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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抗战史研究的现状与思考

2014-5-6 10:32| 发布者: MAX| 查看: 1382| 评论: 0|原作者: 张艳|来自: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 内容提要: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自古为华夏腹地的河南更加显现出战略上的重要地位,由抗战前完整的政权统治区演变为沦陷区、国统区和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三个政权分割的局面。各种政治势力交织一起,使河南社会显得纷繁复杂,加之天灾人祸齐降中原,如黄河决堤和水旱灾害等,对河南社会产生了深刻而长久的影响。因此,抗战时期的河南有着许多值得思考和研究的问题。目前学术界对河南抗战史的研究既与河南在抗战 ...
内容提要: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自古为华夏腹地的河南更加显现出战略上的重要地位,由抗战前完整的政权统治区演变为沦陷区、国统区和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三个政权分割的局面。各种政治势力交织一起,使河南社会显得纷繁复杂,加之天灾人祸齐降中原,如黄河决堤和水旱灾害等,对河南社会产生了深刻而长久的影响。因此,抗战时期的河南有着许多值得思考和研究的问题。目前学术界对河南抗战史的研究既与河南在抗战时期的地位很不相称,也和目前史学界对抗战史研究的整体进程不协调,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如果注重抗战时期河南社会史、国统区与沦陷区政权系统、战时经济与战时文化的研究,必将使河南抗战史研究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
关键词:河南省;抗日战争;抗日根据地;国统区;沦陷区
 
河南省地处中原,自古为华夏腹地,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尤其是近代以来,随着京汉铁路和陇海铁路交汇于郑州,并贯通中原大地的南北和东西,绾毂鲁、皖、鄂、陕、冀、晋6省,使得河南省更加显现出了在战略上的重要地位。抗日战争爆发后,河南省处于中国抗战的第一线,被分割成沦陷区、国统区和解放区三个不同的政治单元。因此,河南在中国抗战史中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近年来,笔者因参加《河南经济通史》课题的研究,并承担河南中共创建的根据地经济史的写作,接触到了大量关于抗战时期河南的资料,对河南在中国抗战中的地位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在学术史的清理中,深感目前学术界对河南抗战史的研究与河南在抗战中的地位很不相称,也就是说,关于河南抗战史的学术研究做的还很不够,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深入研究。本文在对河南抗战史研究现状进行梳理的同时,提出一些思考的问题,希望得到学界同好的批评指正。

一、抗战时期的河南政局

抗战时期的中国基本上分为三种不同政权控制的地区,一是重庆国民党政权和军队控制的区域,即国统区;二是中共和八路军、新四军控制的区域,即敌后抗日根据地;三是日本侵略军占领的区域,建立了伪政权,由日军和伪军控制,即沦陷区。1937年11月至1938年10月,河南北部和东部地区相继被日军占领,国民党河南政权控制区退缩到豫西地区,与此同时,中共在日伪占领区展开了抗日游击战。这样河南省由抗战前完整的政权统治区演变为沦陷区、国统区和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三个政权分割的局面。
(1)沦陷区。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京津地区后,沿着平绥、平汉、津浦铁路向华北腹地侵犯。8月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保定行营命令宋哲元第一集团军担负平汉路正面防御任务,20日,国民政府划战地为5个战区,“河北省及豫北为第一战区,蒋委员长兼任司令长官,统一指挥津浦、平汉两铁路北段之作战”[1]。华北沦陷后,河南成为中国抗战的最前沿。1937年11月初,日军土肥原贤二第14师团沿平汉铁路侵入河南境内,5日,安阳失守。1938年2月初,为了策应津浦路日军作战,土肥原发动了对豫北的军事进攻,宋哲元的十万大军不战而退。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豫北大部分成为沦陷区[2]。5月,徐州会战后期,日军沿陇海线向河南腹地进攻,月底豫东沦陷,6月6日省会开封失守。为了阻挡日军凌厉的进攻,蒋介石决定掘开黄河大堤,9日,花园口决堤,在军事上给日军西进平汉线造成困难,“使日军不得不中止进攻郑州”[3]。8月,武汉会战开始,日军开始侵略豫东南地区,到10月初,日军先后攻陷了大部分县城。总之,从1937年11月至1938年10月,豫北、平汉路以东的豫东、豫东南先后被日军占领,河南有50多个县成为沦陷区。
为了加强对沦陷区的统治,日伪军在沦陷区成立了伪政府,1937年11月27日,日伪在安阳成立了伪河南省自治政府,1939年3月将伪河南省公署(1938年5月将伪省自治政府改为省公署)迁到开封。1940年3月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成立时,伪河南省公署归其管辖。1943年12月,伪河南省公署改称河南省政府。日伪还在沦陷区建立了伪道、县政权,豫北道辖24个伪县政府,豫东道辖18个伪县政权。开封沦陷后,日伪成立了伪开封市公署,1943年12月改称开封市政府。1938年秋日伪在固始、商城、潢川、罗山建立了治安维持会。信阳维持会(1939年改称县政府)属于武汉地区伪政权管辖。1944年夏至1945年春,豫中、豫西和豫西南各县也组织有治安维持会或复兴委员会。[4]
(2)国统区。1938年6月,省会开封沦陷后,国民党河南省政府成为“流亡”政府,不断迁徙,先迁到镇平,次年10月又迁至洛阳,1942年4月迁至鲁山,1944年5月迁至内乡丹水镇,1945年4月又迁至卢氏县朱阳关。抗战期间,国民党河南省政府可以直接控制的地盘仅限于平汉线以西、陇海线以南的豫西和豫西南以及豫北部分地区,其余地区大部分成为沦陷区。据1940年国民参政会调查,“河南省一百一十县,兵分十三行政督察区,先后沦入游击战区者五十四县,郑县、广武、汜水三县在河北岸之辖境,亦不断有小股敌伪窜扰,其间除夏邑、柘城、延津三县不能行使政权外,其余五十一县,有前曾沦陷已全部恢复完整者,有县境仅有小部沦陷,而县长犹驻城办公者,有县城沦陷,而县长仍在县境办公者,有县长暂时移驻邻县,但仍能执行职权,推行政令者。”也就是说,完全在国民党河南省政府控制下的县只有57县,占51.4%。据统计在沦陷区,县城恢复完整者12县,县境一部分沦陷县长驻城办公者4县,县城沦陷县长迁乡办公者31县,县长移驻邻县行使职权者4县,完全不能行使职权者3县[5]。1944年,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役(即豫湘桂战役)后,“仅在一个月之内就丢掉了大半个河南”[6],国民党河南省政府能直接控制的国统区范围更为狭小。
(3)中共建立的敌后根据地。在敌后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是抗战时中共最主要的战略任务。1937年底至1938年初,豫北失守后,中共直南[7]特委成立,组建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并收复了部分失地。到1939年底,八路军冀鲁豫支队迅速扩大到1.7万余人,并组织了豫北大队和若干县区武装,为开创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8]。1938年5月,徐州失守后,中共中央指示“河南省委,动员沿平汉、陇海两铁路线,要所有中心城市的大批学生、工人、革命分子到乡村中去组织与领导群众,准备与发动游击战争,组织游击队,建立游击区。省委目前即应将河南省划为二个主要区域,以津浦线,陇海线,平汉线,信浦公路中间的豫东与<皖>西北为一个区;陇海路以南,平汉线以西为一个区。”[9]9月,周恩来、叶剑英指示河南省委将工作重心转向豫东沦陷区[10]。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共河南省委在沦陷区各地发动民众,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同时八路军和新四军部分军事力量也先后进入河南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经过艰苦的努力,河南周边一些地区从抗战初期在中共领导下的游击区发展成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整个抗战期间,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河南省及与邻省交界地区建立了6块根据地,在豫北地区有晋冀豫(后改名太行)、冀鲁豫、晋豫边(后并入太岳)根据地,豫东、豫南地区分别有豫皖苏、豫鄂边根据地,1944年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期间,又建立了豫西根据地。据不完全统计,到1944年底,各抗日根据地河南部分的总面积达7.6万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44.9%;人口1325余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39.4%[11]。河南成为中共领导敌后抗战的战略前沿,各根据地也成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主要组成部分。
