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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之争历史阐释的学术解读

2014-5-6 10:30| 发布者: MAX| 查看: 1079| 评论: 0|原作者: 张艳|来自: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 摘 要:在五四后20年间,并未见有人将“问题与主义”之争作为五四时期一个重要历史事件进行专门考察,直到1940年代初,“问题与主义”之争才开始受到以艾思奇为代表的中共党内知识分子的关注。经过新中国成立初期对胡适思想的大批判运动,“问题与主义”之争进一步演变成了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的意识形态论争。中共党内知识分子对“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历史阐释,适应了不同阶段政治形势和革命任务 ...
摘 要:在五四后20年间,并未见有人将“问题与主义”之争作为五四时期一个重要历史事件进行专门考察,直到1940年代初,“问题与主义”之争才开始受到以艾思奇为代表的中共党内知识分子的关注。经过新中国成立初期对胡适思想的大批判运动,“问题与主义”之争进一步演变成了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的意识形态论争。中共党内知识分子对“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历史阐释,适应了不同阶段政治形势和革命任务的需要,有着积极的政治与社会作用,但也对大陆史学界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历史书写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
关键词:党内知识分子;五四新文化运动;“问题与主义”;实验主义
 
在大陆学界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叙事中,1919年发生在胡适与李大钊之间的那场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辩,长期被看作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一场论战,并被视为新文化运动主体阵营发生革命与改良政治分化的标志性事件[1]。最近10多年来,已有愈来愈多的学者对此提出质疑,指出“问题与主义”之争只不过是新文化人士内部发生的一场争论,称不上是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一场政治思想上的敌我论战,也不意味着新文化人的“分裂”,争论的结果并不是哪个阶级或主义的胜利,更不能说它显示了当时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对整个新文化运动的领导。[2]这些研究,对还原历史真实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但尚未从中国现代政治与文化的学术史角度追本溯源,来探究“问题与主义”之争被定性为“敌我论战”的政治思想缘故和学术思想来历。如果实事求是地对研究和表述“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学术史仔细爬梳清理,就会发现,所谓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实际上直到1940年代初才开始作为五四时期一个重要历史问题被研究者所关注的,而这种关注又是与以艾思奇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努力密不可分的,而且在前后30多年中,他们对实验主义哲学和“问题与主义”之争的阐释发生过很大的转换,以至于使“问题与主义”之争日益显得意识形态化,并最终形成了大陆学界评价“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基本思路。尤其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赢得了新中国,中国现代史学界出于对共产党政治思想的无上信赖,也就不自觉地在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学术论著和教科书的历史叙事中默认了这个基本思路。
因此,倘若系统梳理中共党内知识分子提出“‘问题与主义’之争”问题的历史过程及其在不同时期对这一争论的不同解读,不仅有助于理解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学术史和话语史,而且有助于厘清李大钊之后的中共党内知识分子对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的政治思想态度和学术话语表述的转换与变迁历程,特别有助于认知中共党内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诠释与传播的学术史,这对在事实求是的原则下,从历史叙事学、历史阐释学、政治思想史与学术思想史等视角,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对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都具有不可轻忽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鉴于此,本文的着眼点不在于重新评说当年李大钊与胡适那场“问题与主义”之争本身的史实与是非,而旨在梳理五四之后中共党内知识分子对“问题与主义”之争解读与阐释不断转换的一段学术史,以为学界同仁认识五四与中共党史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诸问题提供新的学理视角。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资本主义文化运动”

五四时期原本在胡适与李大钊之间的那场“问题与主义”之争,随着五四成为历史本来很可能逐渐被尘封的。事实上,从五四后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除了“问题与主义”之争当事人之一胡适偶尔提及他与李大钊的争论外[3],左翼文化人在论著中谈到这一论辩的也并不多见。据笔者所知,较早评论“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是邓中夏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该书于1930年完稿并在苏联出版。书中谈到,五四运动后,“社会主义的信仰者日胜一日,首先引起资产阶级学者的抗议,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之)以与社会主义信仰者挑战,于是在北京方面发生所谓‘问题与主义’之争。经过一场激烈斗争后,结果,在形式上算是主义派取得了胜利。但社会主义信仰者在当时派别是极为纷歧的:有无政府主义,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共产主义(布尔什维主义)。此外还有夹七夹八的什么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和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等”[4]。邓中夏将“问题与主义”之争定性为“资产阶级学者”与“社会主义信仰者”的“激烈斗争”,而且结果是“主义派取得了胜利”。不过,他并不认为“主义派”就是“马克思主义派”,而是指出“主义派”是“极为纷歧的”。这说明,他并没有把胡适的“挑战”视为是专门针对马克思主义的。
