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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谈读书与治学

2017-4-5 09:57| 发布者: MAX| 查看: 57| 评论: 0|原作者: 罗志田

摘要:   澎湃新闻:在您的个人简介里常见“四川大学历史系七七级毕业”一语,“七七级”是否寄托着您别样的情怀?  罗志田:以前的人写履历,其实都有所在的年级,现在好像变了。1977年是改变很多人命运的一年,对我尤 ...

  澎湃新闻:在您的个人简介里常见“四川大学历史系七七级毕业”一语,“七七级”是否寄托着您别样的情怀?
  罗志田:以前的人写履历,其实都有所在的年级,现在好像变了。1977年是改变很多人命运的一年,对我尤其明显。在那之前,我已经做了九年的“知识青年”(也就是没多少知识的青年),在几乎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时候,突然来了招生改革,其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高校的师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老师差不多十多年都没有教过书了;学生除一些几年前招收的工农兵学员(他们基本不经考试,而是经推荐入学,而且还肩负着“上管改”的重任,即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老师理论上是可以被他们管的)外,就是历尽艰辛入学的七七级了。学生终于有机会可以真正读书,老师也终于可以正常地教书而不是被管着教书了。所以那时候师生的感觉非常不一样,我们能切实感受到老师教书的热诚。高我们两班的工农兵学员还在学校,他们不再“管”老师了,而是老师竭尽全力为他们补课。学生很辛苦,老师也很努力。这类补课往往是浓缩的讲座,我就常去旁听,获益匪浅。此前的时代你们不太了解,当年供我们看的书十分有限,国人可看的书一共就有几十本而已。马恩的书都是选择的印本,共有八册,毛选是四册,鲁迅的书有几本,偶尔可能会看到诸如马克思传之类的书。全国所有的书店基本上就这些,其他的书很难见到,除非你通过非正式的私人渠道,否则就不太有机会看到书。有一部名为巴尔扎克与小裁缝的电影,讲的就是那个时候知青和书籍的故事,只不过导演将女主角从知青改为裁缝了。
  澎湃新闻:您的思想文化史研究极具特色,也曾有人戏称您为“另类”的学者。
  罗志田:其实我并没有故意要跟别人不一样,可能如你刚才提到的,我没有把自己定位为某一“门”的学者,这应该会对治学有所助益。当前很多学人喜欢有一个固定的研究领域或研究方向,我总觉得那是一种束缚。我们为什么非要选一个特定的方向呢?若是不自设藩篱,任何理路与方法都会对你有益,自然就可以帮助你。若先为自身设定一个方向,就会先形成固定的认同,在研究过程中有意无意间会主动迎合,以致削足适履,反而得不偿失。我经常同他人开玩笑,说我是做“一般近代史”的,其实也不是简单的戏谑。台北的“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时,曾进行过分组(现在改名为研究群),有政治外交组、社会经济组、思想文化组等。可最后还有一些人哪一组都没参加,于是他们自成一组,叫“一般近代史组”,且这个组后来长期存在(不过我不确定现在类似的称呼还有没有了)。可见不只我一人,还有相当一些人认为不应把自己限定在特定的领域里。你可以主要从事被他人认为是某一领域的研究,但从一般近代史的角度研究近代史,也许会比思想史、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或社会史更宽容一些。这样做也许更容易解放思想,少一些束缚,说不定就不一样了。
  澎湃新闻:从您的研究成果来看,您除了因为对历史上的统计数据不大放心,未做过经济史方面的研究外,其他方面都有涉猎。