此外,抗战时期的河南不仅有日伪、国民党和中共建立的政权,而且一些地方因日军迅速占领和国民党政府的逃亡,出现了政权缺失,这种情况使河南社会处于一种无序状态,尤其是抗战初期更为严重。“在国民党的军政人员溃逃之后,汉奸、土匪、地主、豪绅、国民党的失意军人等,利用国民党军队撤退时遗弃的武器弹药,拉起了一股又一股武装,成立了一个又一个组织。什么维持会、良民区、自卫团、‘游击队’(群众称他们为杂八队,或呼隆队),三里一个司令,五里一个队长,还有自封委员长等,名目繁多,不一而足”[12]。这些形成了抗战时期河南政局的另一种景观。总之,抗战时期的河南不仅处于对日战争的最前沿,而且这个时期各种政治势力交织在一起,使河南社会显得更加纷繁复杂,加之天灾人祸齐降中原大地,如黄河决堤和水旱灾害等,对河南社会产生了深刻而长久的影响,如黄河决堤后形成的黄泛区及其生态环境的恶化、人口的流失等。面对这样一个时段,抗战时期的河南有着许多值得思考和研究的问题,也有许多富有挑战性的学术选题可供研究。

二、河南抗战史研究的现状与不足

正因为河南在中国抗战史上的重要地位,学术界也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这一领域。1980年代以来,不论在资料整理和问题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首先,整理出版了一批资料,其中关于抗日根据地的资料最多,主要有: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档案馆合编的《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河南部分)》(4册,档案出版社1985年)、中共河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纂委员会编的《豫皖苏抗日根据地》(2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1990年版)、《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2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1988年版)、《太行抗日根据地》(2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冀鲁豫抗日根据地》(5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太岳抗日根据地》(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河南(豫西)抗日根据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睢杞太地区史料选》(3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1988年版)、《抗战初期河南救亡运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办公室、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的《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二辑》(文献部分3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83117部队政治处编的《老虎团在豫西:皮定均部某团开辟抗日根据地纪事》(河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鄂豫边财经史编委会等编的《华中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鄂豫边区、新四军五师部分》(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的《新四军第五师抗战历程》(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中原敌后风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战斗在鄂豫边区1,专文与文献》(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谢忠厚主编的《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资料选编》(3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增补本,1994年版)等,另外,河南省各地党史研究室编辑的有关抗日根据地的党史资料,以及一些在河南抗日根据地工作过的革命家的文集、日记、回忆录,也是研究河南根据地的重要资料。
关于日军侵略河南及其暴行的资料主要有: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的《1号作战之一:河南会战》(2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日军祸豫资料选编》(河南史志资料选编之一,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邢汉三的《日伪统治河南见闻录》(河南大学出版社1986年)、章伯峰、庄建平的《抗日战争·日伪政权与沦陷区》(第6卷,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等;关于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资料主要有:《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台湾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秦孝仪主编)、《中原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以及河南省政协及各地政协文史资料发表的资料。一些档案收藏部门还刊发了部分档案资料,如重庆市档案馆的《豫陕绥宁走私现状报告书》[13]和《视察陇海沿线各厂矿报告书》[1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1938年黄河决堤史料一组》[15]等。此外,关于灾荒的资料有宋致新编著的《1942:河南大饥荒》(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其次,出版了一些有关抗战时期河南历史的专著,主要有:《河南抗战史略》(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的《河南抗战简史》(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齐武的《晋冀鲁豫边区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豫皖苏边区革命史》(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邢军纪的《黄河大决口》(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等,刘跃光的《华中抗日根据地鄂豫边区财政经济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刘永世、解学东主编的《河南近代经济》(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也都涉及到抗战时期河南经济问题。另外,还有许多关于抗战的著作涉及到当时河南的问题,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列举。
纵观1980年代以来有关抗战时期河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河南抗日根据地史的研究
由于受“革命话语”的影响,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的抗战史研究主要就是中共抗战史研究。在这种背景下,有关河南根据地史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较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河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根据地经济斗争和政权建设等方面。