1937年初,已经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青年胡绳在分析胡适的思想方法时也曾谈及“问题与主义”之争,他说,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文章在当时已受到许多驳难,可是反驳的人说的话,实在有些是难使胡适心服的。事实上,在那时候的思想界中空谈主义而不切实际之病确是有的,但是真正是正确的‘主义’本不是空洞的‘思想’,而应该是密切地和每一个实践的问题相结合着的:它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理论上的原则。一切个别的问题不是杂乱无章地出现的,而是在其内部有着必然的联结,这种必然的联结就反映在‘主义’上面。但胡适的思想方法却全然与此相反,他所看见的只是一个个的零碎的、枝节的问题,这正叫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5]在这里,胡绳既没有提“‘问题与主义’之争”这个概念,也并不认为李大钊等人对胡适的反驳真正取得了“使胡适心服”的结果。而且结合全文来看,他虽然说胡适的思想有着“脆弱性和不彻底性”以及“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等缺点,但对其也多有肯定,认为胡适的实验主义是“用来打击封建的宗法社会的传统的”,靠了实验主义的训练,胡适至少得到了两点“我们至今不能全盘抹煞的好处”:一是他的思想“含着现实主义的成分”;二是“使他知道要‘尊重事实’”。[6]
邓中夏与胡绳的上述评论可说是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对1919年胡适与李大钊之间关于改造社会途径的论辩之最早认识。虽然他们对论辩结果的评价并不一致,但也没有说胡适的文章是专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并没有将“问题与主义”的争论视为五四时期一个特别重要的事件。
除了少量的直接提及“问题与主义”之争的论著外,在抗战前,中共党内知识分子发表有大量文章评价胡适及实验主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艾思奇。1934年1月,正在上海从事革命文化工作的艾思奇发表《廿二年来之中国哲学思潮》一文,专门探讨了辛亥革命后中国哲学思潮发展演变的过程。此时,艾思奇还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已经开始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分析问题。他把自民国建立到1933年的22年间中国哲学划分为6个发展阶段,其中把1915年到1921年(即人们常说的五四时期)看作资产阶级哲学占主流的年代,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性质是典型的资本主义文化运动,“颇类似欧洲的文艺复兴”[7]。及至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他的这一观点也未改变,依然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性质是“最典型的资本主义文化运动”,是与“欧洲文艺复兴的人的发见和世界的发见等有着共通点的”,[8]“是一个猛烈的反封建文化的运动,千古崇奉的封建的神圣(孔子)竟被人起来推翻了。这是一个典型的启蒙运动”[9]。艾思奇认为这一“资本主义文化运动”的主导者是实验主义。他说:“在哲学上,胡适所标榜的实验主义占了一时代的上风,其他的哲学思潮自然未尝没有介绍,但对于传统的推翻,迷信的打破,科学的提倡是当时的急务,以‘拿证据来’为中心口号的实验主义被当时认作典型的科学精神。”[10]他还指出,持续五、六年的五四文化运动,浓缩了欧洲几百年的文艺复兴及启蒙运动的历史,各种各样的新思潮辐辏而来,若要细述派别,当然不止实验主义一种,但“实验主义因为最与时代需要切合而成了主流”,从而成了五四新文化中的“天之骄子”[11]。
需要注意的是,在把实验主义视为五四时期思想主流的同时,关于唯物辩证法在中国兴起与发展的过程,艾思奇认为,唯物辩证法哲学虽然产生时间决不晚于“人生问题的思潮”,“我们可以回溯到五四文化运动中去找它的萌芽”,但是“1927年以前是人生问题较优胜的时代,1927年以后是没落阶级的丑态已暴露无遗,前进阶级的哲学才达到支配力的顶点的时代”[12]。也即是说,唯物辩证法哲学尽管萌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中,但在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哲学衰落以后,中国进入的是“封建传统的死灰复燃和没落底资本主义哲学的时期。这时期的特征是人生问题的研究”[13],唯物辩证法哲学此时还只是“潜滋暗长”。艾思奇并没有把五四运动与唯物辩证法哲学的出现与兴盛直接联系起来,也并不像人们后来所认为的,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而是认为直到1927年以后,唯物辩证法才成为时代的主流。
艾思奇的上述论说,与早期共产党人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总体评价基本上是一致的。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判定五四性质时,认为五四运动无论作为“小资产阶级的学生运动”[14],还是作为“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革命运动’”[15],都无法摆脱它的“资产阶级性”。与此相适应,他们对新文化运动也作出了“资产阶级的文化运动”的判断,如瞿秋白就明确地认定:“‘五四’是中国的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运动”[16]。茅盾在提交给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的一份报告中,也认为“五四”是“资产阶级的‘文化运动’,‘五四’的口号完全是资产阶级性”[17]。彭康说的更具体,他干脆把五四新文化运动说成是“胡适等的新文化运动”[18]。显然,把胡适的实验主义视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反映了当时共产党人的普遍认识。
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胡适及其信奉的实验主义在五四时期的地位和作用也给予了比较高的评价,如艾思奇认为,实验主义是有积极意义的“新的科学方法”,“在五四文化运动中,科学方法之被人重视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实验主义虽然与笛卡儿、培根等的学说不同,但不外仍是一种从科学借来的方法论。哲学上的思想方法之科学化,就历史的意义上来说,比其他任何的研究介绍都更重要……实验主义在今日,谁也知道是一种错误的思想方法,它能一变而成唯心论哲学。而在当时,作为与传统迷信抗战的武器,还不失为历史推进的前锋”,“实验主义的治学方法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与传统迷信针锋相对。”[19]胡绳也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的布尔乔亚在历史上的一幕最精彩的演出。在这一个运动中间它养成了它在思想上的代表人物——胡适须是这中间的最不会被人忘记的一个”[20]。“理性主义和实证的自然科学也正是中国的五四运动的大旗上面的标识”,这两种态度“代表了布尔乔亚的进步的方面”,其中,“理性主义的生活正是对于传统的礼教,盲从的习俗的一个有力的反攻”;“科学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在反抗玄学的、运命论的人生观时,其进步的意义也是不容忽视的”。[21]可以看出,他们都充分肯定了实验主义在五四时期的积极作用。
从以上可知,在抗战以前,中共党内知识分子把五四定性为一个资本主义文化运动,而且认为其思想主流是实验主义,虽然对实验主义多有批判,但仍认为它是当时有着积极作用的思潮。对于“问题与主义”之争,他们并没有把它提升到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高度进行专门考察。

二、共产党人对五四性质和意义的再认识

