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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台湾地区孙中山研究的进展与困境

2014-6-20 09:58| 发布者: webmaster| 查看: 2372| 评论: 0|原作者: 张金超|来自: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摘  要]:文章主要从著作和论文两个方面,评述新世纪以来台湾地区孙中山研究的大致概貌。同时,指明当下存在的困境和分析其归因,对今后如何推进研究提出几点思考。但愿对大陆地区的同行提供一些学术信息或借鉴。

[关键词]:台湾  孙中山研究  进展  困境


长期以来,台湾地区是两岸乃至全球孙中山研究的学术重镇之一。尤其是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与大陆学界比翼双飞、交互辉映,出版有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召开了系列专题学术研讨会,涌现和培养了一拨知名专家。孙中山研究在岛内当之无愧地成为了“显学”。进入新世纪后,由于种种原因,骤然降温,风光不在,取得的成果难如人意。

近十年台湾地区的孙中山研究样态可作如是观照:整体低迷状态下仍不乏亮点;旧题新做,有所深入;以孙中山与列强关系为重点和热点的相关研究,进步明显;思想与事功、与同时代人物关系等领域有所展拓。遗憾的是,新史料的挖掘整理进展不大。


最具份量的成果,当首推台北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为庆祝该会成立四十周年刊行的“中山先生与世界”系列丛书。该会以阐扬孙中山思想及奖励学术研究为主旨,曾出版有“中山丛书”及“中山文库”。截止目前,该丛书已推出有蒋永敬、杨奎松著《中山先生与莫斯科》,李云汉著《中山先生与日本》,陈三井著《中山先生与法国》、《中山先生与美国》,李国祁著《中山先生与德国》,黄宇和著《中山先生与英国》,段云章著《中山先生的世界观》,张家凤著《中山先生国际友人》(上下),李金强著《中山先生与港澳》等。

丛书有三大特色:其一、作者多为研究有素之士,学风严谨,均有前期积累,于此基础之上撰成专书,保证了学术质量。其二,主其事者不拘一格,秉持开放主义,物色的各书著者不局限于宝岛,既以台湾学者为主体,又吸收大陆、香港及澳大利亚的学人参与。其三、主办方未刻意追求出版进度,没有一次性推出,而是成熟一部推出一部。兹据上述各书面世时间为序,予以略介。

对孙中山与苏俄关系的研究,两岸学者观点向来存有分歧。台湾学者成果叠出,蒋永敬于此用功甚深。蒋氏的《孙中山先生与越飞联合声明前的谈判》、《马林与国共合作》、《鲍罗廷与政组国民党》与大陆学者杨奎松的《莫斯科决定联合孙中山之经过》、《孙中山的西北军事计划及其夭折》、《孙中山、莫斯科与国共纠纷的缘起》六篇论文合为《中山先生与莫斯科》一书刊出。这是新时期两岸学人合作著述的新尝试。此书利用1920年代有关中国革命运动、苏俄和共产国际关系的莫斯科档案,以专题形式,对“联俄容共”政策、孙中山与苏俄及共产国际的关系予以诠释,不乏真知灼见。

对孙中山与法国的关系的研析,前人已有零星成果问世。陈三井的《中山先生与法国》,用五章篇幅来论述孙氏一生与法国的关系,探讨了孙中山思想的法国渊源、孙中山革命与法国的联系、辛亥革命与法国态度、民初政局与法国立场,孙氏晚年与法国关系等,论及孙中山对欧战的反应及对金佛郎案的看法。该书是对孙中山与法国关系的全面梳理。作者深以未能使用法方的原始档案为憾。

在诸列强中,孙中山与日本关系最为密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该专题研究硕果累累,代表性的有李吉奎的《孙中山与日本》、段云章的《孙文与日本史事编年》、俞辛焞的《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李云汉依据多年的学术积累,著成《中山先生与日本》,分八个主题,论述孙氏一生与日本朝野的关系。四书相得益彰,可优势互补。

李国祁是研究近代中德关系史的名家。李氏利用德外交部档案撰有系列文章,并著成《中山先生与德国》,五章。作者强调,1905年为孙中山与德国关系的开端、孙氏及革命党人在思想上与德国文化及国家社会主义存在差异、德政府对孙中山与其所领导的南方政府采行不承认主义外交政策。有学人誉之为“是迄今为止,研究孙中山与德国关系最为完整并极富创见的一部有价值专著”。

