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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老师胡思庸先生——为纪念恩师胡思庸先生逝世20周年而作

2013-11-2 21:47| 发布者: MAX| 查看: 1044| 评论: 0|原作者: 郭双林|来自: 近代中国网

摘要: 好老师胡思庸先生——为纪念恩师胡思庸先生逝世20周年而作读书一定要读好书,有时一本好书就足以改变你的知识结构;求师也一定要求好老师,有时一个好老师短短几节课就可能影响你的一生。胡思庸先生就是这样的好老师。30年前,我曾有幸聆听先生亲自给我们年级的本科生授课。1984年大学毕业后,我又考入先生名下,攻读中国近现代史硕士学位。那时先生已经出任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平时在郑州工作,周末才回开 ...

好老师胡思庸先生——为纪念恩师胡思庸先生逝世20周年而作
 
读书一定要读好书,有时一本好书就足以改变你的知识结构;求师也一定要求好老师,有时一个好老师短短几节课就可能影响你的一生。胡思庸先生就是这样的好老师。30年前,我曾有幸聆听先生亲自给我们年级的本科生授课。1984年大学毕业后,我又考入先生名下,攻读中国近现代史硕士学位。那时先生已经出任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平时在郑州工作,周末才回开封,所以上课时间不多,且大多在晚上。但就是这几次课,却影响了我一生。当然,这仅是就我印象最深刻的一点而言,我随侍先生七年,得到的远不止这些。值此先生逝世20周年之际,我谨将当年跟随先生读书学习的点滴记录下来,以怀念先生。

先生是河南信阳人。听师母赵逸萍老师讲,先生原名世荣,后来才改名思庸。为什么要改名,师母没说,我也没有问,对此外人知道的不多。据《嵇文甫文集·前言》说:“嵇文甫在生活作风上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朴实无华、实实在在,这就是他经常所说的‘庸言庸行’。” 查“庸言庸行”一语出自《周易·乾》:“庸言之信,庸行之谨。”意指平平常常的言行。嵇老崇尚“庸言庸行”,先生读大学时就是嵇老的得意门生,毕业后又长期做嵇老的学术助手,此次改名是否受到过嵇老的影响,不得而知。但由此次改名,可以看出先生对“庸言庸行”的态度。

先生早年就读于教会学校,英语基础非常好。先生曾亲口对我说,他早年的日记均是用英文书写。可惜由于后来战乱连连,这些日记已经散佚。先生天分极好,能诗善文,中学时代流亡西北时曾在一些报刊上发表文章。上世纪80年代初先生应兰州大学杜经国老师之邀赴皋兰讲学时曾谈起过此事,当时兰大历史系的青年教师王劲等曾帮助查找,可惜收效不大。近日看郑永福老师写的《胡门问学记》说,直到晚年,先生仍表示能七步成诗。这话我信。据师母讲,先生青年时代写过许多旧体诗,可惜均未保留。今天广西“太平天国金田起义纪念馆”门上的对联即由先生撰拟,北京师范大学张守常先生书丹。对联写道:“两粤三江遍染金田儿女血;千秋万代永葆中华革命魂。”

先生执掌教席之初曾经讲授先秦诸子,因此旧学底子极为深厚。直到晚年,对孔墨庄荀,仍能出口成颂。其为人治学,崇尚“有所不为,文不虚发”,已故近代史家刘大年先生曾称赞其“纯正严谨”。平生以文章名世,不曾撰写专著。早年以《伟大的爱国者林则徐》(《新史学通讯》1954年1月号、2月号)、《林文忠公家书考伪》(《历史研究》1962年第6期)、《太平天国的知识分子问题》(《开封师院学报》1963年第2期)、《太平天国与儒家思想》(《中国哲学史论文集》第2集,中华书局1965年版)等文章享誉学界。中年以后,所撰《汪士铎思想剖析》(《历史研究》1978年第2期)、《清朝的闭关政策与蒙昧主义》(《吉林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穿鼻草约考略>》(《光明日报》1983年2月2日)、《西方传教士与晚清格致学》(《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6期)等,亦曾传颂一时。先生此一治学风格,似受其业师嵇文甫先生影响颇深,而嵇老又明显受李敏修先生影响;李敏修先生则早岁“笃守洛闽矩矱。既而出入诸经,博观取约,特心折于船山之学。故其教人,由船山上溯洛闽,而归宗于洙泗。”(《读<毋自欺斋文字纪年>》,《嵇文甫文集》中,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92页)不过就我的感觉而言,不论是在李敏修先生身上,还是在嵇文甫先生身上,陆王一派的色彩似乎更浓一些。