关于河南抗日根据地开辟和发展的研究。豫北是河南最早沦陷的地区,也是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主要组成部分。郭传玺比较详细地论述了冀鲁豫边区建立的经过,并认为冀鲁豫根据地的开创是“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和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胜利。它是插入日军统治腹地的一把尖刀,严重威胁着日伪后方安全,对粉碎敌之‘扫荡’,巩固和发展华北抗日根据地,都发挥了重要作用”[16]。郑延泽、孟彩云对中共在豫北平原建立根据地的问题进行了论述,认为豫北平原抗日根据地的创立和发展不仅为抗战胜利做出了贡献,也成为解放战争时期支援大军南下的重要基地[17]。齐武是抗战时期生活在晋冀鲁豫边区的老战士,他以亲历者的身份在1950年代出版了《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一书,在此基础上又完成了《晋冀鲁豫边区史》,比较清晰地描述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成长的历史。另外,党史研究部门撰写的关于各根据地的通论性著作,如《冀鲁豫边区革命史》中的第二编是关于抗战时期冀鲁豫根据地的形成、发展以及对敌斗争的历史[18];《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的第1至4章论述了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创立、发展和各项建设[19]。
豫皖苏是新四军在淮河以北、陇海路以南建立的抗日根据地,包括豫东13县,皖北8县,苏北3县,该根据地在1939年底基本形成[20]。张留学等论述了该根据地建立的过程[21],他还论述了彭雪枫在创建豫皖苏根据地中的历史功绩,并以此为中心论述了豫皖苏根据地创立的过程和失而复得的情况[22]。
豫西根据地是在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的背景下开辟的,王全营对此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认为在豫西根据地开辟的过程中成立了中共河南区党委和河南军区,标志着河南解放区的形成,把河南人民的抗日战争推向了一个新阶段[23]。谢照明、赵有华也考察了豫西根据地建立的过程以及规模[24]。高秀用认为建立豫西根据地是中共“巩固华北,发展华中”战略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25]。
鄂豫边区是武汉失守后中共在中原建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李新福论述了武汉沦陷前后,鄂豫边区和新四军第五师在李先念等人领导下,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过程[26]。张影辉论述了鄂豫边区的战略地位及其历史作用,讨论了新四军坚持鄂豫边区敌后抗战的主要意义[27]。1944年日本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后,新四军第五师派出一支1000多人的部队向河南发展,并建立了豫中、豫南7个县的抗日根据地。关于这次行动,有人发表文章进行批评,认为“未集中主力向河南敌后发展”失去了大好机会,“是五师从头到尾最大的一次错误”[28]。对此,刘光明发表文章进行反驳,他利用大量的文献资料说明新四军第五师在1944年河南战役后只派出一支千余人的主力向河南发展符合党中央和华中局指示精神,是完全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重大的,是一次应该充分肯定的战略行动,任何否定五师这次战略决策的说法都是没有根据的[29]。夏牧原也讨论了五师在鄂豫边的斗争[30]。
对于抗战后期中共在河南大力发展根据地,潘泽庆认为经过八路军、新四军的共同努力,扩大了豫北和豫东,开辟了豫西,发展了豫南,恢复了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进一步打通了华北和华中的联系,基本上达到了“绾毂中原”的战略目的[31]。田酉如的《中国抗日根据地发展史》也介绍了河南各抗日根据地建立、发展和巩固的历史。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时,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写了《河南抗战简史》,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河南敌后抗日根据地开辟的经过。
关于根据地经济建设和经济斗争的研究。晋冀鲁豫是抗战时期中共领导下的最大的敌后根据地,也是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学者关注的程度比其他根据地高,探讨的问题也比较多。毛锡学对抗战时期晋冀鲁豫根据地对敌经济斗争进行了论述,认为对敌斗争取得了重大成就,在支持生产、储备物资、平稳物价、改善供应、争取群众等方面,为边区军民进入反攻和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贡献[32]。张文杰从民生的角度对冀鲁豫根据地的减租减息、增资斗争、清查黑地以及实行合理负担、反贪污、反恶霸和改造村政权等问题做了论述,指出通过这些斗争既调动了广大农民的抗日和生产积极性,又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而在政治、经济、军事、组织上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创造了条件[33]。项斌讨论了晋冀鲁豫的对敌贸易以及粮食、货币斗争,认为经过贸易斗争根据地到1943年就实现了出入口贸易的大体平衡;对敌粮食斗争的方法主要有在根据地实行粮食专卖制度和在收割季节动员群众快收、快打、快藏等,通过这些办法使根据地在粮食斗争上取得主动权,保证了军民粮食供给;货币斗争方面采取了发展本币、保护法币、驱逐伪币的政策[34]。花瑜考察了晋冀鲁豫减租减息运动的背景、三个阶段和意义[35]。徐建国论述了晋冀鲁豫边区减轻农民负担的问题[36]。魏宏运从市场变迁的角度考察了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商业贸易,认为集市贸易是坚持和建设根据地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集市的发展刺激了根据地的生产,提供了军需,调剂了人们群众的物质联系[37]。他还对该根据地金融市场的整理、经济贸易与物价等问题做了研究,指出根据地开展对敌占区贸易,积极进行货币战,统制物价,推动了根据地社会稳步发展[38]。
除了晋冀鲁豫根据地外,其他根据地也有涉及。如李占才讨论了豫皖苏的经济财政建设问题,抗日民主政府通过提倡开垦,改良耕地,改善工具和组建各种合作社来发展农业生产,鼓励农民发展农业副业;在发展军事工业的同时,保护并鼓励发展私人工商业;在财经方面,主要保障粮食供应,根据地的粮食增产办法是开源节流,合理负担,统筹统拨,赏罚并用。根据地财政的主要来源是田赋,此外还征收盐税、烟酒税、屠宰税和“进出口贸易税”等[39]。程丕祯等人考察了豫皖苏根据地货币发行的历史背景和原因,各县抗日民主政府流通券、豫皖苏边区流通券和淮北地方银号币的发行过程和流通情况[40]。王流海也探讨了豫皖苏根据地货币问题,论述了流通券的种类、式样、面额、发行时间等问题[41]。任峰论述了鄂豫边区发展农业的环境、意义、经过和经验[42]。何先鹰论述了鄂豫边区的工商税和关税问题[43]。赵学禹讨论了豫鄂边区建设银行与经济建设的问题,指出豫鄂边区建设银行成立后,建立了独立自主的货币市场,进行了对敌货币斗争,稳定了边区物价,发放了低利、无息贷款,发行了边区建设公债,支持了工业、农业和水利,支援了边区的建设,壮大了边区的物资力量;通过投资和支持商业贸易与物资统制,以及发动群众贩运物资,调剂了物资与货币,同敌争夺了物资,保障了军需民食[44]。熊科也论述了该银行建立的背景、分支机构及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45]。刘世永、解学东主编的《河南近代经济》一书涉及到抗战时期根据地的减租减息、农业互助、大生产运动、工商业、财政与金融等问题[46]。
另外,根据地民主政权建设也有关注,但研究成果不多。“三三制”是抗战时期中共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主要模式,各个根据地无一例外地实施了该模式。龚伏秋、刘光明论述了鄂豫边区“三三制”实施的问题,指出该根据地的各级民主政权都是按照“三三制”原则建立的。“三三制”的实施使鄂豫边区的抗日民主政权具有深厚的阶级基础[47]。吴德华将鄂豫边区政权建设分为三个时期:1938年10月—1940年8月是抗日民主政权的初建,1940年9月—1942年3月建立和健全了统一的边区政权,1942年4月以后为巩固政权阶段。该文从《鄂豫区施政纲领》、政治制度和“三三制”的组织原则等几个方面论述该政权的性质[48]。
