接。而问题是目前的状况有很多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向皇帝奏请恐怕会遭到断然拒绝,这样不会有成效。我的想法是,等到我个人详细的向朝廷解释后,这样效果会比较好一些。那时我希望这个办法会被批准。现在不应操之过急。”[28]
这样,德庇时在英国驻华第二任公使任上,在劝诱中国官员解除鸦片禁令方面尽管他一开始还抱着希望,进行了一而再,再而三的尝试,最终与他的前任一样,没有取得明显进展。
三  第四任驻华公使(包令)关于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劝诱活动(1854 -1857)
英国驻华第三任公使是文翰(Bonham, Sir Samuel George,1803-1863),在他看来中国皇帝和京师的大臣不会解除鸦片禁令,因此,他对于鸦片走私贸易采取了沉默政策,在现存的英国议会文件中只有几份关于两广总督是否打算严厉禁烟的报告,很少提及鸦片贸易合法化问题。
英国驻华第四任公使是包令(Bowring, Sir John, 1792-1872),此人对于鸦片贸易合法化有相当大的期待。早在担任广州领事时,鸦片贸易问题就引起了他的密切关注。1849年5月19日,他向文翰报告称:从各个地方收到的信息来看,新任两广总督徐广缙将颁布一道法令,严厉打击鸦片走私活动,目的是为了制止鸦片流毒和遏制白银外流[29]。
这一看法来自德籍传教士郭士立(Gutzlaff,Charles 1803-1851)的一份备忘录。在这份备忘录中,郭士立认为新任两广总督徐广缙的才能远远不如林则徐,但在严禁鸦片问题上他们两个人的看法是一致的。在郭士立看来,林则徐采取严厉措施打击鸦片贩子,引起了第一次鸦片战争,造成了巨大政治灾难;假如徐广缙严禁鸦片,也必将引起国际争端,后果亦必定是灾难性的[30]。
徐广缙即将严禁鸦片的消息在广州的外商中引起了一阵慌乱,在英国的领事馆中也引起了不安,但是,事实很快证明这是一场虚惊。中国官方的一封来信告知包令,鸦片走私贸易将不受干涉。
引起包令关注鸦片贸易合法化问题的是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的一份报告。1853年1月29日,阿礼国报告说,太平天国起义引起的社会动荡已经使清王朝焦头烂额,为了镇压起义,为了筹集军费,京城的官员已经想尽了一切传统办法,包括卖官鬻爵,但都不能解决财政问题。中国人已经注意到外国人反复强调的鸦片贸易合法化,将为王朝枯竭的财政来源带来巨大的稳定的回报。他进一步分析了一条来自京城的一条官方消息。在1月4日的《京报》上,根据上述观点,一位高官提出了请愿书。吴廷溥(Woo-ting-poo),北京的一位监察御史,他毫不迟疑指出鸦片贸易合法化将是财政的重要来源之一。并提出制订这一政策将有利于国家财政收入,在走私和叛乱这两大社会罪恶之中,两害相权应当取其轻……这种违禁贸易的广泛存在仍是更大的罪恶,这可以通过让外夷付钱来制止,即通过对鸦片贸易合法征税来解决。最后阿礼国指出,“有理由相信朝廷可能考虑解决这类问题的办法。通过我们同京城方面的直接联系,我们会找到有利的时机推动政策的制定及对我们有利的改变。”[31]
在促使中国解除鸦片禁令方面,包令与其前任璞鼎查、德庇时表现了同样的热心,而稍有不同的是,璞鼎查与德庇时努力说服的对象主要是中国的大臣,包令则把说服对象的范围由清朝大臣扩大到泰国国王、英国新任外交大臣和议员身上。
包令上任不久,为了扩大侵略,便联合美国公使麦莲(Mclane, Robert Milligan, 1815-1898)和法国使馆秘书哥士耆(Kleczkowski,Michel Alexandre, Comte,1818-1886)乘船来到天津附近的白河口,第一次向中国全面提出了修改条约要求。清廷派遣前任长芦盐政崇纶等人予以接见。11月3日,双方会晤于大沽炮台前。包令于18项要求之外,还不失时机地向崇纶提出了鸦片贸易合法化要求。会晤之后,崇伦将谈判情况立即向清廷做了奏报。11月5日,咸丰皇帝在谕令中非常生气地指出:“咆呤所称鸦片纳税及欲进粤东省城,尤为反复可恶!”[32]明确训令崇纶,“务当按款正言驳斥,杜其妄求”。皇帝的态度如此强硬,包令的图谋自然不可能获得成功。
1855年2月,巴麦尊再次当选英国首相,在中国的英国侵略分子越来越不安分,鸦片走私贸易在中国沿海地区越来越猖獗;与此同时,英国驻华公使包令以外国侨民需要为名,说服了泰国国王,使他同意该国可以免税进口外国鸦片,实际是借道泰国,准备向中国大量进口鸦片[33]。