我是1980年9月考入河南大学历史系的。入学以后,虽然有时也听到任课老师们提及先生,但直到1981年秋我才对先生有所了解。当时学校学报每期出版后,都要给学生宿舍送一本,同学们往往会传着看。《河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4期(总第61期)刊有先生的《龚自珍思想略论》一文,当时我们宿舍的同学传看后,都认为先生的文字非常漂亮。不知怎么这期杂志被我保留下来,以后虽然多次搬家,每搬一次都要清理一些旧书刊,但这期杂志却没舍得扔,一直保存到今天。

大学三年级时,中国近代思想史选修课是先生和郑永福老师给我们讲的。根据当时我记的听课笔记,先生先后给我们讲了“序言”、“鸦片战争前思想界的概况”、“林则徐、魏源的维新先驱思想”、“清代经学的发展和康有为的学术思想”四讲。重新翻阅当年的听课笔记,往事仍历历在目;而且我还意外地发现,在我后来的成长过程中,无论是知识的构成,还是讲课的方式,或是治学的风格,都深深地烙着先生的印记。而这些,有些是有意的,有些则完全是下意识的。先生病逝后编文集时未能将“清代经学的发展和康有为的学术思想”的讲稿整理编入,非常可惜!

本科毕业前夕,我在郑永福老师的鼓励和帮助下,斗胆报考先生的硕士研究生。我们的导师有三位,除先生外,还有毛健予先生和荣铁生先生。当时研究生学习和后来不同,三年内我们除外语、政治课外,只修了四门专业课:中国近代史专题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和中国近代史料学。其中中国近代史专题研究由先生与毛先生、荣先生一起上,胡先生讲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毛先生讲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初年,荣先生讲辛亥革命史。当时上课不必非到课堂上去,而是学生到导师家里,由老师给学生泡上茶,然后老师讲学生听。

根据我的听课笔记,第一次讲课时间是1984年10月2日晚上,地点是先生家里。经查,这一天是星期二。讲授的内容包括鸦片战争的基本情况、史料与研究著作、争论的问题三方面情况。对有关鸦片战争的史料和研究著作,先生从实用的原则出发,系统介绍了有关这一问题的主要史料和代表性著作,其中《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因是研究近代史的最基本史料,要求我们通读,起码读到1943年。中国史学会所编《鸦片战争》六册要求通读,起码将宾汉的《英军在华作战记》和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抚记》通读,阅读时要先读书后解题。对日本佐佐木正哉的《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鸦片战争の研究》《鸦片战争后の中英抗争》三本资料集,先生没要求我们通读,但强调了这几本资料的特点和重要性,并特别指出,他撰写《中国近代史新编》鸦片部分,得益于此书甚多。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读第一卷,格林堡的《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可读可不读,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和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为必读书。

第二次上课的时间是同年10月30日晚上,这一天也是星期二。这次先生不讲了,而是听我们汇报读书情况,并解答问题。由于没有找到当时的读书笔记,所以已经记不清当晚汇报的内容及所提问题。听课笔记只记了“读书要点”和“指导要点”两项内容。前者写道:“同时看几本书,没有做卡片,数量太少”;后者写道:“读书千万要记笔记、卡片,否则过后即忘”,“读书固然要重具体事件,但不能局限于具体事件,而应该注意全面,要看得远一点,看到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情况。”看来先生对我们的读书并不满意。

根据印象,在此前后,我曾阅读了先生开列的大多必读书目,其中对佐佐木正哉的三本资料集我是点读的,对每条史料都曾做过笔记。我最初发表的《论〈南京条约〉中的“商欠”问题》(《史学月刊》1986年第2期)、《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英国对舟山群岛的侵略》(《中州学刊》1989年第5期)两篇文章就都是从这三部书中读出来的。

记得一次上课时,我不小心把耆英的耆读成了shì。耆是多音字,有时也读shì,但在这里很明显应该读qí。话一出口,先生立即喊其小女儿拿来字典,要我当面查。之后先生语重心长地说:“今天不是有意要使你难堪。你将来毕业后要当大学老师,当老师最忌讳念错别字。如果今天你是在课堂上,这一个字就足以让你讲砸这一堂课。”经过此番刺激,我后来养成了备课先识字,识字先查音的习惯。

