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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以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海外珍稀文献的收集与开放 ...

2017-4-5 09:57| 发布者: MAX| 查看: 54| 评论: 0|原作者: 金以林


  选自本刊 “文献传播与历史研究”笔谈
  新世纪以来,“民国热”不仅成为学界的热点,更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两岸有着共同的文化传统和历史记忆,特别是中华民国史,是海峡两岸和海外华人、华侨共同的民族记忆。因此,加强民国史研究,不仅是社会的需要、学界的热点,更有助于凝聚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两岸未来关系要有所突破,宜在历史中寻找资源与共识,这就绕不开对民国史的研讨与评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是研究近代中国历史的专业学术机构。早在1971年受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近代史研究所就成立了民国史研究室,是大陆民国史研究的开端。当即引起海峡对岸的高度重视,台湾“教育部”曾专门组织岛内专家与大陆竞争,撰写中华民国建国史。1991年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之际,近代史研究所曾代表大陆学界首次组团赴台参加学术研讨会,是大陆最早开展对台学术交流的单位。2011年辛亥革命百年之际,由近代史研究所组织国内学界历时40年编撰的36卷本中华民国史正式出版,引起海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这套书的出版,某种程度上也预示着民国史研究的新起点。
  自改革开放以来,民国史研究由“险学”逐步发展成为全社会关注的“显学”。在新的起点下,如何进一步推动民国史研究的发展,成为近代史研究所不断思考的重点。民国史研究要有所创新,首先要不断发掘新史料,并全面开放给学界研究利用。而港台地区和美、日等国学术机构都保留有大量近代中国的历史文献。最大限度地将其复制,并向学界开放使用,是近代史研究所的职责。十年前,本所开始利用有限的科研经费,进行海外文献的复制工作。近年来,本所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近代中国海外珍稀文献收集整理与研究”专项资助,开始有计划、大规模地复制海外文献。
  与台湾学术机构建立资料互换、复制机制
  1.与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资料交换
  台湾学术机构收藏有大量近代中国珍稀档案文献,这对研究工作非常重要。但受各种条件的限制(包括经费),很难以简单方式购买。而本所也收藏有大量珍稀史料,同样为海内外学者所关注。十年前,我们开始探索与台湾研究机构通过资料交换的方式扩充文献收藏的规模与质量,初步获得成功。我们进行的资料交换工作可分为两类:一是将各自机构保存的唯一原始档案(不包括有特殊规定的档案)完成数字化后,互相交换电子档案,分别在各自研究所内对学术界开放;二是以各自保存的近代以来出版的珍稀报刊文献电子版互换。
  第一类情况,我们已经实施了与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交换各自保存的“胡适档案”。北京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一号,抗战胜利后一度成为北大校长胡适的居所和北大文学研究所。1950年由本所前身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接收。本所保存有胡适档案3000余卷,其中照片145卷2600余幅,另有大量胡适手稿、日记和6000余函往来信札以及胡适早年留学美国和抗战时出任驻美大使期间形成的英文档案500余卷,总数超过11万页。台北近史所胡适纪念馆保存有1949年以后胡适的全部档案。北京、台北两所在分别完成电子扫描后,相互交换电子文档,合成统一完整的胡适档案数据库,分别由两所共同向学术界开放。
  第二类情况,本所2008年曾花费数百万日元从日本购买了一套有关东京审判的档案微缩胶卷,直接寄至台北近史所,委托他们完成数字化后转交本所。这不仅能满足两所科研人员分别在各自单位电子阅览室多人使用(可不限于单独的微缩胶卷阅览器),同时本所还以该胶卷电子版与台北近史所交换了两套在近代中国非常有影响且从未影印出版过的报纸电子版。
