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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杰:关于孙中山与海外革命策源地研究的思考

2017-4-5 10:07| 发布者: MAX| 查看: 141| 评论: 0|原作者: 王杰


  近代中国民主革命惊见一出奇特的历史画卷:孙中山领导“起共和而终帝制”的壮举功成于国内,指导和主导革命的力量原本理应在本土生发,但引人入胜的是,海外革命策源地应运而生,“出尽风头”,作用彰显;华侨“横空出世”,成了早期革命的主导力量,并推动了民主革命的深入发展。这是中国近代革命的“特殊性”使然。由是,海外策源地体现了“输入性”“漂移性”“影子性”的特质。
  孙中山在阐释民主革命事功时有过相当多的如是说法:“慷慨助饷,多为华侨;热心宣传,多为学界;冲锋破敌,则在新军与会党。”董必武认为:“海外华侨是辛亥革命强有力支持者。” 毛泽东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毋庸置疑,中国民主革命从海外发轫,在特殊的革命环境中,孙中山创造性地创建了民主革命的“海外策源地”,这是对中国民主革命的重大建树,也是中国民主革命特殊性的典范式展示。完全可以作这样表述:没有海外革命策源地的孕育与运筹,就没有民主革命运作与成功。海外策源地的建立,功不可没。
  毋庸讳言,多年以来,史界也出现了一个惑人的现象:史家对“海外策源地”字眼耳熟能详,不时被提及与引用,但在汗牛充栋的学术著作里,对海外策源地发阐的文字却难得一见。一个多世纪过去,史籍似乎对策源中国革命的海外根据地有嫌“不公平”。
  海外策源地发轫于檀香山,随后在香港、日本、美洲、南洋等地联动。各板块策源地建立时间有先后,持续有长短,涉面有大小,但是,以海外策源地的“整体”视角考察,在促进民主革命思想的萌发与扩展,推动筹款捐助,引导华侨回国参加起义等作用而言,优劣互补,相辅相成,所引发于民主革命的意义都是“共时性”的——无需强调某一板块影响的多寡与轻重。
  海外策源地之说要
  策源地的地位与作用。海外策源地立足于海外,其所有的思想策源、组织党势、宣传鼓动、筹款捐献、谋划起义等等要项的运作,都服务于推动祖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推翻清朝专制政治、创立民主共和大业。毋庸讳言,辛亥革命的成功,凭藉多种因素的“合力”促成,但策源地的发韧之举、先驱之声、捐资之功、推助之劳,无疑是首屈一指的。
  近代政党与策源地孪生。这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独特现象。近代中国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问世于檀香山,是为政党(雏形)之滥觞,标志着海外革命策源地的发轫,开创了以华侨为骨干的革命团体领导中国革命的先河。东京同盟会,作为领导全国革命的政党横空出世,形成了全国革命的核心集团,留学生成为政党的中坚力量,日本因之一跃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策源地。为了壮大革命组织,同盟会骨干随后分别驰赴南洋、美洲发展分会。随着各地同盟会分会机构的建立,策源地的“板块”地域逐次扩大。
  华侨是革命之母。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命题。如果说近代政党与策源地孪生,那么,华侨便是海外策源地之母。“母”特质的外化,体现于华侨极大的爱国救国热情及其可贵的担当精神。孙中山作为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和躬行者,又是体验者和见证者,在回顾革命历程与评价事功贡献时,不忘初衷,强调:“我海外同志,昔与文艰苦相共,或输财以充军实,或奋袂而杀国贼,其对革命之奋斗,历十余年如一日。故革命史上,无不有‘华侨’二字,以长留于国人之脑海。” 孙中山虽然没有题词或提及“华侨是革命之母”这一说法,但是,从孙一向关于对华侨的褒扬表述,他对这一说法是高度认同的,是没有异议的。张永福在南洋与创立民国中忆述:“现在有许多人,都承认孙先生说的‘华侨有功革命’‘华侨是革命之母’。”这是孙中山关于“华侨是革命之母”说的唯一出处。
  策源地的创新驱动。革命的本身就是一种创造运动,策源地在民主革命过程的“创新”成果,可以誉为民主革命活力与动力的源泉,促使海外策源地的革命行进充满了勃勃生机。南洋的阅书报社,寓立党与宣传于其中,革命活动在其美名的掩饰下大行其道,胜似暗渡陈仓。美洲洪门致公堂与同盟会合二而一,开创了孙中山民主革命“最早”的“统一战线”,成功地导演了美洲华侨革命的风潮。筹款是最为艰辛的活动,檀香山和香港“开其端”,南洋“接其续”,而美洲“推其澜”。美洲“发明”将致公堂会所抵押资助捐款,既减轻了个人的压力,又代表了会众的集体意志,可谓一举二得,彼此双赢!