1990年代以来,根据地的社会史开始受到关注。魏宏运考察了1939年华北大水灾的受灾范围、程度以及灾后赈济等问题,涉及到豫北地区[49]。1942—1944年,华北地区发生了大面积的旱灾和蝗灾,苏新留对晋冀鲁豫根据地的救灾措施作了论述[50]。李文海等对1942-1943年的中原大旱荒及三种不同政治势力的表现做了比较研究,指出抗日根据地因灾而荒的程度比国统区轻得多,持续时间也短得多,发生范围也不那么普遍,关键在于边区广泛开展了节约互助运动、生产自救运动,救灾运动成为中共领导下的真正群众性的社会自救运动。[51]张同乐对根据地治理灾荒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认为面对空前的蝗灾,晋冀鲁豫等根据地实行广泛的社会动员,破除视飞蝗为“神虫”的愚昧思想,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灭蝗救灾斗争,实现了灭蝗救灾、民族解放与社会进步同时并举[52]。关于抗战时期的灾荒与农村人口迁移之间的关系,夏明方认为,在旧中国农村,灾荒较之战争对人口的迁移有着更大的影响力,其中涉及河南灾民向晋冀鲁豫等边区流徙的路线及其特点。[53]
心态史的研究是近年来大陆学术界比较注意的研究方法,张泰山运用这一方法研究了鄂豫边区农民在减租减息过程中的不同心态,指出农民在减租减息过程中由消极心态变为积极心态,边区党委和政府采取的措施起了重要作用[54]。
枪会在河南活动的历史比较悠久,日军侵入河南后,枪会迅速在各地蔓延,并成为国民党、中共、日伪共同关注的武装力量。郭晓平探讨了冀鲁豫边区枪会的兴衰、性质、作用以及各种军事、政治派别与枪会的关系[55]。他还对活动在豫北的天门会进行了研究,指出天门会经过中共改造后,其性质发生了变化,由“防匪保家”趋向抗日救国,由封建迷信的的群众组织转变为中共掌握下的人民抗日武装[56]。乔培华分析了抗战时期冀鲁豫根据地与天门会的关系[57],并论述了豫北天门会先受日本伪化,后被共产党争取暗中支持抗日的转变过程[58]。张小波也指出,抗战时期河南会道门在日本人、国民党和共产党三方的争取和政治、军事压力下,发生了巨大分化,中共采取的灵活策略以及在敌后开展的抗日宣传和改善民生运动,使其对会道门的争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59]日本学者三谷孝对豫北林县、浚县的天门会与中共的关系作了论述,也认为与日本方面的工作归于失败相比,中共方面的工作可以说取得了明显的成效。[60]
(二)正面战场和国统区的研究
抗战期间河南战场是正面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民党军队与日军在河南虽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会战,但花园口决堤事件、豫湘桂战役时期的河南战场等对中国抗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过去对国民党正面战场大多以祸国殃民、丧师失地来评价,花园口决堤和豫湘桂战役也不例外,随着学术环境的宽松这种现象开始有所改变。
花园口决堤事件是抗战期间河南正面战场发生的影响巨大的事件,也是学术界多年来研究抗战史的热门话题之一,学界从不同角度给予了关注。渠长根通过对学术史的清理指出,关于花园口事件的研究各个时期因社会背景、立意动机等不同而有所不同。1949年以前基本上是一种对于日本侵华的谴责和对于复兴黄泛区的渴望与希冀,或者是为了向战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寻求更多帮助而开具的统计数据,谈不上学术研究;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基本上是对国民党政权腐败无能及其欺世害民行径的控诉和批判,“是政治决定一切环境下的宣传独语”。到了1980年代以后,学者才开始从史学角度回溯这一历史事件[61]。也就是说,从1980年代以来学术界才开始理性地思考花园口事件。从学术史发展的脉络看,首先是理清花园口决堤的真相。陈传海、丁福利通过考察认为花园口决堤是我国军事当局在片面抗战路线指引下,为了抗日、阻敌进犯所采取的一个“非常手段”。决堤前后国民党当局采取的一些措施,对减少中方损失,是有作用的,在军事上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不过,决堤对敌人的打击是有限的[62]。林观海通过对档案资料的梳理,认为国民党挖掘黄河大堤“以水代兵”是有预谋的,他对整个决堤过程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63]。渠长根讨论了花园口决堤的决策过程,认为从提出到决策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酝酿和权衡,国民党上层在以水代兵、阻敌自卫的立论上表现出了高度一致。因此,当豫东会战失利时为保河南全境不被日军占领,断然决堤,显然带有强烈的军事色彩和战场意识。花园口决堤不是权宜之计,也不是惊慌失措的被动反应[64]。
既然国民党政府掘开黄河大堤目的是“以水代兵”阻止日军,那么花园口决堤的军事意义究竟有多大,也是学术界讨论的话题。比较早的观点认为花园口决堤在军事上给日军西进平汉线造成了困难[65]。而马仲廉从中日战争的全局来思考花园口决堤在军事上的意义。他指出花园口决堤造成了此后中日两军夹黄泛区对峙的局势,从现象上看是由于黄河决口阻止了日军。但这条线保持了6年之久的主要原因是“日军占领武汉后,由于兵力不足,无力再发动战略进攻而形成的,如同保持了6年之久的从华北到华中中日军队之间的整条对峙线一样。所以,对于花园口决堤所造成的黄泛区一段对峙线,从战略上而言并没有多大意义。对于花园口决堤的军事意义,概括起来说,由于黄水泛滥,给占领中牟、尉氏的日军造成困难并使其受到一定的损失。黄水夺淮造成淮河泛滥,日军将原定以主力沿淮河进攻大别山北麓地区的作战部署,改为以主力沿长江西进进攻武汉。花园口决堤虽然在军事上有一定价值,但它与造成豫、皖、苏地区人民所受到的灾难相比,这一点军事价值,实在不值得称道。”[66]这一结论给我们很多启发与思考,国民政府为了阻止日军进攻实行“以水代兵”的策略,军事意义完全小于对黄泛区带来的人口损失、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可谓得不偿失。田照林从正面战场研究资料选用的角度出发,批评了一些学者夸大花园口决堤的作用,指出“对国民党花园口决堤对抗日战争的影响问题,即使仅从军事角度上看,也不宜夸大它的作用”[67]。
近年来,学者开始把研究目光投向了花园口决堤对黄泛区生态环境的影响方面。徐有礼、朱兰兰详细考察了黄泛区的范围以及受灾统计、黄泛区生态环境的恶化:黄河夺淮入海挟带大量泥沙沉积在淮河及其支流,使河床变浅,河口淤塞,水流不畅,一些依靠航运而繁荣的工商业城镇从此开始萧条;黄泛区原有的地理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沙土堆积严重,土壤结构发生了变化;导致了自然灾害的加剧,1938年后,黄泛区水灾、蝗灾、风灾等接踵而来,一年数灾,连年不断。这些都影响到当地社会经济,最明显的后果是1939—1946年河南省农业减收90%。随着环境的恶化,导致黄泛区民众生活异常困难和大规模的人口逃荒。总之,黄泛区的形成和生态环境的恶化给当地的经济、社会生活造成了长期负面影响[68]。他们从环境史的角度解读花园口决堤给黄泛区带来的影响,从一个侧面补充了上述马仲廉关于花园口决堤研究的结论,也给河南抗战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1943年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作战不利,海上运输线被美国切断,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日军发动了“一号作战”,大陆称之为豫湘桂战役。作为豫湘桂战役主要组成部分的河南战场也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河南战场中国军队仅在一个多月时间里就丢掉了大半个河南,日军不光是打通了平汉线,而且还控制了河南境内的陇海线,其战略目标完全实现了[69]。豫湘桂战役是抗战后期国民党正面战场最大的一次战役,过去一直是诟病的,认为败局是国民党政府腐败的结果,并认为“除了在湖南尚有英勇的战斗”[70]外,其它战场国民党军队均未有积极抵抗。一些学者则论述了国民党军队在河南英勇作战的史实,如贾天运论述了洛阳保卫战,对国民党第15军坚守洛阳给予了较高的评价[71];赵可对灵宝战役中国民党守军也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认为灵宝战役挫败了日军西进的幻想,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对稳定抗战后期正面战场形势有重要意义[72]。以往的研究认为豫湘桂战役日军投入河南的兵力是5.6万人,《剑桥中华民国史》的作者认为是近15万人[73],张设华通过考证具体指出是14.8万人[74]。这些论文补充了以往对豫湘桂战役研究的不足。