  根据以上两种不同模式,本所不断尝试与海外多家学术机构交换各自收藏但不重复的电子档案。这不仅可以节省大量资金,而且大大扩充了本所的资料收藏。
  2.制作国民党党史馆档案目录数据库并复制“国共关系”档案
  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是海外收藏近代中国文献的宝库,其中藏有大量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在前后两次国共合作期间的珍贵历史文献,且大都是原件,仅目录即达22万多条,中共中央档案馆均无复本。自2000年国民党失去执政权后,由于该馆经费无着,读者仍要依靠翻阅卡片来调阅档案。多年前,本所首先出资制作了该馆可供检索的全部档案目录数据库,供国民党党史馆和本所开放检索。在建立初步互信的基础上,我们同“党史馆”探讨复制该馆馆藏涉及国共关系的档案资料。目前已完成百万页的档案复制工作,其中包括“五部档”“汉口档”“特种档”等多个全宗档案以及部分“环龙路档”“吴稚晖档”和“国防最高委员会档”的档案。这批文献已全部入藏本所,供学界研究使用。中山大学历史系在编辑孙中山年谱时,曾派多人到本所摘抄、引用大量国民党党史馆档案,而不必再赴台北查阅。
  3.复制严家淦档案
  根据台湾相关法律,“总统”“副总统”文物档案均需入藏台北“国史馆”。机缘巧合,我们得知曾任台湾“总统”严家淦的后人保存有大量严氏档案,经友好协商,由本所出资复制了全部14万页档案。严氏早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抗战爆发后任战时生产局采办处处长,负责办理美国租借法案及中英、中加借款,后调任福建省建设厅厅长、财政厅厅长。抗战胜利后赴台湾筹建财政金融制度,先后任台湾银行董事长、省政府财政厅厅长,协助陈诚主持“币制改革”;1963年接替陈诚任“行政院”院长,后任“副总统”;1975年继蒋介石之后出任“总统”,三年后卸任,让位于蒋经国。严家淦档案内容丰富,涵盖他从政各时期。全部档案复制后,严氏后人承允本所为大陆唯一拥有和开放严氏档案的学术机构。
  4.复制民进党影像资料
  台湾民进党成立于1986年。台湾开放党禁后,已两次获得台湾执政权。在其30年的历史发展中,保留下许多影像文献。本所为加强台湾史研究,复制了民进党1994——2008年间各类政治活动的影像资料300余部,约500小时左右,主要包括民进党组织的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民进党公职人员竞选专辑、政见发表会、记者会、辩论会、“立法院”问政纪实、个人资料专辑、募款纪实、竞选总部成立纪实、“总统”就职典礼纪实等影像文献。
  与美国学术机构建立资料互换、复制机制
  1.复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藏顾维钧档案
  据本所初步调研,除台湾地区外,海外收藏近代中国档案文献最多的机构,当属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手稿图书馆。其中顾维钧档案是最大的一项个人全宗。顾维钧生前与哥伦比亚大学合作,以其保存的档案、日记为线索,完成口述回忆一万余页,并先后两次将其保存的档案捐赠给哥大。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本所所长刘大年与顾维钧协商,翻译他的口述回忆录,并得到顾氏授权出版13卷本顾维钧回忆录。此后本所与顾氏及家属建立长达30余年的友谊。2013年,经顾氏家属协助,本所与哥伦比亚大学达成合作协议,全面复制顾维钧档案。哥大副校长James G.Neal在双方合作协议达成后公开发表的新闻稿中曾盛赞此举:这是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和珍本手稿图书馆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合作项目;世界上其他机构若有意寻求使那些对其有重要意义的史料“重返故国”,那么这一项目也许可以为日后的类似合作提供先例。