基于这两个原因,东西方两份抗议英国鸦片政策的“陈情书”通过不同途径送到了英国外交部:一份“陈情书”的签署者是沙弗茨伯里伯爵(Shaftesbury),代表的是伦敦的一个民间团体——英国消除对华鸦片贸易恶劣影响委员会;另一份“陈情书”由英国浸礼会传教士胡德迈(Hudson, Thomas Hall, 1800-1876)等人联合签署,代表的是在宁波的英国传教士。
是时,鸦片走私贸易在世界各地已经声名狼藉,反对鸦片贸易的呼声此伏彼起。“英国消除对华鸦片贸易恶劣影响委员会”在伦敦成立表明了英国人民的公开立场。沙弗茨伯里写给英国外交大臣克勒拉得恩的“陈情书”充分表达了英国民众的正义呼声。在这份“陈情书”中,沙弗茨伯里首先说明了呈送“陈情书”的理由。他明确指出:“陈情人完全坚信,在中国沿海的非法鸦片贸易,几乎毫无例外地是在英国国旗下进行的。这个贸易所带来的死亡率比起奴隶贸易的死亡率更令人可怕,对上帝是如此的亵渎,使我们国家的声誉如此的蒙羞,对英中两国的商业利益是如此的有害,以至于我们觉得有责任,尤其是在这个时期,以正义的名义,向阁下提交下列陈述。我们之所以迫切地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考虑到伴随着这起一直是明目张胆的,近来又有扩展的非法贸易必将带来的日益严重的可怕后果。再就是女王陛下在中国的全权大使前不久说服暹罗国王批准英国臣民向那个国家免税进口鸦片,表面上看是为外国侨民所用,但鸦片肯定会走私到那个国家,对那里的民众造成伤害,对合法贸易起到阻碍作用。”[34]
然后,他从八个方面,论述了英国政府维护鸦片走私贸易的种种罪恶:第一,鸦片走私贸易在中国有增而无减。从1843年的输入大约40000箱,增至目前的75000箱,吸食鸦片的人数估计有2000 万人。其中有大约十分之一的人死于鸦片中毒;即使按照这个数量的一半计算,就有100万人死于鸦片。
第二,印度政府直接、英国政府间接犯有不讲信用、共谋走私的罪行。尤其是英国允许20多艘悬挂着英国国旗的船只以武力对抗中国法律,明目张胆地走私。这既违背了信用也违犯了条约。《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第12款规定:英国全权大使应指示领事们要真正调查属于他们监管范围内进行贸易的英国人的行为,一旦发现走私交易,要依据同签订的条约,告知中国当局是谁在进行走私交易,对于走私货物,不论价值和种类,一律予以没收充公。
第三,英国政府还涉嫌一条非常卑鄙的罪行,就是批准种植罂粟,毁灭了数以百万计的生灵,不仅是外国人,也有英国的臣民和属民。对于这个罪行的唯一辩解就是印度政府获取了巨大的税收,数目之巨大几乎与毁灭的人数成正比。
第四,中国的重贵金属和他们赖以发展国内资源的财富被大量掠夺,致使他们的人民贫穷化,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预料,用不了多久,英国和中国的资源一定会萎缩到非常有限的数量。
第五,中国当局和民众对于鸦片贸易,不论是在道德方面还是经济方面,都表示了敌视。中国人的敌视是有理由的,因为我们正在扩大这种贸易。要想使中英两国之间友好交往,我们必须放弃这一贸易。英国部分商人和官员参与鸦片贸易的行为使我们传教士的努力成为泡影。
第六,根据广州商会记载:1837年,中国出口价值超过英国的进口价值约合3200000英镑,超出美国的价值是860000英镑,合计为4060000英镑,以后每年都大致如此,一直持续到1852年。表明中国通过合法贸易顺差为4,060,000英镑。要不是走私到中国的鸦片价值7000000英镑的话,中国本来可以每年有3200000英镑的余额。英国不仅赢回了3200000英镑的余额,而且依靠鸦片还赚取了将近4000000英镑。中国政府足以察觉到这种交易败坏了国人的社会风气,摧毁了商业繁荣。然而又深知,任何阻止这种交易的步骤都可能引发与英国的再一次鸦片战争,这在他们看来,则是生死攸关的事情。
第七,虽说东印度政府从这个贸易中获取了3000000英镑的岁入;而种植罂粟的当地人因为吸食毒品,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使一个优秀民族沦落为一个最卑鄙、最奴化、最奸诈、道德败坏的民族。
第八,鸦片交易导致海盗孳生。最近一次发生在一艘香港船只上的海盗记录就是为了夺得鸦片。最无法律意识的中国人忙于走私鸦片,成为海盗。地方官员对这种非法交易视而不见,直接或间接由于受贿而堕落。