关于国民党正面战场学术界还讨论了其他一些战役,如徐有礼探讨了武汉会战期间大别山北麓河南战场的作战情况,认为中国军队广大官兵不畏强敌,浴血奋战,重挫了日军的气焰,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为武汉会战赢得了时间[75]。1941年的豫南战役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发生的一次重要战役,战区波及豫南10余县,李新荣对此作了论述,认为豫南战役是国民党军队坚持抗战的表现,广大官兵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和较劣的武器装备,击退了装备精良的日军的大举进攻,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76]。从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来看,不管抗战初期还是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队总体上都遭到了失败,但就河南具体战役而言国民党军队中也不乏忠勇之士,在抗战中有良好的表现,应该受到国人的敬重。
学术界关于国统区的研究比较薄弱,主要集中在自然灾害方面。1942—1943年河南省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饥荒,造成了大量的人口死亡和逃荒。夏明方对这次饥荒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这次灾荒涉及到根据地、国统区和沦陷区,夏文对三种政治势力的赈灾分别进行了评述,认为国民党中央拨发济款,救济豫灾,但由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吏的贪污中饱,这样的赈济不仅没有化作中原人民的“福音”,却演化成抗日战争后期中国最大的政治丑闻之一;沦陷区在赈灾中实行“配给制”,但15岁以下60岁以上的人被剥夺了受配给的权利。真正成为灾民救星并领导他们战胜天灾、渡过灾荒的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77]。抗战时期,“水、旱、蝗、汤(恩伯)”被称为河南国统区的四大灾害,李光一、吉新报对此作了论述[78]。
(三)沦陷区的研究
关于日伪对沦陷区经济掠夺是学术界研究的主要课题,而且取得了丰厚的成果。抗战期间,日军为了掠夺中国的战略物资,1937年12月决定设立华中、华北国策会社,作为其在华占领区的经济统制机构。曹霖华对华中振兴会社设立的背景、资金构成、领导构成、主要经济活动、经济统制等问题进行了论述,认为华中振兴会社的经济统制,使华中矿产资源惨遭掳掠,华中地区民族工业遭受巨大摧残,经济结构进一步畸形化,也给华中沦陷区民众生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79]。
刘世永论述了日本对河南沦陷区的经济掠夺。农业方面,日本侵略者不仅掠夺农民的土地和农村劳动力,而且通过组建合作社、实行粮食配给制等手段掠夺农产品,造成农作物种植面积下降,农民收入明显减少,生活空前恶化。工业方面,主要是霸占和掠夺沦陷区的工矿交通事业,日本对河南工矿业的掠夺主要是通过华北开发会社和华中振兴会社所属子公司直接经营,河南沦陷区的一些重要工矿企业几乎都被日军以“军管理”的形式掠夺,仅1937至1943年河南沦陷区工业损失就达955.8万元。金融方面,主要是发行军用票和通过伪政权发行伪币来实现,日军所到之处,强迫人民使用其军用票和各种伪币,同时贬抑和禁止法币流通。日军在沦陷区的掠夺给河南社会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损失[80]。徐建国专门考察了日寇对晋冀鲁豫农业的掠夺与破坏[81]。由于日伪的掠夺与破坏,河南沦陷区农民负担十分沉重,张俊英从日军对农民的经济掠夺、日伪公开抢劫、苛捐杂税及劳役负担等几个方面论述了河南沦陷区农民的经济负担[82]。刘世永、解学东主编的《河南近代经济》从掠夺土地和劳力、榨取农产品、霸占工矿企业、控制交通运输和搜刮金融等几个方面论述了日本对河南经济的掠夺[83]。
河南北部是华北沦陷区的主要组成部分,一些学者对日军对华北沦陷区经济掠夺作了深入的研究。曾业英依据华北伪政权舆论界的有关资料对日伪统制下的华北农村经济作了考察,认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对华北沦陷区农业资源的态度是主要重视棉花,之后既重视棉花,又重视食粮,要求实现以日本为中心的自给自足。为了增产棉花和粮食,日伪在组织上建立了华北棉产改进会、华北垦业公司、华北合作事业总会、华北农事试验场等指导机构,在技术上采取了兴修农田水利、举办农业贷款、培养农业技术人才、培育优良品种、增加土肥和倡用化肥、实行种子消毒和病虫害防治等措施,但最终遭到了失败。作者还分析了日本对华北农业资源的掠夺和统制问题,列举了日伪统治下华北农民的各种负担。通过细密的考证指出华北农村经济在日伪统治下已经陷入了破产的绝境,日本及其追随者正是其罪魁祸首[84]。该文为研究沦陷区农村经济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意义。曾业英还讨论了日本对沦陷区金融控制与掠夺的问题,日本占领华北后成立了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其中在河南新乡、开封、商丘、郑州建立了分行。通过独占货币发行权、实施通货膨胀政策、统制汇兑、控制金融机关、榨取民间资本等方式掠夺华北沦陷区金融,为日本战争需要服务,导致了沦陷区农民日益贫困,民族工业和农村经济破产[85]。日本占领华北之后,还成立了华北交通会社,控制了华北铁路。张利民认为日本为确保铁路线的畅通和发挥作用,制定了庞大而详密的计划。但在中国抗日军民的沉重打击下,华北铁路并不能完成原定的运输计划,日本在沦陷区的统治也仅仅维持在“点和线”范围,其迅速而最大限度地掠夺华北资源并将华北变为侵略战争兵站基地的企图成了泡影[86]。棉花是日本侵华战争中掠夺的主要资源,王士花论述了日本对华北棉花的掠夺,认为日本不仅设立了专门的棉产指导奖励机构——华北棉产改进会,而且注意调整棉花政策,吸引农民种棉。但由于日本的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棉产锐减,棉花商品化受到阻碍,华北农村经济濒于破产[87]。王士花还论述了华北沦陷区粮食的生产和流通问题[88]。
另外,谢冰松考察了河南沦陷区的奴化教育,指出日本在河南进行奴化教育的主要内容包括(1)宣扬“中日亲善”、“共存共荣”;(2)宣传奴隶道德及所谓“东方文化”;(3)宣扬“日满华一体”和“超国家集团”理论;(4)积极推行日语。奴化教育的方式是(1)设立地方“维持会”、“新民会”;(2)增加教育经费,设立伪学校;(3)实施集团训练,培养所谓“建设新中国之基本人才”;(4)举办各种训练班,奴化教师思想。日本在河南沦陷区推行奴化教育具有欺骗性、侵略性,其实质是日本“兴亚院”文化部所进行的一场“教育一体化”政治阴谋,是侵略、统治中国的“柔化”政策[89]。
总的来看,19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河南抗战史的研究,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也存在着不足。1990年代以前,对根据地的建立和经济建设的研究比较多,基本上弄清了一些史实。但在“革命话语”的范式下,“喊口号”几乎成为研究论文结尾的“统一”模式,缺乏对研究对象的思辨性思考,使研究成果缺乏应有的学术性。自19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研究理论、方法和视野的变革,河南抗战史研究有了明显的变化,其最主要的表现是研究论文的学术性加强了,“歌功颂德”式的学术论文和“口号式”的结尾逐渐减少了。但目前存在的不足也十分突出:一是研究的区域不平衡,即注重对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研究,而国统区和沦陷区的研究明显不足,仅资料整理而言,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居多,而沦陷区和国统区则少。二是所涉猎的领域不平衡,对于根据地的研究多从根据地的创立、根据地的建设着手,而对根据地抗击日伪和根据地社会史涉猎较少;对国统区的研究侧重于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失败的研究,缺乏对国统区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全方位思考;对沦陷区的研究偏重于日本对沦陷区的经济掠夺,而日伪对沦陷区的政治统治以及沦陷区社会问题涉猎较少,尤其是对日军在河南暴行的研究几乎是空白。三是不论是根据地还是国统区和沦陷区,经济史、政治史涉猎较多,社会史研究严重不足,也就是说对抗战时期的河南缺乏整体性研究。四是在党派研究中,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及其在社会权力网络中发挥的作用研究较多,而对国民党以及沦陷区的政治组织(如河南新民会)研究明显不够。以上这些不足,既与河南在抗战时期的地位不协调,也与目前史学界对抗战史研究的进程不协调,具有明显的滞后性。

三、河南抗战史研究应关注的问题

如前文所述,抗战时期各种政治势力角逐中原,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历史环境。因此,河南抗战史研究有许多需要关注的问题。