  顾维钧捐赠的第一批档案共200余盒,涉及内容从1906年中英关于西藏问题的谈判开始,至1965年关于联合国西南非洲问题文件结束,历经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直至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此部分档案目录由Larry N.L.Shyu整理,于1964年正式开放。但真正系统利用这一档案的研究成果不多,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以下两点值得重视:一是现有编目不够准确,内容与标题有较大出入,卷宗标题往往不能涵盖卷宗的全部内容;二是哥伦比亚大学远处美国纽约,中国学者使用非常不便。而第二批捐赠的档案近百盒,因尚未整理编目,从未对外开放。本所于2013年派学者初步整理过第二批档案,内容形成大多集中于20世纪30—50年代。除少部分一般外交事务外,主要有两大特色:一是保存有20世纪两大国际组织国际联盟和联合国的文件;二是保存有顾维钧大量的私人信函。其中联合国档案最具特色:从初创到20世纪50年代的历次大会、常会及分会纪录、各国代表提案和发言记录。这些文件详细地记录了联合国初创时期各国政府对不同议题的意见,反映了联合国各项宗旨和原则确立的过程。中国政府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各种文件亦有完整保存。二战胜利后,顾维钧不仅积极参与了联合国的筹建,还于1949——1956年任台湾驻美“大使”,顾氏档案中存有大量国民政府外交部(包括国民党退台后外事部门)与他往来电文原件、发电底稿等。其中关于战后美台关系的电文尤其珍贵。内容涉及战后美国军事援助台湾的具体细节,包括武器购买、国防动员以及预备兵役制的实施细节等。这些档案,对于研究朝鲜战争爆发后国际冷战格局的形成、美台关系,甚至新中国外交等都是极为珍贵的材料。目前,本所已完成第一期的复制工作,共扫描完成17万余页档案。并与哥大开始协商第二期合作计划。
  2.抄录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复制中共文献
  2006年9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向学界开放由蒋氏后人暂存于胡佛研究所的蒋介石日记。本所在第一时间派出专业人员前往阅览、抄录蒋氏日记,前后近三年陆续十余人次,抄件全部录入打印后,再赴美重新校补,大体完整抄录了1917—1952年间的蒋介石日记。
  复制胡佛研究所藏中共文献。胡佛研究所是美国著名智库,其主要研究方向为革命与战争,特别注重收集20世纪中国、苏联及东欧等国的革命文献。早在1948年供职于胡佛研究所档案馆的芮玛丽(Mary Clalaugh Wright,美国著名汉学家,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系费正清学生)在上海滩购买到一批胡宗南闪击延安时缴获的各类中共文献,其中包括延安时代的出版物、内部印刷品、中共各级党政部门进行土改等各类调查报告,总量超过3000余卷。这批文献长期保存于胡佛研究所,虽有详细编目,但基本不对外开放。2013年,本所与胡佛研究所签订合作协议,共同出资对这批文献进行数字扫描,并由本所完成数据库制作,再交由两所对学界开放。目前该项目正在进行中。
  此外,我们还同美国华盛顿大学共同合作复制该校东亚图书馆藏伍宪子档案。伍宪子是清末保皇党的重要人物,全部档案20余箱,收藏有伍氏与康有为等保皇派的往来信函以及他同各方人士往来通电的密电码等原始档案。
  3.复制美国国家档案馆及私人收藏的历史照片
  当前,影像史学越来越受到社会和学界的广泛关注,一张令人震撼的历史照片,有时远远胜过千言万语的文字叙述。影像史料不仅是珍贵的历史档案,更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2010年前后,大陆民间学者章东磐等曾赴美国国家档案馆复制了抗战时期美军摄影记者拍摄的战时照片,特别是中印缅战场的照片2.3万张。此后,由本所资助他们再次赴美国国家档案馆复制朝鲜战争期间美军战地记者拍摄的3万张照片,并获赠他们此前复制的抗战照片。这批照片不仅清晰度高,且每张照片都有完整的文字说明,极具历史研究价值。
  2014年,顾维钧外孙钱英英向本所捐赠了400余幅顾维钧保留的个人照片,其中有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孔祥熙等签名赠送顾氏的照片。
  此外,本所还复制有史迪威家族收藏的2000余幅老照片,除反映二战时史迪威与中国战场的照片外,更多的则是20世纪20年代史迪威作为驻华使馆武官,第一次来华拍摄的北洋时代的照片,其中既有反映在北京胡同里的家庭生活照,也有他出席北京、天津各类外交活动和反映当时社会风土人情的照片。这批照片大多未曾公开展现过。
  与欧洲学术机构合作复制档案
  1.复制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藏赫德档案