  罗志田:大致可以这么说,当然也要看所谓“其他方面”都有哪些。其实我是做中美关系史(也可以说是外交史)出身的,但基本上被他人分为政治、思想、社会以及学术等领域我都有所涉及。不过对经济史的研究,我一直敬而远之。因为我觉得经济史的研究离不开数据,而历史上的统计数据很多都不可靠。即使在如今这么严谨、有这么多科技手段的时代,很多人对今天统计得来的数据也都不大放心,何况以前数据的采集和保存都有很大的偶然性,本不那么确切呢?我总觉得把自己的研究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多少会让人不大安心。有些人会知难而进,至少我不大情愿去从事一项自己都不放心的研究。同样,如果我们明明知道有材料在那里存放着但就是不能看,在得出结论的时候难免也会心里不安。我从不号称已经把所有史料都穷尽了,但在得出结论的时候,至少在可能的范围里要有大致的了解,这样做出的研究会更稳当一些。
  我曾看到有学生在做选题论述时会说,本题目的重要档案现存于美国华盛顿,因为无法前往故而不能下笔。如果在选题的时候明明知道有些材料很重要,又没有能力搜集到,那为什么还要选择这个题目呢?所以我想,尽可能让自己在材料方面放心,有较充分的证据,做出的研究才更可靠。我在四川大学和学生讨论他们论文选题的时候,会问及他们的一个隐私——家里的经济状况。如果家庭经济条件优裕,任何题目都可以选择,也可以到国外去搜集史料。如果家里经济状况一般,则可以去北京、上海或国内其他有材料的地方。如果家境较为拮据,那么我就建议学生在成都找材料,先到省档案馆、图书馆去看。当年和现在不同,那时到档案馆查资料要收取提档费,不管对你有用与否,看一卷就需要两块钱,若复印还要再另外收钱,价格很高。所以家庭经济条件是做研究不得不考虑的现实问题。
  澎湃新闻:您曾提及经常被学生问到“方法”的问题,为此特别主持编写了名家治史一书,在序中明确主张“临摹”大家和前贤。那么在学习名家治世经验的过程中,如何才能“临摹”得好,不至于“画虎不成反类犬”?
  罗志田: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想首先是要选择真正的高人来“临摹”。我在名家治史一书的序言中已经提及,既要选择史学大家的优秀论著,同时也要选择一些比较容易临摹的作品。如果要选择一位老先生,则应注意他年轻时与年长时的作品是否有所不同(如钱穆先生早年写了一本先秦诸子系年,是以考据为主,后来的研究则偏向通达,几乎完全改变了)。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我会选一些自己感到比较亲切的名家名著。如果自己都看着不舒服,还如何临摹?比如陈寅恪先生的名气很大,可是钱穆先生就不喜欢他的风格,若自觉风格亲近钱先生的,就不必临摹陈先生。如果一个人觉得通达的风格适合自己,就可以模仿这样的治史方式。如果觉得自己更适合做细致的研究,就可以去模仿在这方面做得好的大家。总之,选择临摹对象时,首先要自己觉得亲切,并根据自身的长处和爱好来决定。
  我常跟学生讲,史学研究的选题,要性之所近,简单说就是一看就觉得适合自己。有的人直觉好一点,有的人更善于分析,有人则更长于细致的工作;有些人喜欢大刀阔斧,也有人喜欢做绣花针工作,还有人觉得自己粗细都能来,但主要是做大刀阔斧的工作,绣花针工作做得比较少(例如胡适)。有的人偏向于论证比较繁复的问题,甚至不那么直截了当;有的人则倾向于非常直接,而胡适就永远会把读者(而且是尽量多的读者)考虑进去。因此临摹的选择,还是需要你自己首先做判断,可能别人了解你,偶尔会给你建议,但百分之九十还是自己最了解自己。你觉得自己属于哪一类,就往那个方向去找。临摹切忌只看谁最有名,什么研究最流行。因为有名的大家和我们自己往往有很大的差距,而一时流行的东西总会过时。如果你的秉性适合做细致,而那位有名的大家的风格则是大刀阔斧,那临摹他很有可能适得其反。
  还可以参考前人学作诗的办法。学作诗要入门,自然是先读他人的诗,例如要学唐诗,但全唐诗太多,无法穷尽,所以不妨去看别人选出来的唐诗三百首,再逐渐扩大阅读范围。在读这些诗的过程中,如果某位诗人的作品看起来很舒服,那基本上就是性之所近了。当年学作诗就是先进行较大范围的普遍阅读,然后专学某一位自己觉得亲切的作者。等到学得像了,再把自己的特色发挥出来。倘若只是学得像却没有自己的特色,那也只是游走在他人的影子里。不过如果连模仿都谈不上,就更不必提其他了。与之相类,史学研究同样可以采取这种办法。初入门者不妨先去翻阅比较好的学术刊物(如近代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等),阅读上面的文章,觉得哪一位作者的文章读起来比较舒服,就可以选为临摹对象。用比较概括的话来说,就是先找一个适合的方向,找到预流的途径,然后再尽可能发挥自己的特长。
  澎湃新闻:那您模仿过哪些大家吗?
