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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杰:史料“三新” 拓展深层

2016-6-5 07:41| 发布者: webmaster| 查看: 739| 评论: 0|原作者: 王杰|来自: 澳门理工学报


2016年春节期间,作者(左)探望章开沅先生(右)
作者:王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副会长,博士
 
  孙中山研究,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被学界誉为“显学”,弦外之音者,高处不胜寒也。如何拓展与深化,颇费思量。史料即史学,本文之“三新”,可释为:新史料的发掘、伪史料的考订、旧史料的新解。
  一、新史料的发掘
孙中山史料,大致分为两大板块,一曰“主体”(孙中山本人),一曰“客体”(与孙中山相关者)。经过百余年的发掘,以《辛亥革命》(资料丛刊本)、《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孙中山全集》、《国父全集》、《革命文献》、《孙中山年谱长编》等巨编为经典的“主体”史料,经已从数以百计向数以千计迈进。大体上说来,“主体”史料难再有“井喷”式的发现,而对四散的“碎金碎银”,仍有收获的空间。本人曾于2000年在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搜集到不少孙中山批阅的函件,又在“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1833~1911)”和“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1911~1949)”搜获孙氏的“谈话、函电、题词”等二十余篇。黄彦主编的《孙文全集》将以不少“新史料”予人惊喜,桑兵主编的《孙中山史事编年》亦将展示孙中山相关史料更宏大的画面。凡此,对于串联孙中山的思想与事功,无疑起到重要的“链条”作用,对推动孙中山研究的纵深发展,意义非凡。
  与“主体”史料的深入发掘相较,“客体”史料的开发令人眼界大开。近年,桑兵主编的《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汇编》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古应芬、陈策、刘纪文、伍汉持、田桐、曾省三等原始资料断续在海外的发现,令人感奋有加。应该看到,孙中山早年生活环境的史料,仍属薄弱环节,与孙中山相关人物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大多仍显苍白,比如曾经追随或与孙中山并肩战斗的陈少白、冯自由、胡汉民、陈其美、程璧光、陈友仁、伍朝枢等人的文集仍付之阙如,《马坤回忆录》未见中译本,《伍廷芳集》问世于1993年,仍有较大的增补余地(尤其是伍氏出任公使期间的外文材料)。再者,对立面、海外华侨华人的相关史料,恐亦挂一漏万。笔者于2014年在温哥华所见《加拿大洪门民治党员名册》(1898~1948)、《加拿大洪门捐款登记簿》(厚达一尺多,埃德蒙顿)、孙中山关于“博爱”的题词(温哥华)等,这些零星珍品,或可对孙中山民主革命的“海外策源地”提供新的史料支撑。而此间洪门所藏《清室关于预备立宪告示》(1910年毛笔抄件,温哥华),即可从另一个侧面惊见洪门组织与清室互动的奥秘,这究竟是“逢场作戏”的“表面文章”,抑是“八面玲珑”之“江湖做作”?尚待深入研究。但华侨思想之繁乱、革命组织内部之驳杂、海外革命局势之险恶,则有目共睹,这一点毋庸置疑。有鉴于此,本人欲与张金超编辑《孙中山史料拾遗》一辑,旨在突破旧观念,不仅收录孙氏佚文、各方致孙氏函电、孙氏活动行踪的报导,还将时人的回忆等也一并考虑,含晚清民国期刊数据库、海外报刊如新加坡的《新国民日报》、《叻报》、《南洋商报》,加拿大《大汉公报》,新西兰《民声报》等相关资料。《新国民日报》系新加坡国民党分部于1919年创办,关注国内孙中山行踪与言论,重墨国外国民党分部活动的报导。将散见新素材冶成一炉,有利于与已有的史料相互补充、印证。
  二、伪史料的考订
学人在史料辨伪方面下过不少功夫,如《孙中山文史考补》[1]、《孙中山家族源流考》[2]等可视为有益尝试,孔祥吉亦曾就《革命逸史》的史实谬误做过考证,等等。[3]毋庸讳言,迄今为止,相关的考订充其量只是零敲碎打,未见一本有份量的史料辨伪专著,尤其缺乏罗尔纲式的“冷板凳”大家,这委实与孙学研究的显学地位不相匹配。十多年前,有学者曾大声疾呼要对《革命逸史》进行全面考证,并预计辨伪文章的份量不亚于《革命逸史》原版。仅以《革命逸史》第五集载《丁未潮州黄冈革命军实录》为例,汫洲之役时间有误。其原文称“十四晚党军探报黄金福驻兵汫洲”[4],附录《周馥之奏折》亦称“十四日夜匪扑汫洲……十五黎明,贼分五路,水陆并进……相持至十五日戌刻”[5]。但参加黄冈起义的领袖余永兴《丁未潮州黄冈举义记》记载:“十三日晚,余既成带队攻汫洲,陈涌波攻潮州”,十四日黎明“方至汫洲,党军阵亡二十余人。陈涌波转援汫洲,清军占东灶后高山,血战二小时,清军增援数百人,午后一时党军退守下园乡”。照此推测,进攻汫洲应为十三日晚,十四日黎明开始交火,一直持续至十五日傍晚,历时两日,间中有陈涌波率队增援。[6]
  再如,中国革命博物馆藏有一封1924年8月孙中山致廖仲恺的信,经考证确属赝品。[7]这样的赝品如不剔除,将对孙中山此间的抉择造成极其“混乱”的猜想,孙中山的形象也势必大打折扣。又如孙元超编《辛亥革命四烈士年谱》[8]收有孙中山致徐锡麟函一封,多位学者已考出该函系伪作,但该书第二次印刷时仍然照录。类似情况,需及时纠正,避免以讹传讹。