第三次课是1985年1月21日下午,这一天是星期一,也是在先生家里。此次讲授太平天国。先生全面介绍了研究太平天国必须阅读的文献资料,其中包括官书、文书等第一手资料和李秀成自述、时人记载的一般史料。先生对太平天国有很深的研究,对太平天国的史料也极为熟稔。在讲课过程中,对每种史料,不仅能详细说明其内容,而且能够说清其来历,以及学术界的不同看法。先生要求我们通读《太平天国印书》,而且最好读线装本,平装本因为错误太多,只可查阅,不能引用。学习近现代史的人一般不太注重版本,但先生特别要我们注意版本,因为太平天国的许多官书有重刻本,刻本与重刻本之间往往有所不同,如果忽略版本,很容易上当。

我的听课笔记没有记第四次听课内容,但根据常理是应该有的。记得有一天晚上,当我们敲门后,先生出来非常客气地说,他的哥哥从外地来开封,兄弟两人已经有十多年没见过面,哥哥身体不好,弄不好这次就是兄弟二人的最后一面,所以课改天再上。先生的话让我们特别不好意思,当时通讯条件太差,如果我们事先知道先生家里有事,肯定会主动要求改天再上课的。

根据先生的要求,我曾通读了《太平天国印书》以及罗尔纲先生的《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张德坚的《贼情汇纂》和英国人呤唎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等基本文献。虽然先生在太平天国研究方面成就斐然,但由于学术界在这方面研究太过成熟,我知难而退,至今也未写过一篇有关太平天国的文章,有愧于先生的教诲。

中国近代史研究专题这门课,先生给我们讲课的时间可能就是四次,但就是这有限的几次课,却让我终生受益。去年给中国人民大学新生讲“学史入门”讲座,我用“胡思庸先生教我读书,龚书铎先生教我思考”两句话来概括我的成长历程,其中前一句话说的就是这件事。我在此处所说的读书不是指普通的读书,而是如何围绕学术研究去读书,如何在阅读史料的过程中去发现问题,组织材料,撰写学术论文。我的学术研究,就是从这样的读书过程中起步的。这一治学路径,以后虽有发展变化,但基本底色未变。从大学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我听过许多老师的授课,但在读书方面,先生对我影响最大。换句话说,先生在读书方面给了我一个支点,一种方法,我后来的读书包括指导研究生如何读书,主要是从先生那里学来的。

读硕士研究生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写学位论文,而写论文最困难是的选题。最初我曾准备写义和团时期的北方民众心理,因为在我看来,义和团运动当时在短期内形成燎原之势,没有一定的社会心理做基础是难以想象的。当时河南大学历史系正在办一个助教进修班,并邀请各地一些专家到开封讲学。一天晚饭后,我独自拜会了前来讲学的中国人民大学李文海先生,并向他就论文选题请教。当我谈到我想写义和团时期的北方民众心理时,李先生说他和他的一个研究生正在写一篇同样内容的文章。既然如此,我只得放弃原来的设想。当时文化热正在风行,于是我把考虑的重点放在了东西文化交流方面。我们知道,研究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海国图志》是一本绕不开的著作。一天我和先生谈及这个问题,先生突然说,你能不能从地理学的角度研究一下这本书。这话让我一楞。在我的潜意识中,我是学习中国近代史的,从地理学的角度研究《海国图志》,完全没有想过,也超出了我的知识范围。虽然我当时同意试试看,却没有理解这个选题的学术意义。后来我的博士学位论文《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出版后产生的广泛影响,充分证明了当年先生在这方面的远见卓识。

基本方向确定后,我在先生的指导下,把河南大学图书馆的图书卡片通查了一遍,发现鸦片战争时期的世界地理研究并非兀然而起,它是战前西北地理学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续;战争结束后这股风气也没有停止,而是发展为后来的中俄边疆地理研究和蒙元史研究。于是论文上拓下延,时限从鸦片战争时期扩展至鸦片战争前后,即从19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的大约四十年时间。