共产党人把五四新文化运动视为“资本主义文化运动”一直持续到抗战初期,如何干之在他出版于1937年底后来又多次再版的《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一书中说:五四的“所谓新文化,在‘文化’之上,加上一个新字,是指资本主义文化,不是指比资本主义文化低一级的封建文化,也不是指比资本主义高一级的文化”,“新文化运动的根本任务,是灌输民主和科学;提倡个人主义,培养怀疑和评判的精神;反对伦常纲纪,反对旧礼教;主张文学革命,提倡新文学。这些都是资本主义文化的主要内容”。他还强调:“民主、科学,人的解放;反对礼教、文学改革,谁敢说不是资本主义文化运动。”[22]但是,抗战时期这一认识得到了修正。
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同时又要保持组织上和思想上的独立性。为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许多探索,建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体系。毛泽东论述了中国革命的进程,认为五四运动表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即使将“五四”视为一场文化革新运动,它同样“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23]根据中国民主革命的性质, 毛泽东对“五四”的定性是“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国主义与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封建”;在中国文化战线或思想战线上,五四前后构成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五四之前的“学校、新学、西学”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而五四以后的新文化则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24]这样,五四新文化运动就由过去被整体上界定为资本主义性质,变成了以五四政治运动为界分为前后两种不同的性质。
毛泽东还把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五四运动不仅是中国新、旧民主革命的分界线,而且“在思想上与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与北伐战争”[25]。1942年3月,他在谈论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时,又指出:“五四运动时中国无产阶级开始有了觉悟,五四运动发生在一九一九年,一九二一年便产生了中国共产党。”所以,他强调:“严格地讲,我们研究党史,只从一九二一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恐怕要有前面这部分的材料说明共产党的前身。这前面的部分扯远了嫌太长,从辛亥革命说起差不多,从五四运动说起可能更好。”[26]通过毛泽东的提升,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五四运动完全是中共历史的源头。毛泽东对五四意义的开掘,为中国共产党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充分的历史与逻辑上的合法性论证,同时也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五四的基本认识和解释框架。
在新的政治形势下,中共党内知识分子开始从新民主主义的开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等视角重新考察五四新文化运动。1939年4月28日,艾思奇发表了《五四文化运动在今日的意义》一文,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与“发展了的三民主义”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宝贵的成果这一观点,开始把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直接联系起来。文章认为,五四文化运动曾介绍了各种各样西洋的学术思想,“其意义就是为中国自己新文化的植物探求适宜的肥料,在这探求的过程中,许多不适宜的成分,被放在土地上暂时实验之后,旋即被抛弃了,而能够适应的,就在中国的土地上培养出新的花朵来”。他特别指出,五四文化运动培养出来的“最大的两株文化树,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发展了的三民主义”,它们是“五四文化运动里生长出来的宝贵的果实,也是今天抗战的认识基础”。[27] 可见,与抗战前相比,艾思奇对五四运动意义的认识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毛泽东在九个月后发表的著名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有段文字与艾氏的这一观点是完全一致的,他说:“中国自从发生了资本主义经济以来,中国社会就逐渐改变了性质,它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了,变成了半封建社会,虽然封建经济还是占优势。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对于封建经济说来,它是新经济。和这种资本主义新经济同时发生与发展着的新政治力量,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作为觉悟了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的,就是各种革命的政党,其中主要的是国民党与共产党。而在观念形态上作为这种新的经济力量与新的政治力量之反映并为它们服务的东西,就是新文化。没有资本主义经济,没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没有这些阶级的政党,所谓新的观念形态,所谓新文化,是无从发生的。”[28]这里所说的“新的观念形态”和“新文化”,很明显就是指马克思主义和“新三民主义”。显然,毛泽东与艾思奇把马克思主义与“新三民主义”并列为五四运动的成果,反映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政治局面,适应了当时高扬爱国主义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迫切需要。
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后,艾思奇又在《中国文化》上发表了《五四文化运动的特点》,依据毛泽东对于五四的基本论断,解释和重申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划分新、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重要性和具体表现。他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具有重大的历史转折意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准备”,它反映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动态,即反省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探求新的革命道路,这一新的革命道路“正是新民主主义的道路”。[29]
