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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怀念胡思庸同志

2013-11-2 21:51| 发布者: MAX| 查看: 704| 评论: 0|原作者: 萧致治|来自: 近代中国网

摘要: 胡思庸先生离开我们已经20年了。他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如在目前。他好学深思,治学严谨,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学者。他在思想史和鸦片战争史研究领域,厚积薄发,颇有创获,都做出过可贵的贡献。在思想史研究领域,他对清代汉学、宋学、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均有深入的研究,并有许多独到的见解。汉学在清朝初年,经黄宗羲、顾炎武两位大儒倡导经世致用,是为反清服务的进步学派。到了乾隆、嘉庆时代,由于清代康熙 ...
胡思庸先生离开我们已经20年了。他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如在目前。他好学深思,治学严谨,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学者。他在思想史和鸦片战争史研究领域,厚积薄发,颇有创获,都做出过可贵的贡献。

在思想史研究领域,他对清代汉学、宋学、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均有深入的研究,并有许多独到的见解。汉学在清朝初年,经黄宗羲、顾炎武两位大儒倡导经世致用,是为反清服务的进步学派。到了乾隆、嘉庆时代,由于清代康熙皇帝等统治者,对这个学派的学者采取怀柔与高压并用的两手政策,顺从者百计罗致,抗拒者罗织罪名,残酷迫害,捕风捉影的文字狱,接连不断,致使学者畏谈政治,成年累月,埋头烦琐考据,厚古薄今,变成“舍经学则无以为学”、从而使清初主张经世致用的汉学,完全蜕化为脱离现实的一个考据学派。他们在考据方面虽然取得不少成就,,却完全背离了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的经世致用的宗旨。胡先生对这一学派的演变过程,做了简明扼要、富有说服力的分析,使人一目了然。龚自珍是嘉庆、道光年间今文经学派的一员震聋发聩的健将。胡先生对龚氏揭露当时清朝的黑暗腐朽统治,作了充分的肯定,同时不为贤者讳,对龚氏思想的落后一面也做了富有说服力的评述,指出他的思想丝毫没有超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范围。龚氏在《农宗》一文中希望建立的理想国家,不但是空想的,而且在政治上是反动的,是“追求历史的倒退”。他所说的“山中之民”,不是农民或农民的代表,而是龚自珍那样的封建士大夫的化身。他的这种敢于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值得大力提倡。

在鸦片战争史研究方面,他也有很多经过独立思考得出的杰出见解。他对明清时期“闭关政策”的研究,足以作为代表。他所写的《清朝的闭关政策和蒙昧主义》一文,深入分析了闭关政策的社会历史根源,具体解剖了闭关政策的主要内容,尤其对闭关政策阻碍中国社会发展方面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做了极为中肯的评论。他认为闭关政策“是封建专制和蒙昧主义的产物”,其主要目的是防止封建经济的解体,维护专制统治。“既不是防止侵略的必要手段,更不是防止侵略的有效办法。”它的主要作用是对内而不是对外,“是对国内所实行的某些经济上、文化上的政策。”这种政策“阻碍了国内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文化的进步。”“耽误了二百年的光阴,造成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的落后,同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这真是他的一针见血的真知灼见。此文发表于1979年改革开放初期,客观上对当时党和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起了有力的配合作用,很有利于启发人们坚持改革开放政策的信心和决心。他和他的高足郑永福合写的《〈川鼻草约〉考略》一文,是对1841年初,义律和琦善在广东交涉谈判“签约”经过的、最翔实的一篇考证文章。他们依据中英双方有关的原始记录和奏报,参考其他资料,详细叙述了琦善和义律在广东交涉谈判经过,最后得出结纶:“琦善始终没有向义律答应割让香港,只许寄居,而且始终也未答应英方占香港全岛,只同意香港一隅。”“所谓《川鼻草约》,是在英军强占香港以后,才单方面制定的条文,而琦善始终未在该约上签字或加盖关防。故《川鼻草约》不仅事后未经中、英两国政府批准,即便当时也没有签订。”“英国殖民主义者先是在没有任何条约根据的情况下,武力强行霸占了我国领土香港,以后又经过一年多的持续侵略战争,用武力胁迫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将抢夺来的侵略权益用条文的形式固定下来,充分暴露了殖民主义者的强盗本性。”此文发表于1983年2月2日的《光明日报》上,当时中国正在和英国交涉收回香港,文章以铁的历史事实证明: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先是非法强占香港,接着又以武力威胁清政府在南京签订“城下之盟”,迫使清朝当局承认,通过不平等条约使其侵占“合法化”。充分暴露了殖民强盗的丑恶的嘴脸,显示中国收回香港的正义性,对于推动中英谈判,收回香港,提供了有力的历史依据。