孙中山对美国有着特殊的情感。陈三井的《中山先生与美国》,六章,全面回顾了孙氏一生与美国朝野的关系。该书分别探讨了中山思想的美国渊源、辛亥革命与美国关系、民初政局与美国态度、孙中山晚年与美国的关系、美国人及美国官方眼中的孙中山等主题。作者强调,终孙中山一生,就其与美国官方接触和交涉的过程而言,不啻一部失望、挫折和屈辱的历史。一个他所赞美倾慕的国家,却对他反应冷漠,这是孙中山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此论的确值得令人深思。

澳籍华人黄宇和利用语言优势,多次赴英国档案馆查询史料和实地走访,历时三年多,撰成《中山先生与英国》。是书共十章,仔细论述了伦敦蒙难、辛亥前后、南方政府等时段英国与孙中山的千丝万缕联系等。尽管书中的不少论点仍值得商榷,但是作者竭泽而渔占有史料的功夫和认真入微的探研态度着实令人赞佩。

随着孙中山与各国关系研究的次第展开和部分成果的取得,从宏观上把脉孙中山与世界关系的著述亦应运而生,即段云章的《中山先生的世界观》。段氏强调,孙中山被称赞为中国和世界的伟大民主革命家,主要特征在于他认知“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和“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所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并秉此而进,不断扩大识量,不断“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逐步形成了治世情国情于一炉,推进革命事业的具有特色的世界观。作者分“从农村走向世界”、“开拓中国民主共和道路”、“另辟捷径的中国经济近代化设想”、“治中外文化于一炉的中国新文化”等专题进行探讨。段著付梓后,李云汉和蒋永敬予以置评。

孙中山在领导革命过程中,得到数以百计国际友人的支持和帮助。张家凤于此着力撰成《国父革命与国际人士》。张氏指出,孙中山领导革命成功主要归功于党员之奉献、知识分子的协助、爱国华侨之支持、会党社会之结合、新军之策应。而国际人士的襄助仅算配角。作者根据已有文献统计出襄助中国革命之国际人士计585人,而其中日本人士最多,达503人,占85.98%。

港澳在孙中山的革命征程中位置独特。香港是孙中山早年接受教育及孕育革命思想之地,澳门是其走向世界的舞台。上世纪末,随着香港、澳门相继回归,学界已陆续发表一些相关主题的论作,而对之进行综合探究则阙如。李金强适时撰成的《中山先生与港澳》,使得“中山先生与世界”丛书的拼图相对较为完备。作者重在探析孙氏革命思想、大学时代与港澳的关系,兴中会、同盟会时期党人在港澳的组织与活动,及港澳对内地革命活动的支持。李氏最后强调,“辛亥革命摇篮在香港”。

该系列丛书选题集中,涉及孙氏与美、英、法、德、日、俄等诸列强的关系,均为上乘之作,堪称当前两岸孙中山研究成果中为数不多的精品。台北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的这种做法,将会给大陆相关单位予以启迪。

除了上述丛书,还有三部著作,值得重视。

对孙中山与美国关系的探研,在台持续升温。除却《中山先生与美国》,还有两本不能不提。其一为张忠正的《孙逸仙博士与美国》,九章,侧重探讨1894年至1925年孙中山与美国朝野间的互动关系;1911年之后孙中山争取美国支持的过程与挫折;乃至美国对孙氏政治活动与革命目标的态度等。其一为习贤德的《孙中山与美国》,作者概述了孙氏一生与美国的交往及美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重在分析孙中山对美认知形成的历史背景、与美朝野交往的轨迹、对美国建国经验的认知、孙氏亲属游美经验及对美评论、争取外援及其对美观感的转折等论题。张、习两书均在挖掘美外交档案和美出版的英文报刊资料上有所突破,且从不同视角讨论问题,得出相对客观的论断。今后学人若从事相关领域的研究,上述两书将成为必定的参考文献。
另一本即庄政的《孙文革命思想发展史论》。作者先从历史考察,再做哲学探讨。庄氏指出,地理环境的影响、历史渊源及教训、对清季苛政的愤慨、列强侵华的刺激、师长和同志的支助为客观环境;家庭熏陶、学校教育的启导、宗教信仰的助益、中华文化之道贯、欧美思想制度之规抚系主观条件。接着以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民生史观四个专题深入剖析孙氏革命思想的内涵。该书为新时期系统论述孙中山革命思想发展脉络的专著。


如果仅仅把上述著作视为近十年来台湾孙中山研究的最新成果,则有失全面。台湾学界同时发表有多篇相关学术论文,提出了一些新观点。据笔者粗略统计,有百余篇,仅择其要者予以略介。