最后,陈情人提出了两项请求:一是请求英国外交大臣不要建议批准与暹罗签署的那份条约中的许可把鸦片引进那个国家的部分;二是请求英国政府从法律上和道德上坚决反对在中国的鸦片贸易,把所有鸦片走私犯当作海盗来对待[35]。
来自宁波的英国传教士的“陈情书”从四个方面陈述了他们反对鸦片贸易的理由:其一,鸦片走私贸易,导致流毒蔓延,许多人死亡;导致中国白银外流,社会经济萎缩,商业萧条;导致社会秩序混乱,海盗横行;导致贿赂公行,政治更加腐败。其二,由于英国政府与这个令人憎恶的贸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陛下及其臣民的名声和荣誉变得黯然失色。在中国民众的眼中,这种具有毁灭性的非法贸易是通过陛下政府的直接或间接批准强加于他们的。无论是在陛下臣民直接从事这种罪恶贸易,抑或是认为这种贸易不属于英国干涉范围而保持沉默,抑或是违犯条约规定,明目张胆地庇护走私。“陛下在中国的贸易监督,约翰·包令爵士不会不知晓这种情况,他去年秋天来过宁波,一定会了解当时就停泊在港口的一艘鸦片船只,这艘船现在还在那里公开地从事着这种肮脏的交易。”其三,不仅大清帝国的臣民的合法贸易的利益受到了严重伤害,而且从目前的鸦片走私贸易的形势扩张来看,陛下在中国的臣民的合法贸易利益亦将受到严重阻碍和伤害。其四,基督教是陛下王国的荣耀,将其介绍到大清帝国可以独立构建一个确切的、永久的基础,用以创建真正的文明,发展陛下王国与大清帝国之间的、对双方都是互惠互利的有益的国际关系。然而,由于鸦片贸易的持续进行,基督教本身受到了物质上的阻碍和可怕的亵渎,中国人民普遍地认为陛下政府与这桩可恶的贸易有牵连。总之,该贸易破坏了圣经的信条和教义,而圣经曾经是,而且必须是英国王位和王国的伟大支柱[36]。
外交大臣克勒拉得恩(Clarendon)收到这两份“陈情书”之后,分别于8月21日和10月8日以急件方式责令驻华公使包令就此问题做出明确答复。包令接到指示后,与公使馆的秘书、大鸦片贩子(查顿、马地臣和颠地)和几名医药传教人员(英国传教士雒魏林、麦都司)进行了交谈,并授意他们将其关于鸦片问题的看法写成书面意见,呈送到公使馆。根据这些人的意见,针对“陈情书”的观点,包令对于英国的鸦片政策一一进行了辩解。
第一,“陈情书”认为,在中国海岸开展的鸦片贸易是在英国旗帜下,由英国国民操作的,只有极少数例外。包令辩解说,并不完全是这样,因为许多美国商人也参与了鸦片贸易,他们使用美国的船只,悬挂着美国的国旗,经过美国领事的登记,这一点与英国人没有什么不同。鸦片贸易无论是什么罪恶,参与贸易的所有国家的商业组织无一例外,都应当承担责任。这一辩解虽然有几份真实,关键在于他试图逃避在鸦片贸易问题上英国应当承担的元凶罪责。
第二,“陈情书”认为,鸦片流毒比奴隶贸易有着更加惊人的死亡率,少数人的暴富建立在许多生命牺牲的基础上。包令辩解说,沙弗茨伯里关于中国吸食鸦片的人数夸大了至少10倍,对于因服用鸦片而死亡的人数夸大了将近一倍。他说:“我不能对这一不精确的陈述保持缄默。在香港殖民地,中国人口为60000-70000,这里鸦片是不受限制的。如果由于吸鸦片导致的死亡人数正如沙弗茨伯里先生估计的那样,这样将比整个香港岛的由于各种疾病导致的死亡人数还要多。很确定,在这里由于鸦片导致的死亡只占到1%,怀疑是否为每年的千分之一。这一点我想引述殖民地的医学权威的陈述,其中一位的观点是很值得尊重的;他断然告诉我,在香港的600欧洲居民由于过量饮酒导致的死亡人数大大超过了60000中国居民因吸鸦片导致的死亡人数。无论官方还是其它途径,我很少得知由于鸦片导致死亡的案例。”[37]这一辩解虽然纠正的是鸦片流毒造成的死亡人数比例,但把吸毒与饮酒两类性质不同的习惯混为一谈,意在混淆视听。
第三,“陈情书”认为,鸦片贸易对于上帝和英国的民族性格是一种侮辱。包令辩解说,无可否认的是,无论传教士如何施展基督教的影响,在那些没有宗教信仰的民众中也不会收到令人满意的结果。“我要表达这样一个观点,传教士在中国之所以成绩微小,在其他地方,而不是由于鸦片贸易的扩展。”[38]关于鸦片走私贸易导致的社会道德不良以及政治腐败问题,包令辩解说,鸦片在京师已经普遍使用,罂粟已经在中国官员有绝对权威的省区开始广泛种植,鸦片生产显然得到了鼓励。官方的文件虽然谴责鸦片犯罪,这与其说是对于外国人的憎恨,不如说是中国人继续尝试保护公众的美德不被严重污染而已。值得怀疑的是,即使印度停止鸦片生产,不再向中国输出鸦片,把恶劣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要赢得中国政府的任何形式的商业妥协也是困难的。