第一,加强抗战时期河南社会史的研究。整体社会史是“要将人类活动历史中的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相对区分出来”[90]。在抗战史的研究中,除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以外的内容就是社会史,社会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很多方面,如社会构成、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社会意识、社会问题等诸多方面,而且每一方面的内容又是丰富多彩的。关于如何开展抗战时期根据地社会史的研究,李金铮等有过很好的论述[91],本文结合河南的具体情况谈谈关于抗战时河南社会史研究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
在社会构成方面有人口、婚姻与家庭、宗族、阶级与阶层、社会群体与社会组织、民族等。抗战时期河南的社会构成比抗战前和抗战后都要复杂的多,比如就人口而言,有这样一些问题值得关注:(1)河南人口整体的演变,数量上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尤其是花园口决堤、战争给河南人口带来了那些变化?据侯杨方的统计,1936年河南人口为3429万人,1946年为2699.4万人[92],人口下降了729.6万人。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抗战时期河南人口的锐减,需要做慎密的研究和考证。(2)人口的分布,主要是地域分布。就抗战时期的河南而言,需考察根据地、国统区、沦陷区的人口分布问题。(3)人口构成,包括性别、年龄等自然构成和民族、职业、文化等社会构成。抗战期间,由于发生了黄河决口、日军暴行及掳掠劳工、战争中人口的消耗、1942—1943年大饥荒,对河南人口的自然构成和社会构成都产生了深刻影响,需要进行深入研究。(4)人口素质,包括身体素质、文化程度与技能和道德素养等。如对抗战时大饥荒期间的河南人口的身体素质进行人类学研究,不仅有助于人口素质研究的推进,而且有助于对这次饥荒的整体观察。再如在当时不论根据地还是国统区与沦陷区,都重视文化教育,这就不仅需要考察不同体制下人口受到了什么样的技能培训,达到了什么程度,而且要考察不同体制下人口道德素养、思想意识发生了那些变化等。(5)抗战时期是河南人口流动最为频繁的时期,日军的进攻、黄河决口、自然灾害、军事行动、征兵拉夫等等都会引起人口迁移,如1942—1943年河南大饥荒期间,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曾在灾区进行考察,亲眼目睹了大灾荒后人口逃亡的状况[93]。另外,不仅要研究抗战时期河南人口情况,而且要与抗战前后进行比较研究,才能总结出抗战对河南人口的影响。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社会共同体中最初级的单位,“对家庭婚姻模式的研究是分析和解剖社会结构模式的重要入手处。不同社会构成模式之间的差别首先表现为婚姻家庭模式的差别”[94]。抗日战争对河南婚姻家庭产生了重大影响,如中共在根据地进行社会改革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破除旧的婚姻制度,实施新婚姻制度,晋冀鲁豫根据地颁布了《晋冀鲁豫边区婚姻暂行条例》(1941年8月13日)[95]、《晋冀鲁豫边区妨害婚姻罪暂行条例》(1943年1月5日)[96]等,这些条例对根据地的婚姻家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夫妻之间婚姻的程序、婚姻制度(如废除一夫多妻制)、婚姻中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变化等;同时,在中共的道德观念之下,婚姻的择偶标准、家庭成员的地位,尤其在新婚姻制度下妇女在家庭及社会中地位的变化更值得研究。再如战争和社会灾害(包括自然的和人为的)给婚姻家庭带来的影响,家庭弱势群体如妇女、小孩(尤其是女孩)在各种灾害面前命运的变化;在沦陷区,日军的暴行如强奸妇女、慰安妇制度给妇女身心健康带来的损害,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的变化;在国统区,婚姻家庭是依然保持了传统还是有所变化等等,这些都是抗战时期河南社会史研究值得关注的课题。
在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阶级与阶层成为社会的基本构成。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蕴含着两大社会内容,一是社会成员的社会地位,一是社会分工的时代特征[97]。经历了抗战时期各种政治力量的冲击,河南固有的社会阶级和阶层是否发生了变化,以及不同阶级和阶层对抗战的态度等都耐人寻味。如果用社会学的方法分析抗日战争的背景下河南社会各阶级、阶层的构成,从社会流动和社会变迁的角度思考不同阶级、阶层之间的社会流动问题,通过阶层之间的流动分析抗战对河南社会的影响,研究不同群体的社会意识的变迁,如对汉奸、伪军、劳工、流民、枪会、中下层官僚(如县长、保长等)等进行群体考察,并进行阶层、群体对比研究,如根据地、国统区、沦陷区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比较研究,都是具有挑战意义的课题。
社会生活是社会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两个方面。抗战对河南民众的吃饭、穿衣、出行、娱乐、习俗等产生了哪些影响,国统区、沦陷区、根据地民众生活程度是否有不同等。对根据地、国统区和沦陷区社会生活进行比较研究,可以看出不同社会制度下人们的社会生活风貌。通过这样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深化河南抗战史的研究。另外,社会史研究的内容还包括社会关系、社会意识、社会问题等内容,在河南抗战史的研究中都属空白,都是需要加强的领域。
第二,加强国统区和沦陷区政权系统的研究。抗日战争对河南政权系统产生了巨大影响,形成了不同的政权系统,目前除中共抗日根据地政权已经有了一些研究,还须深化外,国统区和沦陷区的政权研究尚属空白。抗战时期河南国统区的政权结构和政权系统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开封沦陷后,省政府迁移到洛阳等地,豫西一度成为河南的政治中心和领导抗战的后方基地。在抗战中,河南省政府与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关系,对领导河南抗战发挥了哪些作用;河南省政府的政权结构、职能和作用与抗战前相比有哪些变化,省政府是如何发挥其政治职能的等等,都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抗战时期国统区的行政系统受到了重创,使国统区政权出现了两种类型:一种是国民党政权势力相对强大的地区,即国民党有完整的政权系统,各级政权机关可以完全行使职权,主要是豫湘桂战役前的豫西地区。一种是国民党政权控制相对薄弱的地区,如有的县政权离开了原县城,但仍没有离开县境;有的县政权形式上还存在,但流亡到相邻的县。在这类地区国民党地方县政权有的继续发挥着基层政权的作用,有的形同虚设。在这种背景下,有许多问题值得考察,如国民党河南省政权如何对县政权施加影响,县政权如何实现上级政权的意志和实现对基层政权的控制,国统区的保甲制度与抗战前相比有哪些变化等。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了加强对基层政权的控制,强化国民党党权的控制,在国统区推行县地方自治的制度,即新县制。新县制在河南国统区是如何实施的,其作用如何,是否达到了国民政府所预设的效果?另外,国民党政权系统与日伪政权系统和中共的政权系统之间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的研究,将有助于对抗战时期国民党政权的认识。
抗战时期,日军在占领区实行以华治华的政策,扶植伪政权,在沦陷区建立了省、市、县、区、乡、保等伪政权,还建立了伪河南省治安强化委员会、伪新民会河南总会等组织。关于河南伪政权的研究基本处于空白,需要研究的问题比较多,如各级伪政权的建立及组织系统,日人顾问在伪政权中的地位,日军如何通过伪政权实现其控制和掠夺河南经济,伪政权的职能、在沦陷区的治安强化运动以及对民众的控制,伪军的建立及组织系统,伪新民会河南总会及其在河南的主要活动、日军在河南的暴行的调查与研究等等,都需要做认真的思考和研究。