关于对孙中山的评价

秦孝仪指出,孙中山是跨越中国三个世纪伟大的先知先导。因为,没有他的先知,中国还将沉睡不起;没有他的先导,中国仍将颓败不振。

王尔敏评述了孙中山在二十世纪的历史地位。他认为,孙中山是二十世纪与美国威尔逊、印度甘地并称的三大伟大政治家,孙氏“不但创建民国开中国民主新纪元,亦是生平提倡济弱扶倾之国际和平主张,帮助亚洲被压迫民族”。

庄政引用孙中山的若干实事与言论,论证了孙氏“品格自然伟大、度量自然宽弘、精神自然专一、研究自然精博”的人格特质,强调“一切出于自然,尤属难能可贵。”

关于孙中山的生平事功

《镜海丛报》为葡萄牙人飞南第(Francisco Fernandes)在澳门创办的一份中文报刊,它与孙中山颇有渊源。有学者通过对《镜海丛报》中关于孙中山的有关报导的分析,探讨了孙氏的早年形象,并藉以说明孙中山何以能结合仁人士致力改造中国的事业。作者认为,《镜海丛报》比《伦敦蒙难记》更早塑造了孙中山的英雄形象。还有学者仔细研究了《中国旬报》,着重论述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早期的改造中国思想。

孙中山一生数次遇劫,但有两次影响较大,一为1897年伦敦蒙难,一为1922年陈炯明兵变广州蒙尘。邵铭煌将两者予以比较,探究了孙中山“坚毅不屈,愈挫愈奋”的奋斗精神,分析了事件对孙氏革命事业的影响。邵氏指出,尽管两次事件在不同时空下发生,却有相似之处:攸关性命;与三民主义相关,前者有助于三民主义的完成,后者使得三民主义重生;与革命进展有关,前者使其声名远播,更加注重宣传,后者促其重整党务,益觉革命军之必要性,加速建立黄埔军校,不仅两广革命基地赖以巩固,并且为北伐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

民元前孙中山曾七次赴美和檀香山,革命活动中得到诸多美国人士的支持,并数次引用美国名人和学者的观点和学说。张忠正浓缩《孙逸仙博士与美国》一书的论点,撰文强调孙中山三十年的革命生涯中,“自始至终与美国脱离不了关系”,分五个时段重点论述了美国官方和民间对孙中山的态度。

同盟会成立后至武昌起义爆发前,革命党人曾组织、发动了十次武装起义,但均以失败告结束。1911年10月27日,为响应武昌之役,云南腾冲发动起义,并建立了滇西军政府——滇第一军都督府,存时三月余。张兆兴论述了腾越起义的过程,并依据指出“腾越起义当属孙中山和黄兴领导的又一次武装起义,而且起义一举成功。”

为庆祝同盟会成立百周年暨孙中山逝世八十周年,李云汉研析了孙中山与台湾的历史因缘。李氏指出,战败割台是促使孙中山迅速采取革命行动的一项动力,台湾在孙中山心中有着特殊的位置,他认定台湾人是中国人,革命党应在台湾建立组织,台湾距闽、粤两省最近,可作为运输武器弹药及策划革命行动的基地,台湾是中国已丧失的疆土,待中国强盛后是要收回的。李氏还论述了孙中山三次莅台经过,追随孙中山的台湾人及孙中山逝世,台湾开展的真切悼念活动等议题。与此相关,王晓波论述了孙中山的革命志业与台湾同胞的抗日救国运动的关系。王氏强调,近代中国民族自救运动的历史与台湾命运息息相关,也与矢志“恢复中华”的中国国民党的历史息息相关。所以台湾的命运也与中国民族自救运动和中国国民党的历史息息相关。

对“三大政策”,克思明提出新见。他指出,孙中山没有提出或订定“三大政策”是事实,而共产党人后来在历史论述中加以诠释和运用也是事实。国共两党对“三大政策”的争议,是两党互争革命正统的历史根源。

还有学者探讨了孙中山晚年北上与苏俄的关系。作者指出,在莫斯科的影响下,1924年底孙中山应邀北上,希望实现统一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政治主张,但当时的政治现实与他个人的身体状况都不能使他如愿以偿。苏俄支持孙中山北上,是莫斯科从国家利益出发急于拓展自己的国际空间,推行务实外交政策的结果。

关于孙中山的思想

对孙中山早年思想的分析,学界存有“革命”与“改良”之争议。张玉法提出新论以纠正前人之说。张氏指出,孙中山早年的革命思想,分为革反(即造反)和革进(即维新、改良、改革)两个方面,只有如此理解,才符合孙中山用革命二字的本意。另从孙中山一生的事业观之,革命二字的含义亦复如是。