  与史料辨伪相关,还必须对史学的“伪命题”进行严肃的“纠偏”,以正学术之视听。曾几何时,“革命不如改良”、“告别革命”论甚嚣尘上。这是历史虚无主义的陈词滥调,因为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历史已经是这样,学人只能研究其为什么会这样,而不是一味指责历史不应该这样。此乃唯物主义之常识!此外,还有一种以情感代替理性的倾向,实不可取,比如说孙中山“不可能签订《中日盟约》”,认为果有其事,则有失其爱国形象。应该指出,孙中山在党人生活无着、革命孤立无援、前途绝望的窘境下,以退为进,即使签约亦属策略之谋、权宜之计,无损于孙中山的伟大!再者,孙中山是人不是神,其时是在搞政治革命,不是在温良恭俭让中写文章!
三、旧史料新解
史料新解,在很大程度上与实事求是同义,与历史关注现实同义。犹如对孔子及儒学的阐发没有穷期一样,对孙中山功业、思想与遗产的研究,亟须求实与应时,方能发掘孙中山遗产为现实服务的切入点,使孙中山研究更富生命力,臻于永无止境。近年来,不少学人关注孙中山社会建设思想、文明理念培育、振兴中华大业、孙中山与世界等专题,并渐次从崇拜与纪念、口述史、学术史方面着力,推进了研究的拓展。
  要之,史料新解,要从大范围、长时段中去把握,从书生、理想家、革命家、基督徒、医生等视角去展示孙氏人生的多维度。揭示其以书生的理想去实践中华振兴的抱负,其多重“身份”如何激励他百折不回;他企图以“实用主义”策略与官僚政客军阀打交道,收获的只能是屡起屡败;但他又不能逃避诡谲的现实,以致在难以适应现实又要面对现实的困境中前行。
  就“求实”而言,以晚年联俄为例,切不可忽略孙氏的“务实”性格,更不能用“以俄为师”一句名言来取代其外交策略的多元选择。他曾言之凿凿:“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9]这是在获取苏俄实质性的援助之后、在致蒋介石的私人信函中说的话。也是此间,他又派邓家彦秘密联络德国,谕以“如德国政府能视中国为一线之生机,中国亦必视德国为独一之导师”[10],这不能不说是多手准备。而他与日本的关系更为微妙,自1895年春求助日本驻港领事开始,至1924年11月在神户作《大亚洲主义》讲演止,凡三十年,他一直企盼日本援助中国革命。在与俄国人达成协议后,孙氏仍于1924年1月向美国驻华公使舒尔曼“发出最后一次呼吁,要求他促成大规模的国际干预,这种规模的干预甚至连俄国也从未试图进行过。他建议英、法、美三国占领中国五年,消灭军阀,跟国民党合作,建立一个公正的政府,帮助中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使人民做好民主选举的准备。”[11]以至被苏俄讥称为“调情”。可见,联俄乃孙中山多方试探后的唯一抉择,系双方利益均沾所致。实事求是,乃是避免矫枉过正。应该指出,孙中山的思想在当时还缺乏实践的时间与空间,而思想付诸于实践,肯定要作不断调适,由是,研究其理论要与实际相切合,引用只言片语,有时难免断章取义。
  以“应时”为例,孙中山与中华民族复兴的世界意义,仍有待加强研究。政治上,民国肇建对亚洲共和意识的提振、对世界被压迫民族的唤醒、对华侨在世界范围的互动、与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异同等,个案研究乏力。经济上,民初实业勃兴、实业计划的描绘、借用外力振兴中国,研究深度不足。文化上,提倡世界道德新潮流、誉毁王道与霸道、华夏文明要为世界文明作贡献,大有阐释空间。与之相关者,深入研究孙中山与众多外国人的关系,可升华其世界视野与文明理念。孙中山敢于和善于与外人结交往来,体现了他的政治自信与人格魅力。而西方视域中的孙中山,以及对中国社会形象、政教形象、精神形象的评析,亦不失为研究的着力点。
  [1]余齐昭:《中山文史》,第35辑,广东中山:政协广东省中山市委员会文史委员会,1994年。
  [2]邹佩丛:《中山文史》,第57辑,广东中山:政协广东省中山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部,2005年。
  [3]参见孔祥吉:《略析冯自由〈革命逸史〉的严重缺陷》,北京:《博览群书》,2012年第8期。
  [4][5]冯自由:《革命逸史》,下,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年,第878、881页。
  [6]参见王华生:《黄冈起义与社会反响:以汉文〈台湾日日新报〉为中心》,广州: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7]孙中山于1924年从韶关回师广州之前,曾给镇守广州的汪精卫、蒋介石、胡汉民和廖仲恺写过三封信(胡、廖两人合为一封),指示如何应对商团事变,措词基本一样。中国革命博物馆藏有另一封致廖函,伪质明显,难以为信。不论是从时间、印鉴、信笺、字体均可证为赝品。参见拙作《大师凌绝顶 晚辈影随形》,载《回望一甲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577~578页。
  [8]孙元超编:《辛亥革命四烈士年谱》,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年。
  [9]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45页。
  [10]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编:《孙中山全集》,第八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38页。
  [11]埃德加•斯诺:《复始之旅》,宋久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110页。
“孙中山研究笔谈”之三,《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第93~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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