  罗志田:所谓临摹,是对你们这种正常念书的学生说的,对你们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们同你们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因为经历了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我们基本上没有进入选择可以模仿的对象这个阶段。我念大学的时候已经二十五岁了,在填报志愿时,历史不是我首先选择的专业,恰恰相反,是历史这个专业选择了我。那时读书基本上是漫无目的,东看西看。当然也写过一些论文,也发表了,但那都是学年论文、毕业论文或老师主办的学术会议等,即因需要而不得已为之,不是自己想要写什么。等到毕业工作之后,还没来得及模仿,就需要直接去做一些工作要求的事情了。所以我们的大学阶段仍是一种非常规的学习,那时还没想到要临摹什么人的作品,无意中却已有了自己的倾向。
  澎湃新闻:您认为从事史学研究天赋很重要吗?
  罗志田:不可否认,在从事史学研究方面,是否有天赋是有差别的。记得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中讲到希特勒曾说过一句话,他读书一看就知道什么是有用的、什么是他需要的(大意)。若有学术方面的天赋,那的确会比常人强一些。不过天赋异禀的人始终是少数,所以学术训练的作用就在于,使没有这方面能力的人也能通过训练得到这方面的能力。电影美丽心灵(A Beautiful Mind)里有一个情节,纳什(John Nash)将许多从报纸上剪下来的新闻片段串联起来,各种亮点连成了一条线,读出了他臆测的苏联情报信息。其实做学问也与之相似,看史料时就像这里亮一下那里亮一下,史料看多了,某一天各种亮点变成了一条线,故事就显现出来了,也就可以动笔写作了。这是做学问最为理想的状态。不过现在是计划学术,硕士生要求两三年就要毕业,博士生三四年,可能这种状态要到第四年才出现,这就意味着无法顺利毕业,所以我们常常不能等待那理想的时刻。但也许经过训练,我们能使理想状态提前一些出现。
  澎湃新闻:您招学生的标准是什么?
  罗志田: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标准,只要能顺利通过考核就可以,一要通过笔试,二要通过口试。我的要求很简单,我希望了解这个学生平时看不看书、看了多少书,是不是在思考问题,以及思考了什么样的问题。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或她是否适合跟着我学。我招收的博士并不算多,从开始招生到现在也就不过二十多人吧。我现在还在川大招学生,北大已经多年不招生了。我也还在带硕士生。现在很多学校的硕士招生是双向选择,就是需要先通过考试,进校以后再选择导师。确实有学生和我联系了,但我没有接收。这并非因为他们不够优秀,而是我觉得他们预设的研究方向太新,我可能指导不了(这不是客气,也不是托辞)。譬如有学生曾想跟我做性别史的研究,虽然这方面的研究我有所涉猎,但毕竟不是我擅长的领域,所以我就只能建议选别的老师。我知道学生被拒绝是不太高兴的,有的学生甚至从此就不选我的课了。我能理解学生的心情,不过希望学生也能理解老师。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典型的计划学术,必须在规定的时间里完成规定的任务。因此,师生在研究方向和风格方面要有一些起码的共同之处,越多越好。若是老师和学生在起跑阶段就不合拍,双方可能在痛苦中度过两三年,这对学生的成长非常不利。
  澎湃新闻:对从事学术研究的青年学子而言,在读书治学的过程中最应注意什么?
  罗志田:第一要尽可能地高兴一点。如果不能心情愉快地学习,它就会成为一种不小的负担,这对自己的成长和进步是没什么益处的。学习应该是一件富有乐趣的事、一件令人欢喜的事。所以我希望你们在现有的条件下,尽可能让自己快乐一点,不要自寻一些无谓的烦恼。选择研究的方向,也尽可能选自己喜欢的,而不是最流行的。因为历史是一门比较辛苦的学科,倘若不是真正出于兴趣而从事研究,则永远做不到最好;即使是竭尽全力,最多也只能做到比较好。第二要把心放宽一点。从事史学研究切忌太过功利,我们不是经济学,不要进行太多“投入产出比”一类的计算。最重要的是,即使我们不一定能为史学研究贡献什么,也要在学习中使自己变得更好。以提升自己为目的来学习,说不定顺带着就把研究做好了。总之,要尽量使自己过得轻松愉快,并有所提升。这是我们学习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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