艾思奇还进一步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结束旧民主主义和引导到新民主主义的道路,是在斗争中完成的,其过程表现为三个时期或三个方面:一是民主主义思想对封建文化思想的猛烈的进攻战;二是急进的彻底的民主主义思想对自由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的斗争;三是社会主义思想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的斗争。经过这些思想斗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开始生根,中国共产党已经诞生,这一切“成为中国今后革命运动的物质上和思想上的领导力量”,使中国革命印上了“新民主主义”的旗号,“成为世界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旧范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了”。[30]在这里,艾思奇所说的三个时期或三个方面的思想斗争,并不是后来人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在传播过程中与反马克思主义的三次论战,即“问题与主义”之争、社会主义论战、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不过,经过认真比较就会发现,其中第二和第三方面的斗争实际上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内容。只是有几点需要注意:一是文中还没有提出“‘问题与主义’之争”这一概念;二是作者还仅仅说双方是“互相斗争着的对立思想”,并没有说是一次“论战”或“争论”;三是关于斗争双方,并没有明确说就是马克思主义与实验主义;四是关于斗争的性质,指出这是“依靠广大民众,发动根本的革命的社会改造,与脱离民众、在现存的封建统治之下想偷偷的进行一点一滴的改良,进行这种在旧统治关系下一定毫无结果的改良”的思想斗争,它表明“民主革命运动的阵营”“开始发生了意见上的分裂”。文章还评论道,在五四政治运动后,由于“无产阶级已走上了政治舞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开始,新民主主义的方向在文化运动上渐渐显明起来的时候,曾经在以前对封建文化相当勇猛地战斗过的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者,也就愈更明显地露出它的妥协退缩的倾向”,“自由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的表现中间,一开始同时也就包含有反马克思主义的因素”,胡适就是这种思想的代表者。[31] 可见,这篇文章虽没有明确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斗争定性为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但已经隐含着这层意义。

三、“问题与主义”之争开始因“主义”而成为“问题”

艾思奇撰文专门论述“‘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历史,是在延安整风时期。1942年,随着整风运动的开展,回顾和总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程,以总结经验教训,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工作。为此,在五四23周年纪念日,艾思奇发表了《五四文化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争论》(下面简称1942年文)一文,这是迄今所发现的中国共产党人研究“问题与主义”之争的第一篇专文。因此,这篇文章对研究五四运动学术史和话语史有着重要价值。文章指出:
文化运动是思想斗争的过程。中国的第一次大启蒙运动,“五四”,包含着多方面的、内容丰富的、激烈的论争:新思想与旧教条之争,民主与专制之争,科学与迷信之争,反对孔教之争,白话文与文言文之争,以至于末期的科学与玄学论战,社会主义论战等等。现在要提到的一个争论,是并没有展开轰轰烈烈战斗,但在五四文化运动的全过程中,却有着重要意义的,“问题与主义”的争论,是五四文化运动中最大的两个代表人——胡适与李大钊中间的,思想方法上的争论,也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诞生后第一次遇到的重要的思想战。[32]
在艾思奇看来,在众多争论中并不“轰轰烈烈”的“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却有着重要意义”。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场争论关涉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问题。他说:“对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阶级斗争的学说,胡适是反对的,‘问题与主义’的论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时,资产阶级启蒙主义者的所表现的第一次的思想抵抗。”[33]艾思奇不仅说明了“问题与主义”之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而且还使用两个“第一次”以强调它的性质和重要性,指出“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启蒙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所进行的“思想抵抗”。不过在文章第二部分,作者又指出,胡适“反对当时许多人谈各种主义,主张多研究当前迫切要解决的实际问题,他提到的主义,有军国民主义,无政府主义等,而对于‘社会主义’‘过激主义’说得较多”。这说明,作者虽然认为“问题与主义”之争是实验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交锋,但他并不认为胡适的观点仅仅是针对马克思主义的。
这篇文章并没有谈论“问题与主义”争论的结果问题,也即没有涉及谁战胜谁,或者谁是领导者的问题,全文重点是陈述争论的过程以及争论双方各自的思想特点和优缺点。对于胡适的思想方法,艾思奇指出就是“美国输入的实验主义”,它“与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条件相结合,发生了巨大的进步作用,它包含着缺点,也包含着许多有价值的因素”。实验主义“在某些方面接近于唯物论,尤其被胡适应用到中国来时,就带之更多经验唯物论的色彩”。接着,作者用比较长的篇幅分析了胡适思想“接近唯物论”的5个方面表现:“第一,研究学问要从实际的现实问题出发”;“第二,一切学理和主义须有现实的内容,反对空谈抽象名词”;“第三,一切大小问题都有内容,大问题(广泛的、有全体意义的)不但不是更抽象的,宁可说是多复杂些,内容多丰富些,因此在研究的时候,大问题所需要的分析功夫还更大些”;“第四,名词的抽象使用使人愚昧,所以是危险的”;“第五,一切学说必须经过实验的证明,才能确定它的真理性,没有作为天经地义的绝对真理”。[34]最后,艾思奇指出,以上这些“就是使得胡适的思想能在新文化运动中发生很大影响唯物论的方法,就在今天,也值得我们适当采取的”。同时,他认为,胡适的思想方法毕竟是经验主义的,所以也有经验主义的缺点,具体表现为:“第一,过分强调学说的具体性、个别性,而抹煞了思想学理的普遍方面,忽视了科学真理中所包含着的许多普遍的原则”;“第二,在真理问题上,表现了相对主义的观点,否认科学真理中的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第三,俗庸的进化思想,一点一滴的改造思想,改良的思想。否认根本改造的可能性和必要性”。[35]可以看出,艾思奇对胡适所信奉的实验主义评价是较为全面的,而且总体上是持肯定态度的。
尽管艾思奇认为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是出于反对马克思主义,但又多次肯定其思想中很多方面“接近了辩证唯物论”。这种评价显然体现了抗战时期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的精神。自1920年代末以后,胡适一向被共产党人视为资产阶级“思想上的代表者”。但正如胡绳在抗战爆发前夕所期望的,在中国民族解放的抗战中间,“布尔乔亚也可以有他的一个岗哨”,对于胡适这位“新文化的启蒙的思想者”,不能简单地“抹煞”或“颂赞”,“比较起有些买空卖空的‘学者’‘政客’来,倒还是胡适的遇事不苟且,尊重事实,注重具体问题这种态度是值得在战斗中间学习的”。[36]正是在全民族抗战救亡的大背景下,艾思奇虽认为“问题与主义”之争是胡适的实验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思想抵抗”,但对于实验主义仍然作出了许多积极的评价。