第四,“陈情书”认为,鸦片走私贸易严重影响了中国和英国的商业利益。包令说,沙弗茨伯里的关于中英贸易的商业分析数据是模糊的,不全面的,甚至是错误的。“现在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这样庞大的数据3200000英镑,是有利于中国平衡贸易的数额。如果不是鸦片,这些钱将用于购买英国商品。在中国没有财产使得国民购买外国产品以满足自己的需要。按照沙弗茨伯里先生的话,如果中国人‘受我们掠夺’每年超过7000000英镑,那么从土耳其向英国进口鸦片,或者从法国进口酒的商人都将被视为强盗。”[39]在包令看来,日益增长的鸦片进口导致了从中国贵重金属的减少,这一断言也是没有根据的。“事实上我已经收集到中国进口贵重金属的信息,进口量之大、之频繁,使得不可能呈现一个完整的令人满意的报告。但是依据在国内得到的官方数据,由外国运往中国的贵重金属这几年是很多的,几乎所有进入中国港口的船只都带有大量的白银。不是鸦片贸易,而是在中国或其他国家的贵重金属的有关的价值,决定了进出口这一问题。我确信,只有进口鸦片,才使得他们能够提供足够的资金满足不断增长的对茶叶、丝绸和其它中国产品的需求,在欧洲、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市场……有确切的证明,贵重金属被进口到了中国,鸦片贸易使得中国的贵金属财富流失这样的论点是没有根据的。我请求阁下留意在中国的半岛公司经理留下的信笺。你会注意到,最近两年仅由该公司承担的进口到中国的贵金属超过了由中国出口的价值——28250000元,在私人船舶的数据上会发现同样的比率。”[40]
第五,“陈情书”认为,英国公使劝诱泰国国王允许英国国民经由泰国将鸦片运抵中国,并免除其进口税,表面上是为了外国居住者使用,但实际上是走私进入中国,必定伤害中国的民众,违反相关的条约和禁令。包令辩解说,在同中国的条约中没有条款规定鸦片进口是被禁止的。这似乎是中英谈判双方忽略的问题,之所以双方对此采取沉默的方式,是因为通过外交或立法手段太困难了。“‘鸦片贸易被条约快速阻断’,‘输入鸦片是对协约承诺的侵犯’,这样的错误的陈述遍及沙弗茨伯里先生的整篇陈述。这样一份重要的文章应该附以制裁和禁令,但它没有。……另外一方面,英国政府从来没有坚持过输入鸦片的权利,中国也没有对此提出过任何抗议。”[41]这显然是在狡辩,中英《南京条约》的确没有明文禁止鸦片贸易,但这并不能证明鸦片贸易是被允许的或是合法的。因为,中国禁止鸦片的法律条例不仅没有撤销,而且一再被朝廷官员重申,鸦片买卖在中国沿海毫无疑问是一种走私贸易。既然鸦片是一种走私贸易,那么,按照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第12款之规定:“倘访闻有偷漏走私之案,该领事官即时通报中华地方官,以便本地方官捉拿,其偷漏之货,无论价值、品类全数查抄入官,并将偷漏之商船,或不许贸易,或俟其账目清后,即严行驱出,均不稍为袒护。”[42]英国外交官(公使馆与领事馆的所有成员)在中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必须协助中国官员查禁鸦片走私贸易。
今天对于包令的辩解已经用不着详细分析其是否正确了,狡辩没有价值和意义。在这里值得我们指出的是,包令在他的辩护辞中毫不隐讳地承认促使中国官员接受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建议是他的使命。他说:“我相信我个人同中国高官的交往远远超过我的前任。回忆那些交往中他们不止一次向我暗示鸦片贸易,明显倾向于英国政府给予保护。当我和美国公使参观其首都周边地区时,他建议实现鸦片贸易合法化,这一提议当然没有任何恶意。我的使命要求我敦促中国政府实现该贸易的合法化,用最好的办法抵制涉及禁止鸦片产生的多种误解。我明白美国公使并没有其政府的指令,但他坦城的同意我的观点,认为鸦片贸易合法化是最好的减少罪恶的办法,并给予了我许多帮助。”[43]在他看来,鸦片贸易在中国合法化是减少罪恶的最好方法,“再一次重复我得出的结论,鸦片买卖合法化是最简单、安全的减少罪恶的办法。香港殖民地采取的颁布执照的方法是成功的。使用这一方法的有东印度公司政府下的新加坡,葡萄牙属下的澳门,荷兰属下的印度群岛,西班牙属下的菲律宾以及泰国。这些地区采取了颁布执照的方案,考虑到了所有的事情,最好的和避免至少有害的方针。我没有意识到任何欧洲或殖民地政府会拒绝让鸦片成为收入来源。”[44]