1986年夏我外出访学,此行的计划是途经西安、兰州、内蒙,最后到北京。任务有两个:访查相关文献资料;访问有关学者。出行前先生专门给他的大学同学、当时在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工作的张鸣铎先生写信,请求帮助。在张先生的关照下,我查阅了该校图书馆所能查到的全部文献资料,后来张先生在回忆先生的文章中曾提及此事。此次访学,历时一个多月,我先后查阅了陕西师范大学、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国家图书馆古籍部、北京师范大学的相关资料,并访问了许多知名学者。其中一些研究历史地理和边疆民族的学者认为我的论文题目太大,对能否写好颇有疑虑。在这种情况下,先生对我的论文选题又予以充分的肯定,从而解除了我的顾虑。当时梁廷枏的《海国四说》点校本尚未公开出版,先生曾代我向当时在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工作的骆宝善老师借阅了部分胶片。1986年春节期间,先生甚至曾同意我专程到北京中华书局查阅《海国四说》的点校本书稿,后来因其他原因未能成行。先生还曾亲自把孙中山的《<支那现势地图>跋》中的一段话抄在卡片上交给我。可惜当时思路太过单一,这张卡片上的内容在论文中没能用上。


论文写作期间,我曾多次到郑州向先生汇报论文进展情况。先生曾建议我把论文各章节的题目拟得俏皮一些,但绞尽脑汁,我也无法让题目俏皮起来,于是只得作罢。记得一次在谈论文时,我无意中说了一句:“中国的近代化不是西方侵略者施舍的,而是中国人自己走出来的。”话音刚落,先生便打断我的话,说:“就这么写,把这句话原原本本地写上去。”论文初稿经郑永福老师审读后,又送交先生批改。先生虽在百忙中,还是对全篇论文进行了逐字逐句的修改。我至今仍保留着这份珍贵的手稿。

学位论文打印出来后,根据先生的指示,我曾寄出二十余份给全国各地的近代史学界前辈,以求指正。记得寄送前夕,先生曾对我说:“咱们不求在学术界占三十年,只要能在学术界占十年就知足了。”这句话让我铭记终生!《历史研究》编辑部的阮芳纪先生和《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的夏良才先生在收到我的论文后,曾先后来信,对文章表示肯定,并希望我能改写出二万余字,以便刊载。由于我个人的工作失误,后来两份杂志均未刊用,白白丧失了这么一个难得的机会。在撰写论文期间,师母曾多次侧面告诉我,要尽最大努力把文章写好,后来才知道先生有意让我直接申请博士学位。说实在话,我对此并未存多大奢望,因为就我的基础和资质而言,三年之内硕博两个学位一起拿,基本没有可能。论文撰写期间先生从未提及此事,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会上,先生才说有过此计划,但因论文写得达不到要求,因而也就作罢。毕业后我留在了河南大学工作,直到1990年负笈北上北师大攻读博士学位,才离开了学习工作十年之久的开封。

第一任院长任期届满后,先生曾有意辞去行政职务,由于省里挽留,未能如愿。繁忙的行政工作严重影响了先生的学术研究,有时为了撰写一篇文章,先生不得不回到开封,住进学校招待所,把自己封闭起来。记得1988年前后先生为写一篇理论文章,曾回开封住过一段时间。知道先生回到了学校,晚饭后有时我会到招待所去,陪先生说说话或散散步。一次先生给我看他写的文章手稿,并让我提意见。意见肯定是提不出来,不过我却意外地发现,先生写文章原来不打草稿,一遍成!也就是说,先生写文章,在动笔之前,已经将资料、框架、观点烂熟于胸,一旦动笔,顷刻立就。这一点,我到今天也没有学会。
先生把家搬到郑州后,每次回老家路过,我都要去看一看。虽然我是学生,每次去都必须吃饭,每顿饭都要喝上两盅白酒,每一次均谈得差点误了火车。见面后先生有时会问及家里情况,我总是以“还可以”来回答。因为在我看来,先生虽是长辈,但谈及家务时,若自我感觉太好,恐有失礼数。一次先生又问及此事,我说“还行吧”。没想到先生像发现一个重大秘密似的笑着对我说:“我发现你们年轻人特别有意思。你们说还可以就是过得好,过得幸福。”说完大笑起来,我也不好意思地跟着先生一起笑了起来。

如果从大学三级年听课算起,到1990年读博离开河南大学,我随侍先生达七年之久。先生对我可以说是耳提面命,谆谆教诲,而我则是奉命唯谨,亦步亦趋。但终因天生鲁纯,所得有限。尽管如此,我必须承认,先生在教学方面曾极大地影响了我。直到今天,我在读书、教学方面仍然在使用先生教我的方法。同样,我的治学风格也明显烙有先生的印记。不过,在撰写学术论文方面,我始终未能学到先生的精髓,这是我至今引以为憾的!

郭双林
2013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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