尤为重要的是,这篇文章还适应了当时中共党内整风运动的政治需要,如其中曾说到,胡适“反对将主义抽象化,是很对的”,因为“抽象教条的推崇,原是宗教迷信的一种新的形态”,“就是马列主义,一旦脱离实践,变为教条,它就会成为与宗教迷信相等的东西”。[37]诸如此类的评说恐怕并非偶然随意为之,因为它与当天《解放日报》社论《发扬五四的启蒙精神》在思路上如出一辙。社论一方面肯定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民众的思想启蒙意义,强调“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是五四文化运动的最光辉的产物。没有五四运动的民族觉悟和思想解放,不彻底摧毁思想上的旧教条之束缚,要中国人民能接受科学的共产主义是不可想象的”。另一方面它对实验主义在摧毁旧教条方面所起的作用也进行了积极评价,认为胡适的实验主义和他的“拿证据来”的口号,“虽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的经验主义的范围,但用来反对旧社会的独断教义,曾发挥了它进步的有力的武器作用”。社论指出:“党中央今天号召‘整顿三风’的运动,是为着打破新的教条的束缚, 正确掌握马列主义的科学的革命的精神和实质……我们应该更进一步地发扬‘五四’的启蒙精神,以五四时代对旧教条彻底摧毁的态度来摧毁新的教条主义。”[38]解放区的整风运动是以反对和批判“左”的教条主义为目标的,同一天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社论和艾思奇的《五四文化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争论》,都是为了配合整风运动而写的,具有明显的政治意义。在共产党人看来,实验主义在五四时期有着重要的思想启蒙的价值,它反对盲从主义,注意研究中国社会实际问题的思想方法是值得继承和发扬的。所以,此时中共把它作为一种反对教条主义的态度和精神给予了较多肯定。

四、五四主导思想:由“实验主义”变为“马克思主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主义”战胜了“问题”。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理论界、思想界、学术界和文化界,为了宣传和树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开始历史地清除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思想影响。为配合党在政治宣传上的需要,1951年,艾思奇把他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写的哲学、文艺和随感三部分文章结集成册,命名为《“有的放矢”及其他》出版了。但在收入时,他对过去的文章大都进行了“一番修改”[39]。《五四文化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争论》在收入该书时也做了“一番修改”,除了题目改为《介绍五四文化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争论》(下面简称为1951年文)外,不少概念、观点也都作了较大改动,对“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历史作了新的评说,完全可以视为第二次创作。[40]与1942年文相比,1951年文至少有以下三个地方特别值得注意:
其一,进一步强调了“问题与主义”之争的重要性。文章开头说:
在五四文化运动中,有一个重要的,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这是五四文化运动中无产阶级思想代表人李大钊同志与富于妥协投降性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人——胡适中间的思想方法上的争论,也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诞生后一次重要的思想战。[41]
与1942年文相比,这样的开篇显得简练而且有力,删掉了原文“问题与主义”之争“并没有展开轰轰烈烈战斗”的说法,而是直接说“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五四文化运动中“一个重要的”争论,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诞生后一次重要的思想战”。显然,通过这样的修改,把“问题与主义”之争的重要性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其二,全盘否定了胡适及实验主义哲学的思想价值。1942年文对胡适并未作简单化的否定,而肯定他是一位“启蒙思想家”。对实验主义哲学,肯定它在五四时期“发生了巨大的进步作用”,认为它既有缺点,也包含许多有价值的东西,甚至认为它在某些方面“接近于唯物论”,胡适的思想方法有5个优点。1951年文则删掉了所有肯定胡适思想价值的内容,认为胡适所推崇的实验主义,“表面上好像是重视科学的,并且以实验两字作为旗帜来伪装它的科学性,但实际上是否认了科学规律的普遍性和客观真理性,也就是对于科学真理采取怀疑的以至于否定的态度的”。[42]最耐人寻味的是,1942年文中所说的胡适思想的5个优点全部被改成了缺点,并与原文所说的3个缺点合并为6个缺点:“第一,说研究学问要从实际的现实问题出发”;“第二,说一切学理和主义须有现实的内容,反对空谈抽象名词,结果是把科学学理中包括的普遍真理一笔抹煞了”;“第三,为着要把一切主义都仅仅看做个别问题的‘具体主张’,便用了这样的诡辩:首先把一切大小问题都看做一些简单问题的堆集”;“第四,凡不是专谈‘具体问题’,而涉及普遍规律的研究时,却要被胡适认为是名词的抽象的使用,就要和反动派的假冒的什么主义看做一个东西”;“第五,以一切学说必须经过实验的证明,才能确定它的真理性作为口实,来提倡相对主义,把真理看做主观的”;“第六,庸俗的进化思想,一点一滴改造思想,改良的思想。否认根本改造的可能性和必要性”。[43]细心比较可以发现这6个缺点中的前5条,正是由1942年文所说的胡适思想“接近于唯物论”的优点转换过来的,通过稍加改动,它们全部变成了证明胡适“主观唯心论”的论据。胡适的实验主义哲学一下子被贬得一文不值了。
其三,明确提出“问题与主义”的争论“显示了当时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对五四文化运动的领导作用”[44]的观点。这是1951年文最重要的改动之处。如前文所述,由于一般把五四新文化运动定性为资本主义文化运动,所以,在抗战以前直至抗战初期,不论中共的领袖还是政治理论家,多认为是资产阶级领导了这一运动,无产阶级当时还没有力量领导五四运动,如陈伯达就曾指出:“近代最新人类类型(指无产阶级――引者)在当时文化运动中,已逐渐在寻找自己的代言人,然而不论在组合的程度方面,或觉悟的程度方面,他们当时对于这文化运动,实在也还没有成为领导的力量。”[45]甚至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后,潘梓年还认为,五四运动的领导权“一般地说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智识分子手中”,工人阶级刚刚开始出现于政治舞台,还“不能成为运动的主导力量”。[46]
