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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朗:如何看待近代中国的革命与改良

2017-4-5 09:53| 发布者: MAX| 查看: 48| 评论: 0|原作者: 王建朗


  在经历了19世纪的苦难与动乱之后,20世纪的中国进入到一个革命的时代,一个波澜迭起的革命时代。清朝政府、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先后被革命浪潮所掀翻,退出历史舞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才出现稳定局面,由此走上了稳步发展的道路。
  革命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回首百年,有人感叹,如果走代价较小的改良之路该有多好,遂有“告别革命”之说,亦有提倡“回到康有为”“回到孔孟道统”等等说法。然而,历史选择并非由一个理想化的愿望所决定,任何事后的讨论都应该回归历史现场,观察其发生的原因、进程及其影响,而不应脱离具体时空作臆测与推理。
  革命不是人为的任意选择
  一般而言,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改良总是比革命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因此,选择改良、避免暴力对抗为一般常情。然而,古今中外的历史表明,革命与改良的发生皆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并不取决于个人或群体的良好愿望。当社会矛盾尖锐到改良不足以应对时,革命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当社会矛盾相对缓和之时,革命又绝非任何好事者所能煽动。
  20世纪中国革命思潮的兴起与发展,并成为一波波不可阻遏的洪流,并不是中国人有激进的偏好,也不是少数人鼓动所致,而是由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所面临的危机所触发的。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渐陆沉,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外不能抵抗强敌,内不能维持民生,国家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
  历史是给了改良机会的。从“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到昙花一现的百日维新,再到辛丑之耻后的清末新政,清朝统治者先后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自救运动,试图通过局部的改良来挽救将倾之大厦。客观地说,清末十年的改良不能说毫无成就。然而,清政府的改良和社会期待落差巨大。清政府期望通过细枝末叶的改良,将无所不包的君权法制化,为专制君权披上现代的外衣。1908年8月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赋予了皇帝极大权力。1911年5月“皇族内阁”的出台,则向社会公开了清廷皇族的集权之心,使人们对预备立宪的前途丧失信心。
  清政府阻塞了改良之路,使社会普遍弥漫着革命情绪,只是等待着有人出来登高一呼。辛亥之年,武昌首义,各地纷纷揭竿而起。数月之间,江山易色。短短的4个月中,并没有经过特别重大的战役,清廷退出了历史舞台。可见,清廷的统治根基早已松散,革命已是民心所向。
  然而,辛亥革命虽然赶走了皇帝,却未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制度。国家依然处于虚弱和无序状态。在国际上,从日本提出“二十一条”,逼签屈辱的“民四条约”,到一战后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以战胜国的身份而未能从战败国德国手中收回胶州湾,中国依然是一个被人欺侮的国家。国内则是政争不断,连年军阀混战,政局动荡不安,百姓苦不堪言。于是,国民革命兴起。“打倒列强,除军阀”这两大口号,反映了社会外争主权、内争民权的两大诉求。在国共联手的北伐战场上,国民革命军摧枯拉朽般地把曾经貌似强大的北洋军队击垮。
  然而,在北伐战争尚未成功之时,国民党便发起“清党”运动,将昔日的盟友推向血泊之中。国民党掌权后,依然未能解决内外危机,并迅速蜕化为特权阶层。中国共产党继续举起革命旗帜,代表最广大人口的工农,以工农革命相号召,经过20余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在1949年建立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简而言之,20世纪上半叶的这三场革命,皆有其发生的社会基础。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日益加深,实为造就革命之因。非革命难以救亡图存,非革命难以改造社会,首先成为中国社会先进分子的意识,并进而成为普通民众的共同意识。我们看到,革命的推力大大加快了近代中国的进程。辛亥革命一举终结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建立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新社会,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成为可能。
  近代中国革命的发生,是在社会危机状态下,人们对民族平等的追求,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人们向往着一个没有屈辱、没有战争的平等的新社会。在这一追求过程中,由于中外反动势力的强大,中国人民付出了重大代价。然而,作为处于和平时代的,在相当程度上分享着革命成果的后人,对于前人的追求和选择,难道我们可以作脱离历史实际的苛责吗?