第三,加强对抗战时期河南经济的研究。战时河南经济由三部分构成,即根据地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国统区经济和沦陷区的殖民地经济。如前文所言,在已有的研究中,成果主要集中在抗日根据地,而沦陷区和国统区则比较薄弱。从1937年11月至1938年10月,日军先后占领了铁路沿线的安阳、新乡、焦作、商丘、开封、郑州等主要的工商业城市和农业经济相对发达的豫北棉产区和以种植花生、小麦、大豆、烟草为主的豫东南平原地区。日本在占领区施行经济统制政策,这些政策在河南沦陷区是如何执行的,日伪在沦陷区的经济政策及其效果,沦陷区农业、工商业的状况。另外,河南还是日军进行战争物资掠夺的主要地区之一,如1943年,伪河南省公署颁布了《民国三十二年度河南省油料收买要纲》、《民国三十二年度河南省毛革类搜集促进要纲》、《河南省政府民国三十二年度甘薯干收买要纲》等,其目的都是为了掠夺资源,支持日军进行的侵略战争,如搜集毛革方针中规定:“华北牛羊等毛类系为遂行大东亚战争上极重要之物资,向悉供为军用,惟迩来毛革类之出产状况或流入敌匪区,或因腹地消费增加,故所期数量之确保自属非易。本省府有鉴于此,根据华北政务委员会之指示,决意强行各种行政施策以资努力确保,而谋完遂我等供应军需之任务,俾贡献大东亚战争。”[98]收买甘薯干的方针指出:“本年度河南省内所增产之甘薯,使制成甘薯干,一方确保食粮,一方供给酒精原料,以俾供应参战之要求而完成大东亚战争。”[99]这些为我们研究日军对河南农产品的掠夺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除了农产品的掠夺外,日军还掠夺河南的煤炭等工业资源,如日军占领焦作后成立了“华北株式会社焦作炭矿矿业所”,疯狂掠夺焦作炭矿资源。此外,中原煤矿公司、福公司、六河沟煤矿公司等均被日军霸占[100]。因此,日军占领河南期间对河南经济的掠夺以及造成河南经济的损失数目都是可研究的课题。
偏安于豫西一隅的国民党河南省政府辖区的经济问题也值得研究,如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河南省政府的农政机关、农业政策等都在战时体制下进行了调整[101]。另外,河南省政府执行国民政府战时经济政策以及本省在战时制定的经济政策,河南国统区的农业与农村经济、财政与金融、工业与交通、集镇与市场等和战前比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问题都需要进行深入研究。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不仅可以推进河南经济史研究,而且对国民党战时经济政策在地方社会的实施能有一个新的认识。
第四,加强抗战时期河南文化的研究。抗战时期河南文化由三部分构成,一是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一是国民党统治区的三民主义文化,一是日军占领区的殖民地文化。三种不同政治体制下的文化,其性质、内涵和意义都有很大的不同,如根据地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102]因此,在新民主主义文化背景下,河南抗日根据地的报纸、教育、戏曲、民众日常文化活动如何体现新民主主义性质以及民众的接受程度如何,新民主主义文化在动员民众抗战中所起的作用。在河南沦陷区日伪如何推行奴化教育,奴化教育对民族心理产生了那些影响,日军对河南文化遗存进行了哪些破坏等,都是可以研究的课题。
总之,对上述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是深化河南抗战史研究的必由之路。换句话说,在今后的研究中,如果注重抗战时期河南社会史、国统区与沦陷区政权系统、河南战时经济与战时文化的研究,必将使河南抗战史研究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
 
(原载《许昌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点研究项目“河南经济通史研究”(批号07JJD790152)阶段性成果。
[1]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2编《作战经过(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139—140页。
[2] 张宪文、黄美真主编:《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7-120页。
[3] 河南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纂:《河南省志》第22卷《军事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3页。
[4] 河南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纂:《河南省志》第16卷《政府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7-29页。
[5] 《国民参政会华北慰劳视察团报告书》,国民参政会华北慰劳视察团1940年4月编印,第63页。
[6] 张宪文、黄美真主编:《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第334页。
[7] 河北省原称直隶省,因而位于其南部的南乐、清丰、濮阳、长垣、东明五县,习惯上被称为直南五县。
[8] 《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河南部分概述》,《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一)》,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6页。
[9] 《中央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给长江局的指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18页。
[10] 张震:《豫皖苏抗日根据地综述》,《豫皖苏抗日根据地(一)》,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页。
[11] 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著:《河南抗战简史》,序言,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12] 张震:《豫皖苏抗日根据地综述》,《豫皖苏抗日根据地(一)》,第1页。
[13] 重庆市档案馆:《豫陕绥宁走私现状报告书》,《档案史料与研究》1995年第2期。
[14] 重庆市档案馆:《视察陇海沿线各厂矿报告书》,《档案史料与研究》1999年第3期。
[1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1938年黄河决堤史料一组》,《民国档案》1997年第3期。
[16] 郭传玺:《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开辟》,《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4期。
[17] 郑延泽、孟彩云:《论豫北平原抗日根据地的创立和发展》,《史学月刊》1989年第1期。
[18] 冀鲁豫边区革命史工作组:《冀鲁豫边区革命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19]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1937-1949)》,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0] 李占才:《豫皖苏边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经济财政建设》,《铁道师院学报》1995年第3期。
[21] 张留学、毛锡学、鲁德政:《豫皖苏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史学月刊》1981年第5期;张留学、郭德欣:《豫皖苏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发展及其历史经验》,《郑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
[22] 张留学:《彭雪枫与豫皖苏抗日根据地的创立》,《郑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张留学、郭德欣:《彭雪枫挥师西进与豫皖苏根据地的收复》,《史学月刊》1985年第2期。
[23] 王全营:《抗日战争后期河南解放区的开辟》,《中州学刊》1985年第4期。
[24] 谢照明、赵有华:《片论豫西抗日根据地》,《许昌师专学报》1986年第3期。
[25] 高秀用:《河南(豫西)抗日根据地创建发展原因初探》,《军事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
[26] 李新福:《武汉沦陷前后鄂豫边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湖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
[27] 张影辉:《鄂豫边区的战略地位及其历史作用》,《武汉大学学报》1984年第6期。
[28] 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室编:《战斗在鄂豫边区》第1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页。?