仔细阅读包令来信的附件,可以发现,他的辩护词主要来自专门经营鸦片贸易的查顿·马地臣公司(英国怡和商行的前身)、颠地的宝顺洋行,或兼营鸦片生意的广隆洋行等。关于在中国参与鸦片走私的人员的国籍问题,究竟是英国一国的还是多国的,大鸦片贩子查顿·马地臣公司这样说:“几乎每个和中国贸易的货轮都涉及这桩不法交易,只有少数例外,这个国家的所有商业公司都对这桩交易感兴趣。”[45]这与包令的辩护如出一辙。
关于鸦片毒害的人数问题,宝顺洋行的老板颠地这样说:“谈到鸦片对人的伤害,应该用可靠的证据证明论点,而不是单单列出1000000或2000000的年死亡人数,这估计本身就是100%的错误。……这样的假说同事实不符,甚至是令人不可容忍的夸大。”[46]包令也是这样辩解的。
关于鸦片贸易合法化问题,广隆洋行的老板林赛如是说:“我们陈述我们的信念,鸦片贸易不仅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必需品,而且对于英国的商品生产需要大量资金而言也是必须的。英国政府通过干预该贸易的操作,在其他行业的支持下不能停止它的进行,为其他国家牺牲本国的利益,这是那些‘陈情书’作者不严谨的假设。我们将进一步声明对鸦片贸易的坚持,尽管这是很多人放纵使用而遭受伤害的原因,不能因为这一点而公开的指责它,烈酒公开的在本国受制裁,其他过度使用的商品的有害性是因为他不能在合适的范围内使用(即滥用),我们想提醒阁下注意的是,女王政府最明智最有效的举措是推动该贸易的合法化,以改变现有的状态,建立一个普遍接受的基础。”[47]如前所说,包令也是这样申述他的基本观点的。
就上述情况来看,包令比起他的前任来说,同样是英国推行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外交政策的坚决执行者。在英国驻华的外交官中,公开鼓吹以武力彻底解决鸦片贸易合法化问题的是阿礼国(Alcock, Sir Rutherford 1809-1897),把利剑拔出刀鞘的是英国驻华第四任公使。1849年1月19日,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在一份意见书中,这样叫嚣说:“至于解除鸦片贸易毒害的任何补救方法,看来除去公开合法化之外,另外没有什么办法可供两国政府加以取舍的。公开合法化将会解除它违禁品走私的性质,并可以为皇帝洗清对他的政权可能的公开谴责。同时还可以由此为他的国库提供一大笔财政收入。假如作为一种国家政策或是道义责任来说,这种两害之中取其轻的措施被拒绝的话,看来对于那种一定要把这种贸易的主要贩运者加到我们身上的恶作剧,便没有什么办法可想了。但是,一旦考虑到我们方面的任何权利时,我们便用不着讳言,这种诽谤的影响将会永无止境地对我们政治行动产生作用。正因为如此,这就有必要把我们的刀剑的砝码放到另一端去——尽管是没有拔出鞘的,而其效果依然是很有意义的,并且有强制力的。”[48]
阿礼国想用武力作为后盾,逼迫中国官员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时机不成熟,没有将刀剑拔出来。包令把促使鸦片贸易合法化看成是他自己的使命。是时,巴麦尊再次成为首相,已经决定对华外交“提高嗓门”。1856年10月8日的“亚罗号事件”终于成为中英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巴夏礼在包令的支持下,向广州城发动了进攻。英国外交官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英国海军利用炮舰将其抢夺到手,1858年11月8日,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正式签署,在第5款中,中国官员被迫宣布:“洋药准其进口,议定每百斤纳税银三十两。”[49]这样,鸦片贸易在中国进入合法化时期,英国侵略者终于如愿以偿。