1940年代末,共产党人为了论证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不断彰显五四运动中社会主义思想的作用和无产阶级力量的出现,对于五四领导者问题的解答则逐渐发生转向,形成了“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领导了五四运动的说法,其具体表现就是扬李(大钊)、鲁(迅),贬陈(独秀)、胡(适)。如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邵荃麟在1948年纪念五四时,就认为:“固然就‘五四’初期来说,工人农民还没有直接参加这个运动,但是从初期‘五四’运动的主要骨干——具有初步的共产主义思想的智识分子身上,已经是反映了工农大众的这种革命要求和意识了。当时在政治与社会思想上最进步的也是处于领导地位的是李守常先生,在文艺思想上是鲁迅先生,从他们两个人身上所反映的显然并不是资产阶级的思想,而是工农大众的思想。”[47]这种认识在新中国成立后,渐渐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界、史学界流行开来。1950年代初,历史学家华岗在其曾多次再版的《五四运动史》一书中,对毛泽东的“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这一说法又进行了论证和发挥,指出: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以李大钊和毛泽东为代表,革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鲁迅和陈独秀为代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胡适为代表,其中“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为领导骨干”[48]。华岗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的哲学观,批驳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领导了五四运动的观点,认为最重要的不是在当时似乎大量和坚固但已经开始衰亡的东西,而是正在产生和发展的东西,哪怕它在当时似乎还不坚固和数量较少,但它是有发展前途的:“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无产阶级的思想,在这个运动中虽然数量比较小,质量却比较高,是最先进的,最能动员广大革命群众的一种思想。所以这种思想在这个统一战线中,是处于主导地位的,这是从发展的一方面着眼所得的科学结论。”[49]在把“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作为五四领导人的同时,其他人物的作用则或被批判或被淡化。
艾思奇在1951年文中添加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领导了五四文化运动的内容,正反映了当时党内知识分子对五四领导权问题的普遍观点。既然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领导了五四文化运动,那么,他们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胡适挑起“问题”与“主义”的论争,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行为。正如何干之在五四运动30周年发表的纪念文章所说:“问题与主义”的争论,是胡适辈“阻止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成长,是表示资产阶级对于工人阶级的革命领导权的抗拒”[50]。可以看出,在中共取得政权后新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人对五四运动,尤其是对“问题与主义”之争历史的认识发生了巨大变化。通过共产党人的阐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导思想已由1930年代所说的实验主义变成了马克思主义。
1950年代,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领导和发动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斗争。批判胡适的实验主义,是当时反对唯心主义、宣传唯物主义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对胡适进行的全面批判中,他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也成了其反马克思主义的罪证。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积极参加了批判唯心论的工作,于1955年1月写了一篇59000字的长文《胡适实用主义批判》,交付人民出版社出版。同时,又写成一篇13000多字的文章,以《胡适实用主义哲学的反革命性和反科学性》为题,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此时,在艾思奇看来,实验主义已经是“美国资本主义土壤里生长起来的一种最反动最腐朽的唯心论哲学”,胡适只是“在五四运动前后把实用主义拿到中国来贩卖。当着十月革命的炮声给中国人民开始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的时候,胡适立刻就用实用主义来帮着反动派坚决反对这科学的革命的思想”。[51]
经过这场对胡适思想的大批判运动,胡适与实验主义哲学已经彻底成为反马克思主义的反面教材,而发生于此前30多年的并不“轰轰烈烈”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也自然而然演变成了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的意识形态论争。1954年,由何干之主编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指出,“胡适所抨击的主义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他的‘一点一滴’的主张,也就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问题和主义的争论是无产阶级思想对资产阶级思想第一次的反攻,它打击了资产阶级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歪曲和诬蔑,扩大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影响。这次争论以后,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以胡适为代表的右翼,走上了妥协投降的道路”。[52]1959年1月,胡华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以“文化统一战线的分化,马克思主义者与反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战”为题,进一步指出,胡适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其目的“是企图用实用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来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中国革命的伟大的指导意义,以便把广大人民群众引向和反动势力妥协的道路上去”。讲义强调,“‘问题与主义’的争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的第一次思想论战。这次论战,打击了资产阶级右翼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歪曲和攻击,扩大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次争论,标志了‘五四’文化统一战线的分化。从此以后,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就开始公开地走到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妥协投降的道路上去了”。[53]
可以发现,对于“问题与主义”之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表述上有了更加显著的意识形态色彩和褒贬性质,这无疑进一步强化了“问题”与“主义”之间的对抗性和斗争性,“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已完全被定性为“马克思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的第一次思想论战”,标志着五四新文化统一战线的分化。此时,由于马克思主义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的绝对胜利,因而胡适“当然被明确当成这场争论的失败者”[54],马克思主义在这场论争中也完全战胜了实验主义。从此以后,“问题与主义”之争作为五四时期一场重要的思想论战被载入史册,成为中国大陆书写这段历史的书籍都要用大量篇幅进行论述的一个重要事件,并由政治定性演化成为人们一般的史学常识,长期支配着人们认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思路。
 