[29] 刘光明:《新四军第五师向河南发展问题之我见》,《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5期。
[30] 夏牧原:《新四军第五师及豫鄂边区的抗日斗争》,《江汉论坛》1985年第8期。
[31] 潘泽庆:《绾毂中原——抗战后期中共中央发展河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壮举》,《军事历史》2006年第1期。
[32] 毛锡学:《抗战时期晋冀鲁豫边区的对敌经济斗争》,《许昌师专学报》1986年第4期。
[33] 张文杰:《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民生斗争》,《中州学刊》1986年第5期。
[34] 项斌:《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对敌经济斗争》,《经济经纬》1985年第4期。
[35] 花瑜:《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运动》,《平原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
[36] 徐建国:《抗战时期晋冀鲁豫边区减轻农民负担历史考察》,《阴山学刊》2004年第5期。
[37] 魏宏运:《论抗战时期晋冀鲁豫的集市贸易》,《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1期。
[38] 魏宏运:《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商业贸易》,《历史教学》2007年第12期。
[39] 李占才:《豫皖苏边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经济财政建设》,《铁道师院学报》1995年第3期。
[40] 程丕祯等:《谈豫皖苏边区货币》,《中国钱币》1991年第1期。
[41] 王流海:《豫皖苏革命根据地货币探疑》,《中国钱币》1999年第4期。
[42] 任峰:《抗战时期鄂豫边区的农业生产》,《河南大学学报》1984年第6期。
[43] 何先鹰:《论华中抗日根据地鄂豫边区的工商税及关税》,《武汉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44] 赵学禹:《鄂豫边区建设银行与边区经济建设》,《武汉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
[45] 熊科:《红色堡垒的金融明珠——记鄂豫边区建设银行》,《党史天地》1996年第8期。
[46] 刘世永、解学东:《河南近代经济》,第384—409页。
[47] 龚伏秋、刘光明:《“三三制”原则在鄂豫边区的实施》,《江汉论坛》1985年第9期。
[48] 吴德华:《鄂豫边区的抗日民主政权》,《江汉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
[49] 魏宏运:《1939年华北大水灾述评》,《史学月刊》1998年第5期。
[50] 苏新留:《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抗灾渡荒述略》,《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1期。
[51] 李文海等:《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52] 张同乐:《1940年代前期的华北蝗灾与社会动员——以晋冀鲁豫、晋察冀边区与沦陷区为例》,《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1期。
[53] 夏明方:《抗战时期中国的灾荒与人口迁移》,《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2期。
[54] 张泰山:《抗日战争时期鄂豫边区农民对减租减息的心态》,《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55] 郭晓平:《论抗日战争时期冀鲁豫边区的枪会》,《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4期。
[56] 郭晓平、闵娟:《抗日战争时期的豫北天门会》,《史学月刊》1999年第6期。
[57] 乔培华:《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与天门会》,《历史教学》1992年第7期。又见乔培华:《天门会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58] 乔培华:《日军对天门会的怀柔政策及其破产》,《史学月刊》1992年第1期。
[59] 张小波:《民间会道门与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河南会道门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05届硕士学位论文。
[60] 【日】三谷孝:《豫北天门会与中国共产党》,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研究室:《魏宏运先生七十华诞之庆:二十世纪的中国农村社会》,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年版。
[61] 渠长根:《1938年花园口事件研究综述》,《许昌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62] 陈传海、丁福利:《花园口掘堤事件再评价》,《商丘师专学报》1987年第4期。
[63] 林观海:《1938年黄河决口的真相》,《郑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
[64] 渠长根:《1938年花园口决堤的决策过程述评》,《江海学刊》2005年第3期。
[65] 张宪文、黄美真主编:《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第129页。
[66] 马仲廉:《花园口决堤的军事意义》,《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4期。
[67] 田照林:《正面战场作战史料选用——兼论花园口决堤对抗日战争的影响》,《军事历史研究》1998年第1期。
[68] 徐有礼、朱兰兰:《略论花园口决堤与泛区生态环境的恶化》,《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2期。
[69] 张宪文、黄美真主编:《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第334—335页。
[70] 【美】费正清、费维凯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04页。
[71] 贾天运:《洛阳保卫战述略》,《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4期。
[72] 赵可:《灵宝战役述评》,《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4期。
[73] 【美】费正清、费维凯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06页。
[74] 张设华:《日军“一号作战”与国共两党战场》,《武陵学刊》1996年第2期。
[75] 徐有礼:《武汉会战大别山北麓战场述评》,《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76] 李新荣:《试论抗战时期的豫南战役》,《郑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
[77] 夏明方:《1942—1943年的中原大饥荒》,《纵横》1998年第5期。
[78] 李光一、吉新报:《抗战时期河南国统区的“水、旱、蝗、汤”》,《商丘师专学报》1987年第2期。
[79] 曹霖华:《抗战时期日本政府所设华中振兴会社述评》,《档案与史学》2003年第1期。
[80] 刘世永:《日本侵略者对河南沦陷区的经济掠夺》,《河南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
[81] 徐建国:《日寇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农业的破坏——以晋冀鲁豫边区为例》,《承德民族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82] 张俊英:《抗日战争时期河南沦陷区农民徭役负担考》,《平顶山师专学报》1999年第3期;张俊英:《河南沦陷区农民负担浅析》,《平顶山师专学报》2003年第6期。
[83] 刘世永、解学东:《河南近代经济》,第344—366页。
[84] 曾业英:《日伪统治下的华北农村经济》,《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3期。
[85] 曾业英:《日本对华北沦陷区的金融控制与掠夺》,《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1期。
[86] 张利民:《日本对华北铁路的统制》,《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4期。
[87] 王士花:《华北沦陷区棉花的生产与流通》,《清华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88] 王士花:《华北沦陷区粮食的生产和流通》,《史学月刊》2006年第11期。
[89] 谢冰松:《抗战时期河南沦陷区的奴化教育》,《史学月刊》1999年第5期。
[90] 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上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7页。
[91] 李金铮:《抗日根据地社会史研究的构想》,《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1期;李金铮、张雪:《抗日根据地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2期。
[92] 侯杨方:《中国人口史,1910—1953》第6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6页。
[93] 宋致新编著:《1942:河南大饥荒》,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6—38页。
[94] 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上卷),第42页。
[95] 蔡鸿源主编:《民国法规集成》第71册,黄山书社1999年版,第146—148页。
[96] 蔡鸿源主编:《民国法规集成》第72册,黄山书社1999年版,第8—9页。
[97] 王先明:《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98] 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华北经济掠夺》(15),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838页。
[99] 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华北经济掠夺》(15),第841页。
[100] 刘世永、解学东主编:《河南近代经济》,第356—357页。
[101] 张广舆:《河南省之农业建设》,《中农月刊》第4卷第1期,1943年1月30日出版。
[102]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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