这里还需要附带指出的是,鸦片贸易合法化之后,鸦片的名字正式在中国官方文书中更换了一个名字,叫做“洋药”。说起“洋药”的名称的由来,它的发明权应当归功于李太郭其人。李太郭(Lay, George Tradescant, ?-1845 )是英国外交官,是第一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之父。他于1825年来到中国,在澳门及广州采集植物标本。1841年,任璞鼎查的翻译,1843年,任驻广州领事,1844年,为福州领事。如前所说,璞鼎查是时正在试图说服耆英,接受他的鸦片贸易合法化建议。李太郭十分了解英国首任驻华公使的意图,1844年4月1日,他向璞鼎查献计献策道:“承认鸦片贸易的困难在于,使这样一个被人谴责的东西合法化,这将是对他们皇帝庄重威严的一种侵犯。解决问题的办法有一种,就是想办法改变其交易的名称,可以换成某食用药物的名称,该药物可以用来治疗各种失调。这个建议不用上议会就可以使对方听起来更容易接受。正如皇帝提到的那样,他们真诚地希望有个改变,可以使国家财政收入增加,同时使两国都受益。”[50]正是有了这样的建议,福建的地方官才率先对鸦片进行了更名和征厘[51]。也正是有了这样的建议,从1858年《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正式签署开始,外国鸦片在中国所有的官方文件中都被称作“洋药”,土产鸦片相应被称作“土药”。
 
结语
从1841年2月26日巴麦尊训令乔治·懿律促使中国解除鸦片禁令开始,一直到1858年11月8日中英两国代表签署《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正式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为止,英国的这一外交图谋的最终实现经历了将近18年的时间。从英国议会文件看,参与这一外交阴谋活动的人员中,既有英国首相(巴麦尊),又有外交大臣(阿伯丁、曼兹伯利、克勒拉得恩);既有英国驻华公使、商务监督(璞鼎查、德庇时和包令),又有驻广州、厦门和上海的领事官(李太郭、阿礼国和沙利文),由此可见,逼迫清朝官员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是英国政府既定的一贯坚持的外交方针和政策。通过阅读两次鸦片战争间的关于鸦片问题的英国议会文件,我们可以深刻理解两次鸦片战争发生的性质。关于两次鸦片战争的起因和目的,战争的发动者制造了种种借口,说什么为正义而战,为自由贸易而战,为打破十三行的垄断体制而战,为侮辱英国的国旗而战,为公使馆进入北京而战,等等,这些口实或许都是真实的,但却都不是最主要的。无论是第一次鸦片战争,还是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国政府发动战争的最主要的最真实的原因和目的都是为了维护鸦片利益。为了维护鸦片走私贸易利益,巴麦尊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为了逼迫中国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巴麦尊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这种侵略性质不能被改篡。因此,19世纪中期的两次中英战争被中外历史学家称为“鸦片战争”,应当是很有道理的。
 
 (文章原载:《世界历史》2010年第3期)

[1] Sessions Opium War and Opium Trade 1840-188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31, Irish University Press, P.279.
[2] Sessions Opium War and Opium Trade 1840-188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31, Irish University Press,P.280.
[3] Sessions Opium War and Opium Trade 1840-188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31, Irish University Press,P.280.
 
[4] Sessions Opium War and Opium Trade 1840-188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31, Irish University Press,P.281.