综上可见,五四时期在胡适与李大钊之间确有一场“问题与主义”之争,但这只是“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原始发生史。其实,“问题与主义”之争还另有其被中共党内知识分子从政治思想角度来阐释的学术思想史。在五四之后,中共党内知识分子不仅根据“主义”一定要战胜“问题”的政治思想立场和需要来放大性地阐释“问题与主义”的原始发生史,而且在新中国成立后进一步根据“主义”战胜了“问题”的历史大结局来对“问题与主义”做了追加性的政治评判。
“问题与主义”之争历史的逐渐凸显,显然与以艾思奇为代表的中共党内知识分子的阐释密不可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们围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初的传播过程这一核心问题,从把五四新文化运动视为资产阶级文化运动,到改称无产阶级思想居主导的运动;从认为马克思主义在1927年后才在中国思想界居主流地位,到认为它在五四时期就居主流;从把实验主义视为一种在五四时期具有积极作用的思想,到斥为完全反动的思想等等,前后经历了巨大的思想转折。中共知识分子对“问题与主义”之争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描述与评说,适应了不同阶段政治形势和革命任务的需要,充分体现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革命的风云变幻,昭示了剧烈的时代变迁,也折射着中国社会政治思潮的涨落。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叙事的文本里,“五四”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开端;五四时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要学习和研究中共党史,必从“五四”起步;要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从“问题与主义”之争入手。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是决定如何认识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发展道路的政治思想基础。因此,中共对五四时期思想文化的变革过程进行理论阐释,是出于革命现实的需要。中共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发展做出的理论和历史根源的探讨,其目的在于说明中国人民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并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是理有固然和势所必至。在中共学术思想史上对“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历史阐释与评说,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并非主要为了理性的学术研究,而是出于革命现实需要特别是为了解决党内政治路线斗争的一种政治思想宣传,同时也是为了证明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基础是渊源有自于五四。
艾思奇等人对“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历史阐释,有力地配合了中共在不同历史阶段政治形势与政治任务的思想需要,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合法性提供了历史性的学理论证,在当时有着积极的政治与社会作用。其对“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学理阐释,之所以能在中共党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等相关的各种历史叙事文本上产生深巨广远的影响,其主要原因也就在此。
现在应该是从学术史角度实事求是地还归“问题与主义”之争历史阐释源流本真的时候了。尽管以“内圣外王”为心志的中国书生素有“资治通鉴”和“经世致用”的思想传统,但无庸讳言的是,如果将史学与政治溶为一体,甚至混为一谈,从政治需要出发论史,对学术的发展亦将产生某些负面影响,“很易变成因风修史、改史,很易走上实用主义歧途”[55]。由于过度绾合了历史与现实,过多承载了政治与文化的现实诉求,使得1949年以后的数十年间,大陆史学界有关“问题与主义”之争历史的书写,长期地与意识形态纠缠在一起,形成了某种根深蒂固的传统。从这个角度来看,最近十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界对“问题与主义”之争问题的新的探讨,不仅有益于深化对该问题本身的学术性研究,也将对大陆未来的中共党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学研究走向带来积极影响。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5期)

[1] 最有代表性的著作见彭明的《五四运动史》,该书于198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98年再版。
[2] 有关这方面的论述主要有:罗志田的《因相近而区分:“问题与主义”之争再认识之一》(《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整体改造和点滴改革:“问题与主义”之争再认识之二》(《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李良玉的《关于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历史考辨》(《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马以鑫的《“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再评价》(《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魏绍馨的《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及其评价的历史反思》(《齐鲁学刊》1994年第1期)、于兴卫的《如何看待五四时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河北学刊》1999年第3期)、董国强的《论“问题与主义”之争前后的李大钊思想——对争论性质的再探讨》(《社会科学研究》2004年第4期)等文。另外,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胡绳在晚年对“问题与主义”之争也进行了重新评价(参见“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课题组:《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8、67-68页)。
[3] 胡适:《我的歧路》,《努力周报》第7期,1922年6月18日,第3、4版。
[4]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人民出版社1949年版,第20页。
[5] 胡绳:《胡适论——对于胡适的思想方法及其实际应用之一考察》,《新学识》第1卷第4期,1937年3月20日,第182页。