对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研究,前人已比较深入。陈沛郎别开生面,比较了孙中山与梁启超民族形成理论的异同,作者认为,孙、梁对于民族形成的条件与因素大致上并无太大差异;关中华民族的形成的看法则大相径庭,孙希望革命建国后各族能融合成一中华民族,梁则认为中华民族自始便是一个多元结合,早已存在;关于国家与民族之关系,二人皆由族国的理想转变成国族的观念,尽管孙中山认同民族自决,梁启超则提出了中华国民的概念,但两人都重视多元社会,尊重与协助各族群的生存与发展,消弭各民族与族群间的隔阂,这是无法抵挡的世界潮流。

有学者撰文探讨了孙中山民权思想与先锋主义的关系。文章集中梳理了孙中山1910—1920年代所关心的主要议题,探讨孙氏在民国后的政治主张。作者指出,孙氏成年后的政治思想,既忠于民权的原则,同时也遵循革命先锋队的理念,从而影响到他对未来宪政秩序的看法。孙中山在国民党改组为列宁式的政党以前,便已经信从先锋主义,而且将其先锋主义奠基于连贯一致的认识论。从自由民主主义的理路来看,民权思想与先锋主义间的确存在着紧张性。然而,“非自由”的民主主义,既保留民权理想,又强调强而有力的领导,对于二十世纪初期具世界主义观的知识分子来说,普遍具有吸引力。

以动态的眼光来探析孙中山思想的承继,不失为有益尝试。赵勋达探讨了孙中山“大亚洲主义”在台湾的兴起与发展概况。他指出,日本大亚细亚主义的发展有一战期间、1924年《排日移民法》通过以及1933年日本退出国际联盟三个节点。一战期间,台人来不及参与。之后台人试图与之对话乃至对抗。从1924 年起,台人在大亚细亚主义的论述矛盾中,常常援引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思想鼓吹台湾所应获得的平等地位。然而,随着时局日趋严峻,“大亚洲主义”的合法性渐次衰微,1937年日本倡行“大东亚共荣圈”时,台湾已无“大亚洲主义”滋长的空间。

关于孙中山与同时代人物关系

华侨是革命党的重要依靠力量。孙中山曾说:“华侨的思想开通较早,明白本党的主义在先,所以他们革命也是在先,每次起革命都是得海外同志的力量。”黄玫瑄以黄花岗起义为中心,揭示了孙中山与客家华侨的关系。作者指出,同盟会后期,选择槟榔屿作为中国革命的指挥中心,进而在1910 年召开“庇能会议”,决议发动“三·二九广州之役”,其主要因素之一即所谓“客家因素”(包括客家因缘、客家帮)的存在。

有学者在掌握翔实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严密的分析,论述了辛亥前后宋嘉树家族对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理解和襄助,纠正了若干史事错误。

黄自进对孙中山与蒋介石的往来关系,尤其是两人如何从疏到亲、蒋氏如何得到孙的赏识等议题做了系统研析。作者指出,早年蒋介石追随陈其美,刺杀陶成章的行为,得到孙的肯定。蒋介石的军事学历背景以及他在中华革命党东北军及护法时期粤军阵营的实际历练,成为其后孙中山特别借重的原因。蒋介石能够出掌黄埔军校,孙中山的赏识实扮演着关键性角色。

徐辉琪着重探析了孙中山对冯玉祥的影响。徐氏指出,尽管冯一生与孙从未谋面,但孙中山及其思想对其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构成了冯氏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鲜明特点。对二人关系的研究,既可看出冯氏在与孙中山取得联系后如何不断搏取,从不完全自觉到比较自觉地以孙中山的思想与行动作为准则,义无反顾地重塑自己历史的轨迹,又从一个侧面深刻揭示了孙中山及其思想的巨大号召与感染力。

随着苏俄与共产国际档案资料的开放,两岸学者对首位使华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研究有较大突破。马铭德依据新资料,厘述了马林来华前后对中国国情的观察及马、孙在桂林会见的情况。作者强调,桂林会谈,马林代表苏俄希望联合孙中山的成分应更大,而孙中山联俄的想法只是他将来统一中国后,开展多边外交中的一个内容。至于后来转向“联俄”,则是情势有变使然。

蒋永敬透过孙中山与鲍罗廷关系的探讨,分析了两人的关系及鲍氏对中国革命所起的作用。蒋氏认为,鲍罗廷的所为与俄共派其来华的初衷相违背。从鲍罗廷对孙中山及国民党的工作实况来看,都是围绕着“三大政策”在进行。其联俄工作,在促反帝;联共工作,在促反右;农工运动,在促反资。总目标是推行国民党“左派运动”。鲍之在华工作,对中国革命势力之提升固足肯定;但其“左派运动”也造成国民党人不断的反弹。初有右派的反弹,继有右派与中派的反弹,最后而有右、中、左三派共起反弹。鲍之在华使命,于焉结束。