[5] Sessions Opium War and Opium Trade 1840-188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31, Irish University Press,P.284.
[6] Sessions Opium War and Opium Trade 1840-188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31, Irish University Press,P.284.
[7] Sessions Opium War and Opium Trade 1840-188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31, Irish University Press,P.285.
[8] Sessions Opium War and Opium Trade 1840-188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31, Irish University Press,P.287.
[9] Sessions Opium War and Opium Trade 1840-188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31, Irish University Press,P.288.
[10] Sessions Opium War and Opium Trade 1840-188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31, Irish University Press,P.289-290.
[11] Sessions Opium War and Opium Trade 1840-188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31, Irish University Press,P.291.
[12] 《钦差大臣耆英奏报璞鼎查恳请抽收鸦片烟税缘由折》道光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340页。
[13] 《钦差大臣耆英奏报璞鼎查恳请抽收鸦片烟税缘由折》道光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340页。
[14] 《军机大臣密寄钦差大臣耆英》道光二十三年十月初十日,《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353-354页;又载《清宣宗实录》卷398,道光二十三年十月己酉。
[15] Sessions Opium War and Opium Trade 1840-188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31, Irish University Press,P.294.
[16] Sessions Opium War and Opium Trade 1840-188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31, Irish University Press, P.295-296.
[17] Sessions Opium War and Opium Trade 1840-188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31, Irish University Press, P.298.
[18] Sessions Opium War and Opium Trade 1840-188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31, Irish University Press,P.297.
[19] Sessions Opium War and Opium Trade 1840-188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31, Irish University Press,P.298-299.