  革命与改良并非截然对立
  事实上,近代社会的许多革命者,包括那些革命领袖们,并不是天然的革命者,他们并非从一开始就主张采取暴力革命的方式来改变社会,许多人曾经历了一个从主张改良到倡导革命的变化过程。辛亥革命的领袖孙中山如此,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也是如此。1894年,孙中山曾前往天津,向直隶总督李鸿章上书改革主张,但他未能见到李鸿章。甲午战败打破了他对清廷改革的幻想,从此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毛泽东早年也曾景仰过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新文化运动时期曾对新村主义、无政府主义、工读主义产生过很大兴趣,提倡过和平革命。中国社会改良无望的现实,促使他转向革命道路。
  我们看到,在近代中国,革命与改良,既有路径分歧的一面,又有互为促进和声援的另一面。清末,尽管革命派与改良派争吵不断,但两者有相通之处,都主张扩大民权,要在中国建立起近代民主政体。两者并不是完全背道而驰的选择,在全局上存在互动互利关系。革命派与改良派之间的论战,使民主思想前所未有地普及开来。立宪派主导的国会请愿活动和收回利权运动为辛亥革命创造了有利条件。革命党人也对国会请愿运动和收回利权运动给予了声援和支持。研究表明,辛亥革命迅速获得成功,各省立宪派的支持功不可没。
  同样,在推翻国民党统治的过程中,持改良主张的中间势力也曾发挥了重要作用。抗战后期,在国民党统治区,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矛头直指国民党的专制独裁,国统区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运动的蓬勃发展,使国民党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与社会基础出现崩塌,继续维持专制统治的合法性广受质疑。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一运动给予了高度肯定,并适时提出了建立联合政府的方案,将民主诉求导向实施阶段。解放战争后期,当中国共产党提出新的民主协商制度时,各民主党派积极响应,社会各阶层对于一个人民将要当家作主的新社会充满期待。
  革命与改良取决于不同的历史情境
  如前所述,革命与改良皆是推动社会前进的选项。一个国家在一定的历史时段内,是采取革命的方式,还是采取改良的方式,取决于这一国家在这一时期的基本国情。
  马克思是公认的革命家,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曾公开宣布,“他们(无产者)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然而,马克思并不是一般地反对改良。他认为,在那些阶级矛盾尚未激化的国家,工人阶级有可能通过和平的而不是暴力革命的方式走向社会主义。马克思1872年在阿姆斯特丹群众大会上曾说道:“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在指出无产阶级可以通过和平手段实现社会变革的同时,也指出了这一和平路径的前提:“只有当该社会中掌握政权的那些人不用暴力方法来阻碍历史发展的时候,历史发展才可能是‘和平的’。”
  显然,改良能否顺利推进并取得成功,需有其必备的社会环境。它取决于社会矛盾是否尖锐,社会各阶层是否愿意妥协以避免发生激烈冲突,尤其是统治阶层是否愿意作出妥协等一系列因素。历史表明,在近代中国,旧秩序的顽强抵抗,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使得新秩序难以经由和平的稳定的方式产生,人们只有通过革命来寻求建立新的秩序。近年来,出现了对慈禧太后、李鸿章、袁世凯以及蒋介石的改革与妥协诚意任意拔高的倾向,这导致了对改良成功的可能性过于乐观的估计,严重偏离了真实的历史。
  在对革命的质疑中,一个常见的理由是革命带来了动荡和混乱,认为辛亥革命虽推翻了皇帝,却带来了北洋时期的军阀混战与社会动荡。必须指出,重建新秩序的革命并不必然导致混乱。将民国初年的混乱归因于革命,这一直线型的因果结论并不成立。仔细观察,民国初期出现军事强人势力的潜因在晚清已经养成,其割据正是旧势力旧传统在新社会的变异与表演,它恰恰与共和制度与共和精神是格格不入的。因此,辛亥革命不是搞糟了,而是何等的必要,革命的任务又是何等的艰巨。扫除数千年封建专制的有形和无形的影响,正是辛亥革命的目标之一。
  革命和改良皆有其必备的条件。离开主客观条件,一味主张改良,或一味主张革命,都是不可取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场以“革命”名义进行的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社会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必须指出,这场运动绝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我们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之称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毅然带领党和国家走出误区,以改革求发展,中国社会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革命与改良之争,交织于中国近代史。客观理智地反思近代以来的革命与改良,不仅对于正确认识中国近代史极为重要,对于中国社会今后的发展走向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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