关于孙中山新史料的挖掘

史料挖掘整理是孙中山研究的基础,从某种程度来说,它亦是孙中山研究兴衰的一个重要表征。黄宇和根据史雷特私家侦探社(Slater’s Detective Association)派以跟踪孙中山的侦探每天所写的报告、康德黎夫人(Mabel Cantile,梅布尔·康德黎)日记、旅英的日本植物学家南方熊楠日记、英国外交部档案和伦敦各大报章等资料,编辑整理出孙中山1896至1897年孙中山旅英日志,裨于人们深入、细致地了解孙中山每天的活动情况。


实事求是地讲,近些年来两岸孙中山研究观点逐渐趋同,实证研究和细化研究得到学人的广泛认同。但我们也应看到,目前海峡两岸的孙中山研究景况颇有相似之处:均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辉煌基础之上持续前进,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总量不多;部分论点有所拓展,但进展不大,未有实质性突破。

就台湾地区来说,除“中山先生与世界”丛书外,有创见的、高质量的成果难觅,之于上世纪末叶的风光有别天渊,令人唏嘘。其次,当前台湾地区从事孙学研究的青年才俊不多,现有成果多为“老面孔”的前辈学者在经营,人才断层现象令人担忧,以孙中山为选题的在读研究生更是凤毛麟角。此外,尽管台方有关机构亦曾举办了一些相关学术研讨会,但学术味不足,即连著名孙中山研究专家、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原所长陈三井亦慨言:“台湾的纪念史学已日趋式微,今后恐难举办大型而有规模的纪念孙中山的研讨会了。”

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大致有三:一、孙中山研究学术起点高,学人欲选有新意的课题颇有难度。二、受学术发展规律的制约。梁启超曾将学术思潮的演进概括为启蒙、全盛、蜕分、衰落四期,孙中山研究当前处于蜕分或衰落期,即所谓“境界国土,为前期人士开辟殆尽”,后起者“只取得局部问题,为‘窄而深’的研究”。三、与当地的政治、学术生态现状有关涉。2000年民进党上台执政,岛内学界整体转向台湾史研究,当局甚至一度荒唐地宣称中国史为外国史,孙中山研究乃至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很难获得经费资助。2004年以后,尽管国民党又重新秉政,但此种流弊短时期内难有改观。

欲走出困境,窃以为,应重在以下三方面着力:

加强新史料的整理与研究。

此说可谓老生常谈,当下却显得尤为迫切。陈寅恪早说过:“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随着世界各地档案馆、图书馆开放程度的逐步提高,及海量民国报刊的影印再版(部分报刊甚至可以全文检索),为系统发掘孙中山的佚文提供了可能和极大便利。此外,学人应突破旧观念的藩篱。新资料除了分布在各地档案馆和数以百计的中外文报刊中所载的为数不菲的佚作(含著作、演说、谈话、宣言、公牍、文告、题词、杂文等)外,难以数计的其他样态相关史料(如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民国时期学人的研究文章、各报刊对孙中山活动的详细报导及评论、时代同人对孙中山的回忆等)亦颇具学术价值。

二、增进两岸深度的学术交流。

学术交流是增进两岸政治互信的有效途径之一。表面上看来,两岸学术交流已成常态,学人互相参加对方举办的研讨会,联系热络。但交流仍不够充分,尤其是青年学者的交流、互访平台严重缺乏,资料、成果和信息交换渠道不畅,亟待加强,如前述“中山先生与世界”丛书,恕笔者孤陋寡闻,在大陆各大公立或高校图书馆,很难有整套收藏的。再者,台北的“党史馆”、“国史馆”等单位,广东的省立中山图书馆孙中山文献馆、中山大学图书馆,南京的第二历史档案馆、北京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处,均藏有海量孙中山及相关原始文献,学人若进行有关专题著述,不亲赴对方查阅,而仅凭藉已版的《国父全集》、《国父年谱》(修订本)、《革命文献》、《开国文献》、《孙中山全集》、《孙中山年谱长编》等书是远远不够的。

三、两岸学界可考虑项目合作。

两岸有关机构和学人还可考虑合作攻关某些课题,应特别着眼于史料性、基础性项目的开展。如是,既可推动两岸学术互动场景的强化,又具有开拓性的价值。目前条件基本成熟,两岸学者于此用力,必将会有较大突破。如吴相湘呼吁多年的《国父年谱》的修订工作可率先着手——诚然,两岸学人能够携手合作的项目远不止于此。我们对之翘首以盼。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文章原载《中山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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