[20] Sessions Opium War and Opium Trade 1840-188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31, Irish University Press,P.298.
[21] Sessions Opium War and Opium Trade 1840-188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31, Irish University Press,P.299-300.
[22] Sessions Opium War and Opium Trade 1840-188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31, Irish University Press,P.301.
 
[23] Sessions Opium War and Opium Trade 1840-188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31, Irish University Press,P.303-303.
[24] Sessions Opium War and Opium Trade 1840-188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31, Irish University Press,P.303.
[25] Sessions Opium War and Opium Trade 1840-188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31, Irish University Press,P.305.
[26] Sessions Opium War and Opium Trade 1840-188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31, Irish University Press,P.306.
[27] Sessions Opium War and Opium Trade 1840-188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31, Irish University Press,P.307.
[28] Sessions Opium War and Opium Trade 1840-188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31, Irish University Press,P.307.
[29] Sessions Opium War and Opium Trade 1840-188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31, Irish University Press,P.308.
[30] Sessions Opium War and Opium Trade 1840-188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31, Irish University Press,P.309.
[31] Sessions Opium War and Opium Trade 1840-188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31, Irish University Press,P.309.
[32] 贾桢等编:《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9,咸丰四年九月十五日,中华书局,1979年,第342页。按语:从咸丰皇帝的批语来看,崇伦的奏折应有包令关于鸦片合法化要求的具体内容,而现在公布的崇纶奏折却缺少这一内容,不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待考。
[33] Sessions Opium War and Opium Trade 1840-188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31, Irish University Press,P.355.
[34] Sessions Opium War and Opium Trade 1840-188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31, Irish University Press,P.355.
[35] Sessions Opium War and Opium Trade 1840-188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31, Irish University Press,P.355-358.
[36] Sessions Opium War and Opium Trade 1840-188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31, Irish University Press,P.358-360.
[37] Sessions Opium War and Opium Trade 1840-188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31, Irish University Press,P.315.
[38] Sessions Opium War and Opium Trade 1840-188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31, Irish University Press,P.315.
[39] Sessions Opium War and Opium Trade 1840-188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31, Irish University Press,P.316.
[40] Sessions Opium War and Opium Trade 1840-188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31, Irish University Press,P.318.
[41] Sessions Opium War and Opium Trade 1840-188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31, Irish University Press,P.318-319.
[42]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2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
[43] Sessions Opium War and Opium Trade 1840-188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31, Irish University Press,P.317.
[44] Sessions Opium War and Opium Trade 1840-188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31, Irish University Press,P.317.
[45] Sessions Opium War and Opium Trade 1840-188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31, Irish University Press,P.343.
[46] Sessions Opium War and Opium Trade 1840-188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31, Irish University Press,P.349.
[47] Sessions Opium War and Opium Trade 1840-188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31, Irish University Press,P.353.
[48] 《领事阿礼国有关当前局势和我国与中国关系的意见书》1849年1月19日,《第二次鸦片战争》第6卷,第11页。
[49]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11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
[50] Sessions Opium War and Opium Trade 1840-1885,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31, Irish University Press,P.292.
[51]“谕军机大臣等:有人奏闽省擅开烟禁,抽取厘金一折。据称本年春间,福建省因防剿需费,经升任知府叶永元建议,开禁抽厘,改鸦片之名为洋药。于南台中洲,设厘金总局。每箱装烟土四十颗,每颗抽收洋银一圆。其零碎烟土,每十斤抽银四圆。均由总局发给照引为凭,准其随处行销,并遍贴告示,称系奏明办理,以致兴贩之徒敢于通衢开设烟馆,悬挂招牌,诱人吸食。所抽厘金,大半官役分肥,充饷者不及十分之一,等语。鸦片烟例禁森严,前有人奏请弛禁。叠经大学士九卿等议驳在案。该员叶永元等何得变易名目,擅行抽税。即或因防剿需费,姑为一时权宜之计,亦不应张贴告示,骇人听闻。且妄称奏明,更属荒谬。著王懿德、庆端查明如有此等情事,即将该员等据实参处。”(《清文宗实录》卷236,咸丰七年九月己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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