[6] 胡绳:《胡适论——对于胡适的思想方法及其实际应用之一考察》,《新学识》第1卷第4期,1937年3月20日,第184页。
[7] 艾思奇:《廿二年来之中国哲学思潮》,《中华月报》第2卷第1期,(B)第43页。
[8] 艾思奇:《论思想文化问题》,《认识月刊》创刊号,1937年6月15日,第7页。
[9] 艾思奇:《新启蒙运动和中国的自觉运动》,《文化食粮》第1卷第1期,1937年3月 20日,第38页。
[10] 艾思奇:《廿二年来之中国哲学思潮》,《中华月报》第2卷第1期,(B)第42页。
[11] 艾思奇:《廿二年来之中国哲学思潮》,《中华月报》第2卷第1期,(B)第42-43页。
[12] 艾思奇:《廿二年来之中国哲学思潮》,《中华月报》第2卷第1期,(B)第44页。
[13] 艾思奇:《廿二年来之中国哲学思潮》,《中华月报》第2卷第1期,(B)第43页。
[14]《共青团中央关于“五三”“五四”及“五九”纪念的宣传大纲》,《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7册,1959年内部发行,第365页。
[15] 李立三:《党史报告》、张闻天:《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均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08-209、384-385页。
[16] 易嘉(即瞿秋白——引者):《五四和新的文化运动》,《北斗》第2卷第2期,1932年5月20日,第322页。
[17] 茅盾:《“五四”运动的检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报告》,见《茅盾全集》第19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47页。
[18] 彭康:《新文化运动与人权运动》(1930午9月2日),见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三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2-109页。
[19] 艾思奇:《廿二年来之中国哲学思潮》,《中华月报》第2卷第1期,(B)第42-43页。
[20] 胡绳:《胡适论——对于胡适的思想方法及其实际应用之一考察》,《新学识》第1卷第4期,1937年3月20日,第178页。
[21] 胡绳:《胡适论——对于胡适的思想方法及其实际应用之一考察》,《新学识》第1卷第4期,1937年3月20日,第179页。
[22] 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生活书店1938年2月第3版,第85、98、99页。
[23] 毛泽东:《五四运动》,《解放》第70期,1939年5月1日出版,第9页。
[24]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国文化》创刊号,1940年2月15日,第19-20页。
[25]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国文化》创刊号,1940年2月15日,第20页。
[26] 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2-403页。
[27] 艾思奇:《五四文化运动在今日的意义》,《新中华报》1939年4月28日,第6版。
[28]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国文化》创刊号,1940年2月15日,第18页;另见《新民主主义论》,《解放》,第98、99期合刊,1940年2月20日,第35页。需要说明的是,这段文字在选入新中国建立后的《毛泽东选集》时“作为觉悟了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的,就是各种革命的政党,其中主要的是国民党与共产党”一句被删除了。见《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88页;《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5页。
[29] 艾思奇:《五四文化运动的特点》,《中国文化》第1卷第3期,1940年5月25日,第2页。
[30] 艾思奇:《五四文化运动的特点》,《中国文化》第1卷第3期,1940年5月25日,第4-6页。
[31] 艾思奇:《五四文化运动的特点》,《中国文化》第1卷第3期,1940年5月25日,第5-6页。
[32] 艾思奇:《五四文化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争论》,《解放日报》1942年5月4日,第4版。
[33] 艾思奇:《五四文化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争论》,《解放日报》1942年5月4日,第4版。
[34] 艾思奇:《五四文化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争论》,《解放日报》1942年5月4日,第4版。
[35] 艾思奇:《五四文化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争论》,《解放日报》1942年5月4日,第4版。
[36] 胡绳:《胡适论——对于胡适的思想方法及其实际应用之一考察》,《新学识》第1卷第4期,1937年3月20日出版,第178、185页。
[37] 艾思奇:《五四文化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争论》,《解放日报》1942年5月4日,第4版。
[38]《发扬五四的启蒙精神》,《解放日报》,1942年5月4日,第1版。
[39] 艾思奇:《“有的放矢”及其他》,前言,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版,第2页。
[40] 需要注意的是,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艾思奇文集》第1卷,以及2006年又出版的8卷本的《艾思奇全书》,在收录艾思奇1942年5月4日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文章时,用的都是他在1951年修改后的文章,并没有注意到两文在内容上的巨大差异,而且大多数学者在引用时也未加区别。
[41] 艾思奇:《“有的放矢”及其他》,第17页。
[42] 艾思奇:《“有的放矢”及其他》,第29页。
[43] 艾思奇:《“有的放矢”及其他》,第29-31页
[44] 艾思奇:《“有的放矢”及其他》,第17页。
[45] 陈伯达:《论五四新文化运动》,《认识月刊》创刊号,1937年6月15日,第70页。
[46] 梓年:《继承五四的革命传统开展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新华日报》1940年5月4日,第4版。
[47] 荃麟:《“五四”的历史意义》,《群众》(香港)第2卷第17期,1948年5月6日,第16页。
[48] 华岗:《五四运动史》,海燕书店1951年版,第156页。
[49] 华岗:《五四运动史》,第169页。
[50] 何干之:《“五四”的两个基本口号》,《“五四”卅周年纪念专辑》,新华书店1949年版,第99页。
[51] 艾思奇:《胡适实用主义哲学的反革命性和反科学性》,《人民日报》1955年1月22日,第3版。
[52]何干之主编:《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初稿)》,高等教育出版社1954年版,第23页。
[53]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中共党史教研室编:《中国革命史讲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33-34页。
[54] [美]费正清编,杨品泉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23页。
[55] 周一平:《中共党史史学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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