我与胡思庸先生初次见面,时在1978年春。当时人民出版社组织河北师范学院、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开封师范学院(今河南大学)、山西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等几所院校的教师苑书义、胡思庸、陈振江、邱远猷、王魁喜、李喜所、任茂棠、汤志钧、乔志强、王才、赵矢元、魏宏运等,编写大型《中国近代史新编》(上、中、下);同时约请章开沅先生牵头,组织湖北、湖南、四川、河南、贵州、广东等地的学者编写大型学术专著《辛亥革命史》(上、中、下)。两书的责任编辑均是林言椒同志。《中国近代史新编》编写组为了广泛征求学者的意见,同时到广东、广西、湖北等地实地考察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辛亥革命的遗址遣迹,于是年2月结队南下,先到广东,后到广西,最后到了湖北武汉,住在武汉大学招待所。我作为《辛亥革命史》编写定稿组的成员和武汉大学的一员,义不容辞地充当了他们来到武汉的义务接待人。胡思庸先生参加了这次考察,因此我们得以首次结识。在武汉期间,除了开过一次大型座谈会,各抒己见,对《中国近代史新编》提出各自的意见和希望外,还参观了辛亥革命武昌首义有关遗址遗迹。我与胡思庸先生也因此建立了初步的友谊。记得胡先生酒量很大,在《新编》编写组中,汤志钧、王魁喜也很能喝酒,可算拥有三员大将。而《辛亥革命史》编写组中,酒量最大的只有林增平先生。宴席之间,形成了以一对三的局面。

1978年至1981年间,我协同姚薇元教授招收了以鸦片战争为研究对象的三名研究生:许增纮、丁济康、杨维。1981年末毕业时举行毕业论文答辫,特请胡思庸先生专程来到武汉,主持论文答辫。胡先生对答辫十分认真负责,不但认真阅读了三人的长篇论文,写出中肯的评语,而且作为答辫委员会主席,亲自起草了答辫委员会的意见,不用秘书操劳。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令我十分感动。

1982年至1985年间,我又协助姚先生招收了第二批以鸦片战争为研究方向的两名研究生:杨卫东、李少军。并正式接受人民出版社的约稿,着手编写“中国近代研究丛书”之一的学术专著《鸦片战争史》(上、下)。为了编好这本专著,我们先从学习马克思主义有关理论、查阅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开展专题研究,编辑鸦片战争前后中西关系史事长编等方面入手。后来鉴于自从16世纪初葡萄牙殖民者首次来华,到鸦片战争前夕的三百多年间的中西关系,国内尚无专门著作,乃在编辑鸦片战争前后史事长编的基础上,编撰成《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一书。因为胡思庸先生对这段历史比较熟悉,特将书稿送请审正。当时胡先生已出任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仍兼任河南大学历史系教授,还有共他兼职,工作十分繁忙。但接到我们的送审稿后,仍然从百忙中挤出时问,系统审阅了这部长达40万字的长稿,并写出如下评语:

      武汉大学历史系萧致治主编定稿、杨卫东参加编写的《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是一部关于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的力作。该书的显著特点是:从明朝正德年间葡萄牙殖民者来华,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这三百多年间的中西关系是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因为他不但与中国近代史密切相关,而且是研究中西文化史和中西交通史的重大课题。但是,这段历史,过去在史学界却属于“边缘地带”,是相当薄弱的环节。解放三十多年来,尚未有专著。如今《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一书编撰出版,弥补了此一缺陷,对中外关系史、中国近代史和中西交流史乃至有关西方国家的发展史等广阔领域,都作出了贡献。该书体例得当,其纂述方法为:将鸦片战争前三百多年间有关中西交往的重大事件(包括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按年代顺序列为一百四十多个条目,每一条目一个事件。而对每个事件,则按纪事本末的方法,探本溯源,详述其发生发展,指明其结果影响,评论其是非得失。每条后面还列出中外文参考要籍,又有“附考”,列于参考书目之后,根据中西各家记载之异同,考证其伪误,提出自己的见解,足见作者用心之细,功力之深。这种将编年与纪事熔于一炉,将史事与考据合为一体的编写方法,在体例上是一个创造,在史料辨析上澄清了许多问题,而且眉目清楚,在学术上更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胡先生对拙编《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的评论,为本书增色不少。有幸的是,该书1986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得到学术界广泛好评和征引,1988年曾获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二等奖。2001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一本“领导干部学习读本”《落日的辉煌――17、18世纪的康乾盛世》,书中征引本书达14节,计18000多字。由于该书连印两次,共计印行八万册,其连锁影响自然不可低估。本世纪初,《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又经我增补了20节,10万多字,改名《西风拂夕阳: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由湖北人民出版社于2005年再版。胡思庸先生的提携之功,使作者终身难忘。本书得在胡思庸先生去世后增订再版,当可告慰胡先生的在天之灵。尊敬的胡先生!永久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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