  赫德,控制近代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近半个世纪。他出生于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毕业于该市女王大学。赫德从中国返回故乡后,将其个人全部档案包括日记等捐给母校女王大学。赫德档案不仅对了解近代中国海关、邮政系统的建立和运行至关重要,同时对于了解英国与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方面,都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本所正在与女王大学合作复制、整理、编目这批档案。
  2.复制比利时修道院藏陆征祥档案
  陆征祥是中华民国第一任外交总长,后任国务总理。1918年,陆征祥作为中国首席代表率团出席巴黎和会。由于列强的不公,中国代表团拒绝签署巴黎和约。会后,政治失意的陆征祥脱离政界,赴比利时某修道院出家当神父。但他此后仍与中国许多政要如蔡元培、汪精卫等保持联系,形成一批重要档案。本所在国际友人的协助下,已将这批档案20 000余页全部复制完成,现正在编目中。
  3.复制俄罗斯各级档案馆中共与共产国际、苏共关系档案
  2013年本所所长、中国史学会秘书长王建朗一行赴俄罗斯访问,拜会了俄罗斯史学会会长(由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担任),商讨两国史学会共同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活动。出席会谈的还有俄罗斯国家档案局长、各相关学术机构首长。双方还就两国共同合作复制前苏联各级档案、学术机构收藏的有关中共与共产国际、苏共关系档案达成共识。目前,该项目正在有序进行。
  民国政要日记专项收藏
  自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入藏本所档案馆后,本所针对民国政要日记开展专项收藏。目前通过各种渠道复制散见在世界各地的民国政要日记原件电子版的有黄郛日记熊式辉日记张发奎日记谭延闿日记傅秉常日记等;复制非正式出版的日记排印本有陈布雷从政日记何键日记王东原日记万耀煌日记李汉魂日记等。另,抗战时期曾任外交部情报司司长、委员长侍从室成员的邵毓麟的后人,数年前向本所捐赠了邵氏日记原件十余册。
  着手建立海外珍稀资料征集委员会
  目前,仍有大量的中国近代史珍稀资料,特别是原国民党政要的档案资料散落在海外。鉴于台湾的政治生态,有不少原国民政府要员的后代希望在台湾以外寻找安全合适的资料存放地点。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等子孙辈因不满台湾现状,纷纷将其先辈保留的档案或捐赠,或暂存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哥伦比亚大学等学术机构。但也有许多人的后代表示愿意将先人的档案原件或复印件保存在祖国大陆,而且对保存在本所表示出浓厚的兴趣和积极的意向。为此,本所拟成立“海外珍稀文献征集委员会”,广泛邀请民国政要的后人,欧美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等加入,为本所提供信息和帮助,努力收回散落在海外的珍贵近代史资料。
  与此同时,本所于2013年在原图书馆特藏室的基础上成立“近代中国档案馆”,在完善本所已有收藏和国内原始档案征集基础上,凡从海外征集到的档案,一经完成编目,即输入到档案馆电子阅览平台,供海内外学者研究使用。其中,仅蒋介石日记因受蒋氏后人和胡佛研究所的抄阅限制,只开放给本所同人利用,暂不对外开放。本所档案馆的保存设施也得到极大的改善,专门改建一座恒温恒湿的档案库,以利档案的保存和征集。
  总之,历史研究的创新基础,最主要的一点是发掘新的档案文献。近代中国战乱不已,许多珍贵文献散失在世界各地。随着科研经费的增加,特别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中国海外珍稀文献收集整理与研究”重大创新工程的支持下,本所在海外广泛收集档案文献,以供学界研究。我们一定尽最大努力、最大限度地将散落在海外的文献收集回归,提供给研究者利用,扩大国际和两岸学界交流,进一步推动民国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原文载史学月刊2017年第1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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