  起义失败孕育了成功基因。策源地在17年(1894-1911)的光阴中,筹划组织了10武装反清起义及多次暗杀活动,除一二次暗杀成功之外,所有的起事都失败了。不容忽略的是,失败不是白费,鲜血没有白流。第一次起义未遂,社会效应不大,但政治影响不凡:向清廷开了第一枪,宣示了革命党的诞生,并要以暴力推翻清朝统治,吹响了开先的号角!更有实质意义的是造就了孙中山(经过伦敦蒙难)名扬四海,为革命党“造”出了伟大领袖!西南边陲的多次失败,引发了党人的反思,分兵经营长江中下游,又从运动会党到策动新军,一是扩大了革命火种的散布,二是拓展了依靠的力量,播种了“东方不亮西方亮”的契机!黄花岗一役,党人“以死唤醒国民”的目的“如愿”达到,五个月后,武昌起义成功。没有前十次起义对清廷的冲击、没有屡败屡起精神对民众的激励与唤醒,没有前期起义经验教训的启迪,便没有辛亥革命的洪流。如果说,黄花岗起义与武昌起义并寿,那么,可以说此前之每次起义,都为武昌起义立下奠基之功。
  会党是早期起义的主力。策源地早期武装反清,主要依靠会党的力量。会党是传统游民社会的组织,人员良莠不齐,作风优劣明显。有激情、肯冒险、不怕死、讲哥们义气,是其优长;见利忘义,无担当精神,图利而来,无利即去,缺乏责任感是为劣根性之痼疾。为何要利用这么一种力量?应该正视的是,孙中山革命伊始,白手起家,孤立无援,面对强大的清政府,他只能利用传统社会的力量、下层的基本民众。洪门具有反清的传统,又与海外华侨相联系,邓荫南、尤列、郑士良等便是不可多得的血性者与胆识者,是孙中山唯一可以信赖和调动的力量。舍会党其谁?这便是存在决定意识。随着国人的觉醒以及革命风潮的鼓荡,转而依靠新军和知识界,这便是后话。
  孙中山是策源地的引擎。孙中山的引擎贡献,主要体现于思想策动与板块串连。思想策动,初期以“排满”“反清”为号召,同盟会成立,孙中山确立了“三民主义”的纲领,以创建共和政治为宗旨。他发动的“革命”与“保皇”的大论战,在策源地先后持续了两三年,扫清了革命的绊脚石,奠立了策源地的革命思想基础,营造了策源地倾向革命的氛围,这是策源地得以在“革命”的旗号下发展壮大的根本保证。板块串联,孙中山以职业革命家为己任,出生入死,哪里有困难他就出现在哪里:伦敦蒙难,他逃过被秘密押回处死的厄运,从此扬名;两次倒孙风潮,他虚怀若谷,没有溺于党内意气争斗的漩涡,埋头策划反清起义;经费不济,他环球奔走,亲自到美洲打开局面;他随时随地宣传革命,其富于激情和鼓动式的演讲,赢得了侨众的共鸣。他以流亡革命家的身份,牵起了各个“板块”的联络,导演了海外“整个”策源地的革命风云。以是,后来,有华侨称孙中山是中华民国的“国父”,“更称之为侨父”。
  华侨的捐输数目存疑。策源地对民主革命的热情捐助是为最大的亮点,无可置疑者,这是难以弄得清楚的一笔“糊涂账”。不少学人此前做过努力,有过统计,平实说来,也只是“参据”而已。其原因很多:或因为缺乏实时记录,多为时人回忆,有嫌虚高;或申报数与实缴数不符,甚至有只报不缴者,存在水分;或只有总计,没有明细,如有说孙眉捐出70多万美元,似是一种估算;或有捐款数目,缺失用途去向 ,不甚了了;或仅记载数目而币种不明(美元、港币、秘鲁银元、叻币、缅元),难以换算;还有款项直接捐给个人,如美洲一工人给孙中山送来一麻袋钱,理性估计,里头装的应是小币,而究竟数目几何,奈何永远成谜矣。
  策源地之“板块”比较
  与“整体”相对而言,策源地各个“板块”错落分布,形态各异、别有侧重、时有异同,彼此互动,又独立成体。透过繁纷复杂的表象,展示出一些“个体”的精彩,这便是比较中之“特色”。
  从“板块”策源地华侨的思想水平看,日本高于美洲,美洲高于南洋。
  旅日华侨以经商为主,其知识储备和经济头脑相对略胜一筹,加之前往日本留学的知识人士较多,华侨的整体知识(思想)水平相对偏高。同盟会在东京成立、“论战”首当其冲便是其突出的体现。南洋华侨人数众多,以清朝逃犯和避灾流民为主(该地谓之“新客”),分母基数大,是华侨文化水平总体略低的一个重要原因。以保皇与革命的论战为例,思想对决发端于日本,并非全是偶然,与日本华侨和留学生文化素质、知识储备,素质涵养,思维灵敏,洞察明辨等方面都有关系。反观南洋的论战,人身攻击、脏话无忌、恶语相向等现象不时可见,或可从一个侧面佐证南洋地区知识素养的欠缺。其间,保皇党人因理念、思想、文字略逊一筹,便使出勾结清廷驻外使节、殖民当局以及地方恶霸的卑劣方式来陷害和摧残论争对手,无疑是素质的一种折射。
  从经济援助的热度来看,南洋胜于美洲,美洲高于日本。
  南洋“板块”是孙中山在华南地区发动的十次武装起义中支持最多、最直接的地区,除第一次广州起义之外,其他九次都厕身其间,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努力,不少华侨巨商在捐献时不惜毁家纾难,比如张永福、林义顺、吴世荣等。南洋“板块”支持革命的力度之大,时间之持久,与其他“板块”策源地相比都略胜一筹。美洲“板块”革命思想启蒙较早,但是,直到1911年间具规模的捐献活动才凸显出来。日本“板块”捐献革命的规模小、数量少,是总体特征。从革命重心驻足的时间长短来看,也能略窥其貌,1905年左右,因留日学生的支持力度,革命重心在日本日渐成型,但其革命重心形成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孙中山另择革命重心的时期。自1907年开始至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革命重心一直在南洋“板块”流转,南洋侨众热情赞襄革命是对南洋“板块”策源地的最好的哺育。
  从“板块”互动上看,盘活了策源地一盘棋。板块间之互动,由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之骨干串联促成。在这个意义上说,革命党人的成功协调,增进了优劣互补,加强了相互援应,整合形成海外整个革命策源地的最大优势。檀香山“板块”崛起未几,孙中山匆匆赶回香港组织起义,盖因香港凸显“地利”之长;广东起义失利,孙中山移驻越南,策划西南的起义,且因当地华侨既凭地利,又握“人和”;筹备广州黄花岗起义在南洋筹款遇到困难,孙中山又奔赴美洲发动洪门补救。因香港创办中国日报,陈少白从日本南下主持;南洋支部出现人事纠葛,派胡汉民亲自坐镇;筹组缅甸同盟会需要支持,党人骨干接踵驰援;加拿大对保皇党论战急需主笔,冯自由即从香港空降而至。举凡,有无互通,优势互补,相得益彰。
  策源地之解读仍在路上
  历史是建构出来的,只有更加接近历史真相,难以完全还原历史面容。笔者不赞成历史虚无主义,更不是主张虚无的历史。只是强调:后人在还原历史场景时,囿于材料、逻辑、方法、理论、视角、层次、学识、能力等等的局限,或会导致这样或那样不足,乃至导引建构出来的历史存在彼此间的遗憾。热点的不时更替,话语体系不断变动,说明百年以来,我们对历史的建构仍在路上,也没有结束的那一天。
  对“海外策源地”课题探步,较于之策源地这座“冰山”,本题自忖只是触摸其“一角”,由于史料繁杂,良莠不齐,加上时间仓匆,够不上考证与辨伪,自觉仍有很多不足亟待完善和补充。要以海外策源地“是什么”作为研究视角和关注方向,通过相关史料的梳理、罗列、分析与解读,对海外策源地的样态、情状、关系、互动、贡献和特质进行了阐释,用以解答“何为策源地”以及“策源地何为”。
  然则,海外策源地有许多“为什么”的问题值得深入发掘和探究,有如:
  近代民众对待“华侨”态度是如何转变的,转折点在哪里,因何转变以及为何转变?与之相关,华侨群体对“华侨”身份的认知与认同,与海内外间的关联千丝万缕,是怎样的国内外大环境造就了近代中国华侨群体的自我认同?
  作为边缘人的华侨与边际人的留学生,他们之间身份如何互换,身份变化(或一身多兼)同时,心理如何调节与适应。同处“边缘”地位的这一特殊群体,之间是如何互动,如何相辅相成,或相反相克?
  同属策源地之“板块”,日本、香港、美洲以及南洋何以呈现出如此多姿之样态、特质以及差异,其间之异同能否归结于地域与社情的不同?地理的阻隔、时空的限制,是否阻断各“板块”策源地之间的联络与互动?
  华侨具有敏感的主观能动性,在对待清廷、维新党以及革命派时经历了怎样的态度变化?当“天崩地坼”来临,蜕去旧时代臣民的束缚,追求新时代公民的自由,华侨群体是否就是顺利过渡?他们有没有经历别样的心境衍变以及特殊的心路历程?
  国内官僚群体与驻外使臣在对待革命派,看待海外策源地的问题上是否存在共同之处?相互有无隔阂?
  海外会党是国内会党的一种衍变,国内外会党在思想基础、组织架构、结社规则、运行模式以及参与革命等方面有否异同?两方有无互动,怎样互动?在携手合作的关口,两者的关系如何相处,主次怎分?
  乡绅与华侨的关系问题,乡绅如何看待华侨,华侨能否成为乡绅?乡绅与华侨身份的互换折射出怎样的时代变迁?
  “策源地”视野之下的各个“板块”之华侨,有无上下层之分(南洋荷属可见,美洲怎样),之间有无互动,对策源革命的态度及其演变的状态若何?
  “策源地”以及华侨革命的隐性与显性何在,归因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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